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全网关于司马南批评莫言的争论比较多，起因是前几天司马南在他的视频中批评了莫言的这段话：“我有一种偏见，我觉得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
司马南批评的理由是：文学艺术不应该只是揭露黑暗，文学艺术也能唱赞歌。就算你的文学艺术不给共产党唱赞歌，不给社会主义唱赞歌，不给改革开放唱赞歌，但文学艺术可不可以给人民群众唱赞歌？歌颂祖国、歌颂母亲、歌颂友谊、歌唱我们美好的新生活可不可以？如果这些赞歌都不唱了，那文学艺术会变成什么样？
我觉得司马南的话很有道理。
这也是长久以来我对我国文坛上那批崛起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作家颇有微辞的原因。所以我认为司马南批评得有道理，绝不是因为我成了他的粉丝什么的，实际上我并不认同司马南的很多观点，我不是他的粉丝。但这次司马南用他的大音量说出了我想说的话。
我不想简单地站队，简单地支持谁反对谁，急吼吼地选边站队，是一种很愚蠢的行为，因为这样会显得没有脑子。让我们跳出司粉和莫粉的互怼，跳出中西方的意识形态对立，单纯地从文学的角度来谈谈文学的问题。
长久以来我思考的问题是，一千年之后，二千年之后，中华民族的后代们会怎么评价我们这个时代？
千年之后我们的后代肯定会像现在的我们研究先秦智慧、大秦统一、强汉远诛、大唐兴盛、弱宋繁华等一样，来研究我们，研究我们的时代。
今天，当我们去研究我们的祖先时，我们靠什么来研究，并且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研究？我们注重什么，忽略什么？
我们研究先祖主要靠史书，然而史书的问题是，基本上只记录了王侯将相的事迹，极少记录普通老百姓的故事；而且史书大多是官修，是用当朝统治者能够接受或乐意接受的内容来书写前朝，内容上难免有失公允，很多记录可能并不真实。
浩瀚的史书中难觅普通老百姓的身影，这种缺憾让我们对先祖的生活欠缺细节性的了解，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缺憾。
好在，自元朝起，戏剧这种民间娱乐兴起，戏剧文学随之崛起，元曲虽然没有汉赋和唐诗高雅，但元曲更接地气，更贴近老百姓生活。到元末明初，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兴起，四大名著中的三个成书于明朝，《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西游记》成书于明朝中后期，《红楼梦》成书于清朝乾隆年间。
传统的文学体裁一般来说主要有四种：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诗歌和散文通常篇幅小，无法深刻描写和反映一个时代，但小说和戏剧通常篇幅很长，它们才是书写一个时代的最重要载体。
今天当我们想要研究宋朝人怎么生活时，通常绕不开两个文学艺术作品，一个是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一个是孟元老的名作《东京梦华录》（当前热播剧《梦华录》是瞎蹭这部大作的名，两者没有关系。）。看了这两个文学艺术作品，一千年前宋朝时我们的先祖怎么生活的，基本上就清楚了。
要想了解元、明、清时代的人民生活和社会状态，看看产生于这些时代的戏剧和小说，基本上就能了解个差不多。
所以，我们评价文学作品时，常常会把忠实地反映一个时代众多阶层生活状态的作品称为“史诗”，任何一个被冠以“史诗”之名的著作都是伟大的著作。何为“史诗”呢？正如我在网课中给学生讲到的：
“史诗”就是“诗史”，即文学家用“诗”一般优美的文学语言写就的“历史”，这个历史中的人物、故事等都是虚构的，但是故事的背景基本真实，故事的情节具有鲜明的时代代表性，就是作品书写的那个年代里最典型的事件，事件的特点具有“真实性”。读者读这样的文学作品，犹如读史学家写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史学家书写的历史虽然是真人真事，但是很生硬，且只写杰出人物，文学家的“史诗”通常写的是小人物，因为是小人物，所以可以虚构杜撰，但这种虚构杜撰反映的也是那个时代这类小人物的共性和真实生活。
所以，我们不要小瞧了作家创作的现实主义作品，尤其那些具有“史诗”特点的现实主义作品，因为这些作品都会成为后代研究我们、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史实依据，就像我们看《清明上河图》一样，我们当然知道那张图上的每个人都是画家虚构的，历史上查不出他们每个人的真实姓名，但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宋朝老百姓，他们构成了宋朝的基本社会形态，这张图上的宋朝就是真实的宋朝。
从现在起，千年之后，沧海桑田，现在的北上广深，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到时候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混凝土的常规寿命据说是100年，就算质量好，长寿到300年，到时候整个城市的混凝土建筑突然都到期了，因为我们基本上是在20年内把它们建好的，那么这些建筑集体到达寿命终点后，该怎么办？就算后代们有能力把这些摇摇欲坠的建筑都拆了，问题是那么多垃圾往哪里堆？
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人类的历史，民族的历史，可以延续到很远很远，久远到超过物质的寿命，而比物质的寿命还久远的，是文化。
一千年、二千年之后，后辈们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一方面会挖掘辉煌于当前而终为废墟的各种建筑遗迹，犹如我们当前考古阿房宫遗址、考古唐长安城遗址一样，一方面会从史书和文学作品中去解读。
当后辈们翻开莫言的作品时，他们会认为这个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伟大作家”的作品一定是最优秀的，作品中“史诗”般记录的，一定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真实的生活。后辈们首先会根据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来选读莫言的作品。
诺奖官网上至今保留着2012年文学奖颁奖词，大家可以查看官网链接：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2012/ceremony-speech/
颁奖词提到的莫言作品有3个：
第一部是小说《酒国》。诺奖颁奖词评价说：在他的小说《酒国》中，最精致的佳肴是烧烤三岁BOYS。BOYS肉成为高级食品，而女童，则因被鄙弃不顾而得以幸存。(In his novel Republic of Wine, the most exquisite of delicacies is a roasted three-year-old. Boys have become exclusive foodstuff. The girls, neglected, survive.)
那这部《酒国》写了什么呢？特级侦查员丁钩儿奉命到酒国市去调查地方官员烹（食）婴儿的犯罪案件，但到酒国市的人没有能经得起诱惑的，在权力、美酒和女人之间周旋的过程中，丁钩儿虽不断提醒自己不喝酒，最后却醉酒淹死在茅厕里。
第二部是小说《蛙》。诺奖颁奖词评价说：这是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嘲讽，因为计划生育，大量女胎被堕胎，女孩连被吃的资格都没有，莫言为此写了一整本小说《蛙》。（The irony is directed at China’s family policy, because of which female foetuses are aborted on an astronomic scale: girls aren’t even good enough to eat. Mo Yan has written an entire novel, Frog, about this.）
这部描写计划生育政策的《蛙》还算比较正常，虽然也很夸张。
第三部是小说《丰乳肥臀》。诺奖颁奖词评价说：《丰乳肥臀》是莫言最著名的一部小说，小说以女性视角对大跃进和1960年的大饥荒作出了令人锥心的细节描述。他揶揄妄图拿公兔给母羊配种的革命派伪科学试验，而在当时，凡对此类事情表示怀疑的人都会被打成右派。小说以新资本主义勃兴的90年代作结，那时候某些靠出售美容品发了大财的骗子们仍妄图通过杂交的方法养出凤凰。（In his most remarkable novel, 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 where a female perspective dominates, Mo Yan describes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Great Famine of 1960 in stinging detail……）
那这部《丰乳肥臀》写了什么呢？书中的母亲有八个女儿，老大、老二是母亲与母亲的亲姑父的私生女，老三是母亲与卖小鸭外乡人的私生女，老四是母亲与江湖郎中的私生女。老五是母亲与光棍汉的私生女，老六是母亲与和尚的私生女，老七是母亲被四个败兵强奸后所生，老八是母亲与瑞典洋牧师的私生女。
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分别嫁给了土匪、国民党、共产党、窑子、共产党和美国人，老七在农场吃生豆被撑死，老八投河自尽。女儿们成了各自丈夫的坚定同路人，只有老大略有不同。瑞典洋牧师给他的私生子，姐姐们的小弟弟取名叫上官金童，他有一个高智商的大脑和一个英俊阳刚的外表，却是一个什么办法都想不出，什么事都不会做的人。但是他是一个大孝子，是他陪伴老母走完最后一程，并亲手掩埋了老母亲。
虽然母亲刚下丧，就有政府有关人员逼其再挖出来。但这大孝子内心已决定，要背着将被挖出来的老母的尸体，跳入旁边的沼泽地里去，让一直欺负他们娘俩的人类再也找不到他们......这些姐妹亲属是贯穿中国20世纪的权力高层和民间势力。母亲的“肥臀”生了这些女儿，母亲的“丰乳”哺育了这些女儿。这些女儿们长大后，联同他们的丈夫，带给母亲的只有无穷尽的灾难和痛苦。
我不想从意识形态层面，对瑞典文学院给予高度评价的文学作品进行批判，我只想从时代亲历者的角度思考，一千年后，二千年后，中华民族的后代们通过翻阅莫言先生的作品来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他们会把我们想象成怎样的人？吃男孩的人？杀女孩的人？淫乱的人？丧尽天良的人？八个孩子七个爹的母亲？
后代怎么评价我们这个时代，取决于我们自己怎么评价我们的时代。
我们要怎么评价我们的时代？
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小说《双城记》中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种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狄更斯的这段话，概括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成立的，因为只要是人类社会，任何一个时代都充满着希望与失望，正义和邪恶，欢乐与悲伤，光明和阴暗。狄更斯准确地概括了任何时代投射在人们心头的影子。
所以，我们也可以对我们的时代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可是，人类终究是要进步要发展的，多年以后，后辈们会忽略掉前朝那些坏的东西，会继承前朝那些好的东西，尤其会珍惜前朝留下的发展成果。就像我们评价宋朝时，我们不会特别在意宋徽宗的昏聩和宋高宗的无能，不会特别在意宋朝那些无能无德的奸臣，大部分人恐怕都不知道蔡京、童贯、高俅、梁师成、朱勔 [miǎn]、李彦、秦桧、贾似道等奸臣。
但当我们欣赏《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时，我们会为我们的先祖在1000年前所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而拜服和陶醉。
今天，新中国建国七十多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一两代人的时光，我们创建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物质文明，改开后这四十多年所取得的物质成就，恐怕比此前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内取得的物质成就加起来还要多，我们深深地改变了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一条条道路密织成网，每一个村庄、每一户人家都被物质和文化的现代化链接了起来，每个人，在物质层面，都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至于说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和文明的发展，这个没法衡量，但一定是比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更好，因为我们时代教育惠及到了每个人，我们肯定变得更文明而不是更野蛮了。虽然有人常常叹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翻开历史就会发现，古人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尚和文明。
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对我们的时代作出评价：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
那么，莫言先生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书写，我们接受吗？我们真的生活在莫言的小说描写的时代吗？我不否认我们的时代里有一些莫言的小说中反映的恶，可是，这种恶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在我们伟大的人民中，占了多大比例？而这种恶，又在莫言的小说中占了多大的比例？为什么莫言的小说中大比例书写的都是那些赤裸裸地突破人类道德底线和行为下限的恶？
我们全体人民今天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必将淹没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但毫无疑问，这七十多年来，尤其近四十多年来，我们这几代人爬冰卧雪的拼搏精神，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任劳任怨的奉献精神一定是中国民族精神长空中最闪亮的星。
我们，中国的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创造了这亘古罕见的盛世，给子孙后代留下了灿若星辰的物质文明，也给子孙后代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奋斗精神。
那么，中国的文学圈，以莫言先生为代表的文人们，你们觉得，把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写成你们笔下那个样子，合适吗？你们的著作，配得上这个时代吗？
能反映这个时代的波澜壮阔，能讴歌当代人民丰功伟绩的伟大著作，你们这帮文人写出来了没有？别整天盯着社会的瑕疵，把文学的想象力都放在如何构思和放大社会和人性的恶上，还美其名曰“批判现实”。
要说批判，文学圈里的假丑恶是最应该批判的，方方的大别墅平均一平米55元，这种利用职权获利的行为为什么文学圈就不批判？贾平凹女儿的诗被你们捧上了天，为什么就不批判？文坛被一帮既得利益者垄断，你们排排坐分果果怎么就不批判？
为什么路遥先生《平凡的世界》更让当代青年喜欢？因为他书写了人性的善良和美好，书写了希望和对美好的追求，虽然也不乏对现实的批判，但路遥没有放大黑暗，更没有构思出颠覆三观和良知的恶来恶心读者。路遥书写的青年是我们都愿意成为的青年，而莫言先生书写的母亲和姑姑，是谁都不愿意成为的母亲和姑姑，因为这样的母亲和姑姑与这个时代不相符，是变态的。
现实需要批判，但真善美更需要传承。
如果只想脱离社会现实去揭示恶，就不要放在我们的时代；如果要书写我们的时代，就不要写得这么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