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华录》即将大结局，评论有褒有贬，但总体上属于一部难得的古装佳作。
即便如此，小编依旧对剧中的一句台词愤愤不平：“以色侍人才是贱。”
如果赵盼儿、宋引章活在当下会怎样？
翻身创业，偶遇才子成良配？
不，她们只会被迫一天接待30多个男人，怀孕后价格翻倍被更多的男人骑在身上……
这不是夸张和虚构，而是性奴的真实经历。
摄影师米米十年辗转九个国家，冒着风险混进妓院，疏通关系采访皮条客，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整理出了一部纪录片——《性的代价》。
整个纪录片呈现了那些以色侍人的女人究竟有多“贱”。
“你就是服务员，以妓女的身份”
在光鲜的迪拜，浪漫的土耳其，岁月静好的东欧。
在那些中东人享乐的地方，光鲜表面下的阴暗角落里，永远有源源不断的姑娘等待着挑选。
姑娘的价钱由国籍决定，中东的女人开价最高，一晚的价格最高可达1000美元。
体面亮丽的霓虹背后，是永恒的繁忙和孤独。
康斯坦丁医生是欧洲的一位艾滋病预防医生。
他说：“迈进（情色场所）去，第一眼看到的是肉，最后看到的是痛苦。”
薇卡最初是被熟人介绍到迪拜做服务员，一个月500美金，当她满怀憧憬地到达酒店后，才意识到不对劲。
一个叫哈桑的男人接待了她，然后被带去了一间公寓，让薇卡给他提供特殊服务，还具体指导着薇卡应该怎么做。
薇卡忐忑地疑惑：“这也是工作要求吗？”
哈桑大笑：“难道你不知道来这里是干什么的吗？”
“我是来当服务员的。”
“没错，你就是服务员，以妓女的身份。”
薇卡不愿意，就会遭到皮条客的毒打，打完后被逼着跟建筑工地的工人不断发生性关系。
那些男人，花3美元就可以和薇卡玩一次，一天下来，薇卡至少要被30多个男人凌辱。
薇卡屈服后，最先学的英语单词是“how much”，第二个单词就是多年后被忘记的“避孕套”。
几年之后，这句开场白依然刻在了薇卡的脑子里，脱口而出：
“Hi，how are you，how much？”
（你好，开价多少？）
但大多数男人是不愿意戴套的，薇卡第一次与男人发生性关系后，就怀孕了。
不过就算怀孕了，依旧要“做生意”，更荒谬的是，她的价格甚至翻倍了。
男人们争先恐后出双倍的价钱，想试试和孕妇搞是什么感觉。
薇卡怀孕九个月，被卖了三次，每次都被皮条客打到屈服为止。
最后一位老鸨给她买了一张折叠床，在上面凿了一个洞，这样接客的时候，薇卡就可以把肚子放在洞里，可以“好过”一点……
当导演问薇卡为什么不反抗。
薇卡确定地说：“只要客人付钱，我就得和他们上床，必须答应！如果不答应，他们就会把我从15楼扔下去，没有人管你的死活，他们会把我扔到海里，或是埋到沙漠里，没有人会去找你。”
有过类似经历的另一名性奴珍妮被卖给了土耳其的一家妓院，被迫当了妓女。
皮条客拿走了她的护照，将她关在里面，连窗户都被钉得严严实实，她只能躲在角落里任人宰割。
珍妮回忆：“我们永远都在工作，有时一天要接待50位客户。
过去以及现在，我都有同样的一个想法：我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我宁愿死也不愿这样活着。”
对于薇卡和珍妮这群人，她们的客户从洗碗工，到国会议员；从爸爸领来的12岁小男孩，到83岁的老爷子……
绝望之时，薇卡会忍不住感慨：“我那时真是单纯，当时我19岁，一心想着赚钱。”
“我简直一无所有，日子太苦了！”
被拐走的女孩，几乎都来自贫穷的小国。
而骗子的借口无非就那么几个：去国外当服务生、保洁员、保姆…
也许你会好奇，这些普通的工作为何会令女孩们趋之若鹜？
随便一个16岁的少女都不会说：自己宁愿当妓女也不愿当护士。
一旦你知道她们的出身，以及她们面临的生存环境，就会明白这些姑娘为什么会踏进陷阱。
珍妮来自摩尔多瓦，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被拐卖那年，她只有18岁，只会下地干活，没有工作，也没有钱。
用她的话来说，“我简直过得一无所有，日子太苦了！”
在珍妮这样的女孩眼中，很多人都迫不及待地前往欧洲，追寻一个自由美好的生活，将种种不堪和过往抛在身后，在世界各地过着体面的生活。
而她却无法想象自己5年后的生活，一个2000多人口的村镇，能够提供的岗位连50个都不到，政府给的救济金，也很少真正落到穷人手上。
年轻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走上犯罪道路，要么出国，冒着被贩卖的风险。
贫穷滋生绝望，这话一点都没错。
有一天，珍妮正在地里干活，一个女人向她走来，给她介绍了一份月薪200美金的工作。
珍妮顿时眼睛一亮：“一个月200美金，6个月后就有1200美金，我们将拥有自己的房子了！”
当不谙世事的年轻女孩，听到有机会逃离贫穷时，满心憧憬便同意了，却不知道她已经半脚踏进地狱……
当她身陷地狱，回头再看看当时，只剩下无奈地自讽：“天哪，我怎么那么傻，怎么会相信那种事情呢？”
2010年，联合国估计已有将近150万名妇女，被卖到世界各地当性奴。
一旦她们接受了那份屈辱的工作，一开始感到压抑，为了压住这些情绪，她们就试着喝酒吸毒，有些人熬过去了，有些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对于那些女性来说，走错一步，余生都是痛苦的。
要么跑出去，要么死在这里
一旦女孩被卖去当妓女，想要自己逃出去是不可能的。
除非，她被剥削得毫无价值。
珍妮发现自己被骗后，立马对人贩子说：“要是不送我们回去，我们就报警。”
人贩子威胁她们，要是报警，就得把手续费和车票钱归还。
珍妮就这样轻松地被唬住，但后来的非人生活，让她只剩下一个念想：要么跑出去，要么死在这里。
在穆斯林的斋月节里，土耳其的男人除了和自己的妻子之外，不能和别的女人发生性关系，所以那天妓院里没有一个客人。
珍妮醒来后发现门开着，于是决定顺着管道向下爬，但没爬多远，她纵身一跃，从三楼摔了下去。
当珍妮醒来后，发现腰部以下失去了知觉，她在医院躺了将近一个月。
当她终于能做手术的时候，皮条客竟然有权将她带回了妓院，像囚犯一样关在房间里。
没人在乎她是不是摔成半瘫了，或者不能大小便自理了，客人仍是源源不断，生意还是照常进行。
最后，等皮条客认为她赚不到钱了，就联系她的亲人，逼珍妮的姐姐替她做一个月的妓女，弥补他们的“损失”，才允许珍妮回家。
奥瑞卡18岁被卖到土耳其当妓女，她很早就意识到依靠警察的救助是不可能的。
一次，奥瑞卡和妓院老板在客户家喝完酒回去，路上被警察拦住了。
当奥瑞卡心中升起一份希望时，只见妓院老板下车和警察交谈，两个人笑个不停。
最后土耳其警察坐进汽车后座，开始对她动手动脚。
妓院老板则在旁边说：“奥瑞卡，好好工作！”
甚至有些单纯的姑娘会相信皮条客的“承诺”。
因为皮条客对她们说：“你工作得越早，工作越多，就能越早赎身。”
但获取自由的代价并没有那么简单。
除了抽成之外，这些女孩还需要支付给皮条客食宿费，甚至洗澡也要收费。
最后皮条客会把她们的钱全拿走，姑娘一分钱都拿不到，除非她把卖身的钱还完了。
就算还完了所谓的卖身钱，很多姑娘还得继续当妓女，她们已经身无分文、无路可走了。
而皮条客已经形成了分工明确的小组，有的小组负责文件造假、伪造护照；有的小组负责看管姑娘、驯化她们；有的负责去寻找新的姑娘……
即便有作秀的警察抓了一组，还有另一组，另外一组，永远无法一网打尽。
对于这些女孩来说，或许更大的“希望”，在那些客人身上。
客人中什么人都有，他们来自各个阶层，各个国家。
有的客人喜欢把毒品和摇头丸偷偷放进女孩的饮料里，这样女孩会更有情调。
但有一点是共通的，男人都喜欢新来的姑娘，因为他们接触的客户不多。
所以，当客人“玩腻了”一批姑娘，就会举报给当地的警方。
皮条客也会赶走她们，去收割另一波不到20岁的“新鲜”姑娘。
但这些黑户姑娘被警察关押在警察局几个月后，就会被驱逐回国，身上被榨得干干净净，一分钱也没有。
在那些灯红酒绿的城市，妓女、皮条客、警察总是出现在同一条街道上。
被卖出去的女人就像商品一样，可以随意使用、随意丢弃。
对皮条客而言，一公斤毒品，一部AK47突击步枪，一个妙龄姑娘，没有任何差别。
但对于警察来说，还是略有不同的，如果让警察把两公斤的毒品运到其他地方，基本上他们都会拒绝；
但如果告诉他们那边有几个姑娘，大多数的警察不会收钱，而会接受姑娘的服务。
如果采访他们，皮条客会说：“来的姑娘全都是自愿的！什么？有女孩跳楼了？那是她们为了躲警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警察会说：“我知道那些事情，但她们是在工作，我尊重她们。不过俄罗斯姑娘才是真的带劲，太有异域风情了……”
“我会不惜一切帮助像我一样的人。”
一桩桩一件件苍白无力的现实，留下的是无法消解的痛苦。
很多人都会疑问：那些活下来的女孩在哪儿？她们为何不得不保持沉默？政府部门对一切是否知情？
让人敬佩的是，经历过种种折磨后，很多女孩子愿意打破沉默。
在纪录片中，那些女孩有一个共同特点，逃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法过上体面的生活。
伊琳娜虽然成功逃走，但已经失去了幸福的能力。
她没有回到自己的国家，而是继续留在土耳其做性工作者，过着十几年无名无姓的生活。
她说：“我不能一个人呆着，必须有一个人跟我说说话，我才不至于太难过。头痛的时候就吸根烟，睡睡觉，就好了。”
之后伊琳娜冷笑着说：“也不能全怪男人，女人一掀起裙子，男人就扑上来了……”
虽然不同意她的后面的话，但“不能全怪男人”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男人的需求源源不断地刺激着这个行业，但皮条客贩卖人口也需要女人的配合，很多女孩都是被女人骗去卖给人贩子的。
因为跳楼落下残疾的珍妮，经常苦涩地骂自己太轻信别人了。
终于回到故乡的奥丽莎决定直面苦难，她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母亲，她们一起到警察局报案，起诉了皮条客伊戈尔。
第二天，皮条客就来到奥丽莎家，对她母亲说：“拿上这100元，然后闭上嘴巴。”
奥丽莎气急了，直接喊道：“拿上你的这些臭钱滚！”
但不是所有人都像奥丽莎一样勇敢。
奥丽莎认识村里被卖过的其他女孩，但那些女孩不愿意作证，因为皮条客已经贿赂了她们。
奥丽莎失望地说：“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其他人都觉得无所谓。一切都和钱有关，她们拿了钱，一切都无所谓了。或者她们是因为害怕，我不知道……”
不管是用金钱还是恐吓，人贩子总有办法摆平这些事。
在那些被指控贩卖女性的庭审现场，被指控的人贩子几乎不会到场，那个关押被告的笼子通常空着。
罪犯逃避起诉，受苦的总是女人，一旦起诉，她们就要在公众面前露面，等回到村里后，她们就会终生背上妓女的骂名。
薇卡在迪拜生下孩子后，逃回了家乡，成为当地的一名裁缝。
导演问她：“想对那些想出国的女孩说些什么？”
薇卡面对镜头，淡定地说：“别想了，那都是假的。一点一滴地存钱，当你存了很多钱后，那都是你的，我所拥有的都是在这里赚的，不是在国外。
这里没有人打你，羞辱你，欺负你，我在这里成了一名裁缝，赚来的钱都是我的，这才是我的生活，我却傻傻地跑出国。
图什么呢？就为了那500美元吗？
很多姑娘认为，我要去，我会成功，我很坚强，不行就回来。
她们错了，大错特错！”
纪录片最后，那些接受采访的姑娘无不勇敢地说：
“只要我可以，我会不惜一切帮助像我一样的女孩。”
看完这部纪录片，再去审视“以色侍人就是贱”这句话，会意识到这是吃人社会里，对被戕害的女性尊严的残酷掠夺。
在客人眼中，这些女孩不过是10美元就能买到的低贱商品；
在警察眼中，她们是自愿堕落、不可救药的不文明人；
在皮条客眼中，她们是一段时间就要更换一批的货物；
甚至在一部分受害者眼中，她们已经失去了生活和幸福的能力。
一旦踏入这个陷阱，那个“贱”字就像一个标签，摆脱不掉。
纪录片的意义，是呈现一种真实，反映一种困境。
每个观众都是目击者。
有的人会反思对待女性或是底层人群的态度，
有的人会认识到事件的多面性，提高安全意识；
有的人会像《性的代价》的导演米米一样，站出来为这些女孩做些什么。
如果认识、反省、发声，是我们唯一能做的，那我们更加不能放弃这个重要的权利。
一如那句，“只要我可以，我会不惜一切帮助像我一样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