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封面新闻
封面新闻记者 杨帆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是中国现存唯一君臣合祀祠庙和世界影响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它始建于公元223年刘备归葬惠陵，1672年经大规模整修形成今日建筑格，作为享誉全球的“三国圣地”，千年的文脉积淀让隐秘在这里的不少“宝藏”正陆续浮出水面。
6月28日，“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新发现碑刻新闻通气会”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举行。封面新闻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今年2月，武侯祠博物馆在原状陈列提升工程中发现诸葛亮殿北壁木框有磨蚀现象，对其进行更换时周边抹灰层剥落，显现出墙体内被封护碑刻的一角。经专业机构墙体扫描和清理，共发现15块碑石，根据空间位置和碑文内容，判断其分属8通碑刻。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馆务委员、研究馆员梅铮铮看来，发现清代石碑的过程就像“开了一次盲盒”。
3通碑刻未见记载
是对武侯祠历史的重要补充
据专家介绍，碑刻的年代最早为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距今350年；最晚为1821年（清道光元年），距今201年。全部碑刻前后跨度150年。其中5通碑刻在清道光年间纂修的武侯祠历史专志《昭烈忠武陵庙志》中有所记载，本次发现与其相互印证；另3通碑刻未见记载，是对武侯祠历史的重要补充。
据了解，新发现的石碑碑文内容多样，含当时四川主政官员题记、乾隆朝状元书《出师表》、武侯祠祭祀活动记录、文人墨客访谒留书画等。碑刻发现至今，在专家顾问的指导下，武侯祠博物馆（全国三国文化研究中心）以资深学者牵头，组织专业团队开展了大量走访、查阅、辑录和补证工作。研究表明，本次新发现对厚实武侯祠历史意蕴，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文明、巴蜀魅力和时代精神有重大价值。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副馆长马萍说：“此次重大发现值武侯祠1800周年和建筑格局奠定350周年之际，新发现碑刻自然意义非凡。正如其中一碑《再捐祭产碑记》文：‘忠义垂诸天壤，德泽感于人心，庆时和岁稔，颂东风入律’，作为成都中心城区代表性文化遗产地，武侯祠迎来有机更新、传承创新、更焕生机的重大机遇。”
马萍还表示，武侯祠作为有“三国圣地”美誉的蜀汉英雄纪念地，凝练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核心品质，从古至今一直是人们崇敬和向往之处，历代进行了多次修缮。“在此过程中，一些碑刻艺术精品被前人出于保护的目的藏在墙体之中。本次的发现，在国内历史建筑博物馆中当属凤毛麟角、百年不遇，本次的发现也是城市文脉传承的生动体现。”
武侯祠里的“考古现场”
观众可以直击石碑修缮过程
封面新闻记者在武侯祠诸葛亮殿看到，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小型的“考古现场”。不少身着白大褂的考古人员正在紧张忙碌着，他们正在对新发现的石碑进行鉴定和修缮。大殿北面墙壁那面看似斑驳朴素的庙墙，所处正殿正位，这里也是新发现石碑的位置，被临时搭建的白色围墙所隔离，游客可以透过玻璃看到刚刚发现的部分清代石碑。
据介绍，本次新发现的《眼底江山》碑，其作者是时任四川按察使宋可发，1672年奠定武侯祠今日建筑格局的大规模修缮工程便由他发起主持。此碑为武侯祠现存其唯一真迹，可谓跨越350年的时空对话。当时的四川战火甫定、百废待兴、人心思安，宋可发以重修武侯祠为契机，凝聚共同价值，唤醒善谋图强的意志。“胸中宇宙自然景，眼底江山不尽诗”，尺方一碑，足见天府文化乐观包容、心怀天下的家国情怀。
岁月变迁，惟石能语。本次新发现的《再捐祭产碑记》则再现了乾隆盛世武侯祠祭祀活动的壮观景象。“庙貌巍峨，士庶咸集”，人们为“景仰宗臣，斯文同光”之心意，沐“功盖当时，泽流后世”之荣光。如今武侯祠博物馆的“武侯祠成都大庙会”“三国季”等品牌活动和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锦里，年吸引观众超过2000万人次，正与其一脉相承。碑文记载了数十人的捐款名单，五湖四海的民众为焕新宗庙、赓续文脉而慷慨解囊，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望百旬不休、驰而不息。
而本次发现的《前、后出师表》碑，是由清乾隆五十五年即1790年的状元，著名诗人、藏书家石韫玉所书写。他的学生聂铣敏入川任职后，石韫玉寄来手稿，聂铣敏为其立碑于此。据可查到的资料表明，石韫玉对诸葛亮推崇备至，景仰诸葛武侯的品德和气节，以重书二表来表达敬意。因此这块碑的书法煌然端庄，色正芒寒，大有“与斯文同光”之意蕴。
书法艺术与刻工技艺
都是难得的艺术珍品
除了有着重大的历史和文献意义，此次在成都武侯祠新发现的清代石碑也有着难以估量的艺术价值。成都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员、著名书法家邓代昆认为，此次武侯祠博物馆在维修诸葛亮殿工期间所发现的这批石刻，不论其书法艺术的精湛，还是刻工技艺的精能，都是难得的艺术珍品。
邓代昆说:“这批石刻中，最扯眼球的应该是清康熙十一年（1672）宋可发所书的 《眼底江山》石刻。此石刻属行草书法，用双钩围刀刻成。但在结字上却不掩有篆隶书的痕迹。此书书风潇洒张驰，笔势振迅，似应出自宋代米芾的法范。而其舒展雄放中，又不乏旖旎柔婉，似又明显受过明代赵、董书的影响。”
对于石韫玉书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碑，邓代昆也赞叹不已。“它由现存七块刻石镶嵌而成，虽属小字却是大作。此碑用笔玉润珠圆，不难看出其根柢是在王羲之，但其结字宽博深稳，这一点又应该是来自颜真卿。其书者石韫玉，生活在清乾、嘉、道三朝。是一个在当时非常有影响的人物。不论是从书写人的身份还是从书法艺术本身去看，石书《前、后出师表》碑，都是这次所发现石刻中的重头戏。”
邓代昆说:“武侯祠这批石刻的发现，不论是从文博的、文献的、艺术的角度去看它们，意义都是深广的。它们将大大丰富武侯祠三国文化建设的內容，提出很多新旧研究课题。毫无疑问，它们将四川的书法史增添页码，增添色彩。我作为一个文博人和一个艺术创造者，能亲自和这批宝贝遭际，并得到先期欣赏，我为自己深感幸庆幸。在这里，我也衷心为武侯祠博物馆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