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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年傅冬菊劝父亲上交货轮,傅作义听罢,当即给副总理李富春写信

史海观复文史

2022-06-29 18:29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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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她,安静居住在北京前三门一栋寻常公寓中,如同所有普通人那样,平凡过着自己的生活。

偶尔,会有昔日相熟的人前来拜访她,每当这时,她总会静默地笑着,不太愿意谈起自己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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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她与世长辞的丧讯传出后,有位叫钱江的人在《人民日报》的海外版上刊登一篇怀念她的文章。

钱江说,比起与她的相交,他其实更熟悉她的丈夫。因为钱江与她的丈夫有过相同的经历,都曾到云南生活工作过,所以有很多共同话题。

她的丈夫,同样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媒体人,曾担任《人民日报》驻香港新华社首席记者,早于她很多年前去世,但她的后半生始终没有忘记她的丈夫,她在用余生怀念她的爱人。

钱江透露,他所知道的,她和她的丈夫的相遇发生于某次昆明进步学生集会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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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狠的军警赶来驱散学生,她在奔跑中意外崴伤了脚,不知所措之际,一双手忽然伸到她的面前。

她抬头,看见一位陌生的男青年轻轻扶起她,与她转入巷陌。那一刻,她好像听到“心动”的声音。

之后,她到《大公报》当编辑。某天地下组织成员通知她,叫她写好自传,会有人拿着一份报纸来帮她办理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手续。

她依照约定时间完成自传,等在屋子里。未想敲门声响起,她打开门,却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容。她略微失望地询问:“你为什么现在过来了?”

话声刚落,她的目光便落到他手中作为暗号的报纸上,一下子惊讶地跳了起来。

那是她和她的丈夫最浪漫也最危险的一段经历,可相较于他们夫妻二人的往事,明显她和她的父亲的“故事”更广为人知一些。

甚至有人评价她,说但凡提及“北平和平解放”,就一定要说到她的名字。

她就是傅作义的长女,新中国的知名记者傅冬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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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少年时与父亲的争执:她说那一晚和父亲的争执触动了父亲,父亲向她诉说了很多不为人知的隐情

生于1924年的傅冬菊,又名“傅冬”,是傅作义的长女,母亲为傅作义的第一任夫人张金强。

据傅作义的亲戚崔增印回忆,傅冬菊小时候很得父母疼爱,她的长相随了母亲,可性格却继承父亲,极有主见。

那时,傅作义的军务比较繁忙,鲜少与家人在一起。傅家的琐事,全由张金强打理。张金强出自名门,对儿女的教导严厉又不严格,宠爱又不溺爱。

傅冬菊有个叔叔只比她年长3岁,常常带着她玩耍,也很喜欢欺负她。但张金强碍于亲戚情分,不好去教育小叔子,只能选择把女儿拉走。

傅冬菊好强,不服气又委屈,很多年后再重提旧事,仍旧“恨”叔叔“恨”到牙痒,直呼“七叔当时可真把我欺负惨了。”

1936年,日军入侵山西,张金强带着刚读初二没几天的傅冬菊紧急离开太原,辗转进入西安。傅冬菊进入铭贤中学继续学习。

然而好景不长,日军的飞机常来西安轰炸,张金强担心会出事,只得又带着傅冬菊等儿女去往重庆。傅冬菊成为南开中学的学生。

在傅冬菊的记忆中,那是一段有趣又有意义的时日。每逢周末,她总和同学们到《新华日报》社玩耍。

周总理偶尔碰见他们,会抽出一点儿空闲与他们聊天,问他们读过什么书,学校有什么活动,对抗战的想法以及家长的情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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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亦会借机教育傅冬菊等学生,告诫他们一定要多读书,要关心社会,不能只看“书本”,也要去读“社会”这本书。

傅冬菊由此对周总理心生仰慕和亲切。某次主动称呼周总理为“周伯伯”,未想周总理立马纠正道:“不对,你不能叫我‘伯伯’,你要叫我‘周叔叔’,你的父亲比我年长3岁。”

后来的傅冬菊说,那时的她,思想稍显激进,非常害怕自己落后于同学,被时代“抛弃”,故而只要有抗日救亡的组织,她就十分渴望加入。

某天,傅冬菊听说地下学生组织了一个名叫“号角社”的小团体,她当即递交申请,积极成为该组织一员。

傅作义来到重庆,看见女儿的成长特别开心,但同时他也察觉到傅冬菊的思想“倾向”,是以主动提出要送傅冬菊去美国读书。

傅冬菊果断拒绝,告诉爸爸:“我在重庆看见美国大兵就很反感,不想去美国读书。现在,国家需要我,爸爸也需要我,我想留下。”

傅作义对傅冬菊的“撒娇”毫无抵抗,只能放弃计划,任由傅冬菊继续留在华夏。

1942年,学成毕业的傅冬菊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并加入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与中共组织的接触更深一层,愈加了解进步思想。

1945年,傅冬菊自联大毕业,回到西安与母亲团聚,又主动向《大公报》投递求职信。不久,《大公报》回复傅冬菊,同意接纳她,傅冬菊如愿成为《大公报》总编辑。

可就在傅冬菊离开西安前的一段时间,傅作义所率部队与八路军产生冲突。

起因和双方“受降”有关,傅冬菊对父亲的行为非常不满,特地利用假期,坐火车赶到张家口,与傅作义争辩了一个晚上。

傅冬菊抓住傅作义公开辞绝蒋介石授予他的勋章及嘴上说要“解甲归田”,实际却仍充当蒋介石发动内战“急行锋”两件事“攻击”他,意在证明傅作义的抗日之心是真诚的。

但由于傅冬菊的言语过于尖锐,激怒傅作义,导致傅作义偶尔亦反驳几句,加深两人心头怒火,令争吵一发不可收拾。

事后,傅冬菊回顾和父亲的争辩,说:“其实那天晚上,爸爸和我说了很多旁人不知的隐情,我的话、我和他的争吵还是触动了他。”

傅冬菊从傅作义身边人的只言片语里了解到,傅作义有过认真思考,并向亲近的人感慨:“倘若再这样打下去,我们哪怕没有丧命于战场,也不会有人来给我们收尸了。”

02,在父亲身边当个卧底:她说再坚强的人身上也会有软肋,她清楚父亲的软肋就是她的小弟弟

1946年,刚到《大公报》工作不久的傅冬菊主动向中共组织递交入党申请,在男朋友周毅之的帮助下,她很快融入中共组织,成为掩护中共地下组织成员的关键存在。

傅作义对女儿的选择与行为毫不知情,可他还是从傅冬菊发表的文章中察觉到什么端倪。傅作义不想傅冬菊卷入“政治斗争”,又一次提出要送傅冬菊出国的提议,傅冬菊不仅直言拒绝,而且反过头劝说父亲“别再内战”。

傅作义十分无奈,向傅冬菊坦言:“不是我想打,我几次提交辞呈,都未得到批准。身为军人,我怎能不服从命令啊!”

傅冬菊一边理解父亲的难处,一边从父亲偶尔阅读毛主席书写文章一事上明白父亲亦在审时度势,为自己寻找“出路”;一边按捺住继续劝说父亲的心思,一边与父亲“默契”将一切“分歧”都压在各自心底。

同年,国共谈判破裂,中共领导急需了解国民党军队情况及蒋介石部署,傅作义作为华北最高指挥官,常到南京参加会议,被视作或许知晓蒋介石全面部署之人。

傅冬菊作为傅作义的女儿,毫无意外收到刘仁的指示,让她悄悄从傅作义那里获取国民党军队重要情报。

傅冬菊未曾推辞,照旧回家探望父亲,趁机谋划“一探”父亲旧保险柜。

那个保险柜中存放的都是傅作义认为重要的文件,傅作义每次开启保险柜,均不避讳傅冬菊。

可问题是,傅冬菊清楚保险柜的密码,却很难拿到保险柜的钥匙,因为钥匙长期存放在傅作义的上衣口袋,就连睡觉,也不会将钥匙离身。

那么,傅冬菊如何拿到钥匙?

一番苦思冥想后,傅冬菊把突破口放到5岁的小弟弟身上。

某天,她从外面买回来几块当时非常难见的巧克力,送给小弟弟,与他商量,叫小弟弟偷偷把爸爸口袋中的钥匙拿出来给她。小弟弟很乖巧,平常就听长姐的话,再加上“巧克力助攻”,顿时欣然同意。

当天,傅作义下班回家,年幼的儿子撒娇似地爬到爸爸的怀中,吵着要听爸爸讲故事。

趁着傅作义的注意力被转移,一只小手飞快伸入傅作义的上衣口袋,顺利拿走钥匙,交给傅冬菊。

等父亲再次出门,傅冬菊潜入父亲的书房,打开保险柜,将里面的重要军事文件全部拍摄下来,并把钥匙“还给”小弟弟,吩咐他重新放回父亲的上衣口袋中。小弟弟如实照办。

傅冬菊摸摸小弟弟的脑袋,又给了他几块巧克力,与小弟弟约定,这件事谁也不告诉,永远埋在双方心底,小弟弟一边啃着巧克力,一边听话点头。

随后傅冬菊把资料复印件转交刘仁,完成上级交予她的任务。

很多年后,有人问傅冬菊:如果这件事不幸被傅作义发现,傅冬菊要怎么应对?

傅冬菊温和地笑笑,胸有成竹地表示:“再坚强的人,也会生有软肋,那时候,我父亲的软肋就是我的小弟弟。哪怕工作再忙,他再疲惫,只要小弟弟扑到他的身上,他的烦闷便会全部消除。我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呀!”

当然,这并不是傅冬菊第一次在父亲身边当“卧底”。

1948年9月,至北平组稿,准备折返天津的傅冬菊在火车启动前,同李炳泉见了一面。李炳泉告诉傅冬菊,天津方面叫傅冬菊以照顾父亲生活为由,留在北平,并多向组织提供一些傅作义思想动向等情报。

傅冬菊点头答应,几天后,不只她的“新上司”佘涤清与她成功建立联系,而且她的丈夫周毅之也来到北平。

就这样,傅冬菊在上级领导的指示下,又一次“化身”卧底,“潜伏”到父亲身边。

同年11月,蒋介石致电傅作义,叫他到南京开会。傅冬菊趁机试探父亲是否愿意与中共组织再次合作。傅作义回答“会好好考虑”,并叮嘱傅冬菊一定要小心。

几天后,从南京归来的傅作义同杜聿明、卫立煌等人见了一面,傅冬菊从父亲的行为中似乎窥见什么。

同月中旬,她在获得佘涤清等人的建议后,再次试图试探傅作义。谁知,没等傅冬菊开口,傅作义反倒当先请傅冬菊替他给毛主席传递求和电报。

同年12月,解放军包围北平,傅作义派崔载之至平津前线谈判。

但不久,傅作义却在“战犯”名单中看到自己的名字,非常恼火。傅冬菊一边安抚父亲,一边紧急向上级求助。

1949年元月,毛主席亲自给傅作义发来一封电报,解释“战犯”名单问题,解除傅作义的思想疑虑。此后,傅作义重回谈判桌,最终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

03,和平解放北平后的她:她和父亲的后来并未如世人猜测那般“关系破裂”,反倒父亲依然信任她

新中国成立后,傅冬菊进入《人民日报》社工作。她从未借着父亲傅作义的权势为自己谋取什么,一直平静平凡地过着自己的生活,鲜少向外人提及那些往事。

1952年,傅冬菊与周毅之结婚,生有3个女儿。同年,有同事好奇问傅冬菊:最近可曾回家探望父亲?

傅冬菊点点头,说:父亲似有什么心事,显得心神不定。

她询问父亲,父亲告诉她,原来解放时,傅作义就把他们家的不动产全部捐给国家,但天津开往上海的两艘货轮,却因为某些旧部署生活困难,总向傅作义求助,而没有交出去。

傅作义用货轮的收入接济旧部署,行为是好,可后来他越想越不妥,当下愈加不知该怎么办了。

傅冬菊劝父亲:“确实应该把货轮交出来,旧部署生活困难,劝他们改变生活方式,学习节俭度日,向老百姓看齐才是正道。”

傅作义点点头,表示他会给副总理李富春写信,上交货轮。

事情解决了,傅作义脸上也多了笑容。傅冬菊见状,调侃父亲:“人说无官一身轻,我觉得,无财同样一身轻。”

傅作义听罢,与傅冬菊相视哈哈大笑起来。

同事听傅冬菊讲完与父亲的事情,不由感慨道:“看来你的父亲依然很信任你啊,有事还是会找你商量。”

确实,在某些人看来,傅作义因为傅冬菊的关系而放弃“争夺天下”,或许会生出对女儿的怨怼之心,但实际上,傅作义从不曾怪过女儿,反而一直很相信女儿、很关心女儿。

傅家父女的关系,比外人想得更亲近。

1974年,傅作义因病于北京去世;1984年,傅冬菊调至香港新华社分社工作。

90年代回到北京,健康状况大不如从前,有人劝傅冬菊,不如趁着闲暇,给父亲傅作义写一篇传记,傅冬菊打断友人劝说,只笑着给友人续了茶,并未再继续这个话题。

1995年,傅冬菊离休,从此回归群众间,很少露面;2007年,83岁的傅冬菊病逝于北京,结束了她的传奇一生。

参考资料:

《我与父亲傅作义--有关北平和平解放的往事》

《殊途同归父女俩——傅作义和傅冬菊》

《我所知道的傅冬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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