1958年，新中国即将迎来十周年庆典，上级决定，在首都北京兴建十栋建筑，以此来彰显新中国的成就。
人民大会堂，正是其中之一。
大会堂的名字是毛主席亲自命名的，在毛主席到来之前，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为何弃而不用？
这一切，还要从毛主席的经历中去寻找答案。
作为人民领袖，群众在毛主席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人民的分量
1948年三月，许世友将军将战士们召集起来，战士们以为许将军将要下达作战命令，然而，当他们赶到许世友身边时，许世友却拿出了一封信，朗读起来：“亲爱的同志们,看见了你们,我们又悲又喜,喜的是可得救了,悲的是这几个月我们受尽了亘古未有的大大灾难。
国民党伪军自占领潍县后,烧、杀、抢劫、抓丁、抢粮,无所不为,潍北全县被拉去牲口两千余头,粮食被抢精光,被抓壮丁难以统计。更残酷的是广大群众被残杀。两年多来,潍北人民被残杀者已有千余……”
四下鸦雀无声，只有许将军的朗读声： “要求你们像在孟良崮一样消灭敌人,在潍县留下英雄的胜利,立下大功,这是我们对你们高贵的信仰,也是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
这封信的作者是一位老乡，在旧社会，像这样的穷苦人还有很多。
1948年5月，毛主席乘车前往西柏坡，在路上，他不时用目光打量周围的景色，忽然，他的表情僵住了。
路边，一位妇女正在哭泣，她的身边是一个奄奄一息的孩子，毛主席走下车去，来到孩子身旁询问情况：“孩子怎么了？”
孩子的母亲哭着告诉毛主席：“孩子病了，打算带他去找个大夫，可这孩子似乎不行了”
毛主席闻言，立刻吩咐随行的医生，给孩子看病。
医生正在诊脉，毛主席便焦急的询问：“孩子有救吗？”医生点了点头，但她随后便犹豫起来，原来，要想救活这个孩子，需要用到当时非常稀缺的药品盘尼西林，这药在当时的中国根本无法买到。
“这药非常贵重，你生病的时候我都不舍得。除非万不得已。”
毛主席听她这样说，立即抬高了声音：“现在就是万不得已的时候！”
在主席的坚持下，小女孩转危为安，主席这才放下心来，继续赶路。
医生原本也想跟着主席一起走，没想到主席却吩咐道：“你送这孩子回家，孩子没事了，你再回来。”
后来，毛主席对身边人说起：“要想个办法让医生去农村”
毛主席十分重视百姓的所思所想，而百姓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新中国的热爱。
领袖与人民
1949年，经过平津战役之后，国民党将领傅作义认清了现实，与我军签署了协议，北平解放了。
刚刚解放的北平，有很多事情要做，但首要的一件事，便是清扫垃圾。
国民党治理北平的时候，根本无心整理市容，就连天安门城楼两侧，都堆满了垃圾。
我军进城之后，新政府号召大家，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许多市民蹬着人力三轮车，一车一车往城外运垃圾，只用了九十天的时间，北平这座六朝古都恢复了往日的光彩，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为了治理国家呕心沥血，他在百姓心中的地位也与日俱增。
这个时候，毛主席再想出去和群众聊天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当时，台湾的蒋介石不甘心失败的命运，派遣大量特务潜伏在大陆，公安部门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制定了很多规则，公安部长罗瑞卿，更是在毛主席每次视察时，如影随形的跟在左右。
他规定：毛主席外出，必须佩戴口罩和墨镜。
毛主席并不情愿，但他为了出行，还是接受了罗部长的提议。
1952年春节，毛主席戴着口罩视察南方，当专列来到武汉时，他走下火车，来到武汉街头。
当时街边有位老伯，正在卖炸豆腐，毛主席走过去想和老人家聊两句，还没开口，一旁的小姑娘认出了毛主席，大声喊道：“毛主席来了！”
霎时间，人群蜂拥而至，这场面把毛主席的警卫人员吓坏了：如果里面有坏人，怎么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呢？
此时跟在毛主席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心中暗暗焦急，他把目光投向罗瑞卿，罗瑞卿也是一脸紧张，声嘶力竭的喊道：“快把主席围住！”
百姓越聚越多，他们抢着和毛主席握手，罗瑞卿没有办法，只好在人群中大喊起来：“大家让开一条路，让毛主席走，好不好？”
百姓们听到罗部长这样说，纷纷让开一条道路，毛主席有惊无险地离开了。
回到北京以后，罗瑞卿立即加强了保卫措施，主席想要出门更困难了，他每次想出去，必须得到罗瑞卿的批准，以便罗将军安排警卫。
此时的毛主席，开始怀念转战陕北时，他自由自在的生活。
那时，他带着李银桥，随便走到一个村子里，与村民拉家常。
毛主席和农民的话题，从庄稼谈起，一直谈到肥料，谈到种地的方法。
他问李银桥：你还记得那次吗？
李银桥沉默片刻，才回答主席：“当然记得”
主席微微一叹：“现在，要是能像几十年前那样，到前门喝一碗大碗茶多好么”
李银桥知道，主席想要出去，与群众接触，了解他们的想法，但他没办法同意主席的意见。
后来，李银桥回忆说：“在这方面，我必须听从罗瑞卿的意见，而不是主席本人”
对于这样的安排，毛主席颇为无奈，但他却不能提出异议——尽管他是党的主席，人民的领袖，但他同时也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组织决定他必须遵守。
不过，毛主席也有自己的法子：他经常去外地视察，在专列上，他与列车的服务人员交起了朋友。
在毛主席看来，他的卫士、身边的服务员，都是最能接近劳苦大众的人，与他们交朋友，也就相当于了解群众。
当时，毛主席专列上，有一名服务员，名叫姚淑贤，她是天津人，主席很喜欢他。
一次外出途中，主席问道：“小姚呀，快到你家了吧？”姚淑贤点了点头：嗯，还有半个小时就到天津！”
主席微微一笑：“你说，天津什么最出名呀？”
姚淑贤脱口而出：“大麻花！”
主席不知可否：“天津的狗不理更出名，你说，它为什么叫狗不理呀？”
姚淑贤的回答毫不拘束：“老板特别精呗，谁不买他的包子，他就要骂人家！”
主席哈哈大笑：“我可不能挨骂，这样吧，到了天津，让人去买包子，今天你请客嘛？”
看到姚淑贤掏出自己的钱包，主席又问道：“你工资多少哇？”
姚淑贤脸红了：“工资虽然少，请客还是足够的！”
主席笑着制止了她：“客你来请，钱我出”
那天，姚淑贤与专列上的所有人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他们一起吃包子，一起谈天说地，毛主席的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对于姚淑贤来说，主席不仅是领袖，更是亲人。
后来，姚淑贤因为家庭原因，离开了毛主席，临走前，主席和她合了一张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记者前来采访时，她说：“这张照片我要永远珍藏下去。”
毛主席身边的卫士换了很多人，但主席一直记得他们，他曾对卫士有过吩咐：“我身边的人，如果来看我，我不忙的时候就见他们，如果我忙，你们代我见一下，他们帮过我的忙，我不能忘了他们呀！”
在毛主席眼里，那些为他服务的卫士，只是在“帮忙”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亲人关系。
毛主席经常告诉别人：“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可总把我当领袖也不行，我受不了。”
事实上，毛主席一直在用平等的态度，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1970年12月，毛主席会见美国记者斯诺，面对当时对他的一些称呼，他做出了回应：“总有一天要统统辞去，只留下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的确，他是教员，在他心里，真正主宰历史的，是成千上万的劳苦大众。
人民大会堂
兴建人民大会堂，也是一个吸取各方意见的过程。
1958年，上级决定，要盖一座万人礼堂。设计稿出了七次，都不理想，专家们议论纷纷，周总理指示大家：要解放思想，多听取一些年轻人的意见
于是，赵冬日等年轻设计师的意见被纳入讨论范围，最后周总理拍板：“就用这个”
周总理进一步要求：“大会堂的寿命，至少不能少于350年”而且，他要求工期必须在一年之内竣工，因为一年后，就是新中国的十岁生日！
在上级的统筹安排下，这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成为了现实。
两万多人日夜施工，全国各地支援北京，大会堂终于在1959年国庆节之前建成。
9月，毛主席来到大会堂，他问道：“你们有名字了么？”
领导同志回答说：周总理说，等着主席命名。
主席继续问道：“你们从前怎么叫的？”“我们都叫万人大礼堂，还有人叫“人民宫”
毛主席摆了摆手：“宫嘛，太封建了，还是叫人民大会堂好”
就这样“人民大会堂”这个名字最终定型，它见证了中国一个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成为中国人民心中一个神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