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建林 郭志昌
重民本，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民本观”的提出、形成、不断丰富发展而言，可以说源远流长。
据《尚书》记载，被后羿侵占了国都的夏朝大禹之孙太康，在回顾以往、追述大禹的告诫时，沉痛地认识到了一条真理：“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了先秦时期，在比孔子早了两百多年的《管子·霸言》著作里，对此有了进一步的论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这是至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以人为本”观念的首次明确提出。
生活在明末清初时期的顾炎武，经历了“明亡清兴”的历史过程，具备了对原有“民本理论”进行归纳整理、守正创新的条件。自从他接触到《四书》《五经》之类的古代典籍开始，认真研读历史流传下来的一系列“民本”主张和观点，并进行深入的考据论证，对实行了上下五千年的君主专制独裁进行了猛烈抨击，从历朝历代特别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方面加以反思和佐证，最终形成了自己独具见地、闪耀历史光芒的民本思想，将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民本主张高度融合，呈现出系统化、系列化的趋势。
独特的“天下观”成了他“民本”主张的基石。他从理论上、历史事实上抹去了帝王头上神圣的灵光，在当时来说是一种非常大胆的见解。他认为，在古老的中国，郡县守令是最基层的行政官员，是离民众最近的、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官员。所以，他主张，治国理政的关键就在于适当地扩大地方郡县守令的职权，并提出了地方官员的任职条件和具体的考核办法。在考核办法中，不仅有农田水利，而且有文教事业的发展状况、城郭的巩固等，还大胆地指出，应把考核的最高境界和最后落脚点放在“人民乐业”上。这种着眼于人民安居乐业的国家治理构想，成了其“民本”主张的最重要内容，极具新意。
顾炎武强烈推崇“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的主张。在他所有的著书中，都坚决反对和鄙视所谓“竹林七贤”式的“清谈”。他认为“清谈”的结果只能是“误国”。而他又特别推崇和提倡“清议”。什么是“清议”？他认为“清议”就是要让老百姓畅所欲言，人人关心国家大事，替君臣分忧，使“采风”官将这些议论和意见送达到朝廷、到国君面前，供其决策和执政时参考。他指出“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进乡评以扶国是。”说明“清议”可以辅助刑法的不足，也可以纠正国家决策上的问题。它反映了顾炎武不仅注意对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十分重视社会舆论对于各级政权机构和个人的监督作用，使人们在可能的共同是非准则的基础上，遏制不良风气，澄清吏治。
顾炎武认为，国家的财富取之于民还必须用之于民。同时，他主张高度重视“取民有制”的问题。他从维系封建制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出发，提出了改善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关系的一整套构想。他坚决反对豪强对土地巧取强占，抨击赋税重而不均，主张解决役繁而杂乱的问题。提出了一套旨在使“土地辟、田野治”“贫者渐富，而富者亦不至于贫”的方案。他认为“天下之患，莫大乎贫。”但只要“用吾之说，则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这是具有社会进步意义的并充满自信的政策建议。他在章丘置地后，仅仅用了四年时间，就将贫瘠的土地改造成了良田，就是成功的事例。这种“亲民怀柔”的政策主张，说明顾炎武的“民本观”是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的，就是早期的“富民观”。
顾炎武特别强调“必以厚民生为本”，要“利尽山泽而不取诸民”，要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不要搞“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肥水快流”之类的蠢事，要适当“留白”，给子孙后代留出发展空间。顾炎武的“民本观”，吸纳了先辈们的优秀成果，又不遗余力地将治国理政作为其著书立说的纲目，拥有了“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雏形，具有强烈的“明道救世”的实学色彩。
顾炎武的特别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是脚踏实地地用自己毕生的努力，为履践这一宗旨，全面地搜索、汇集和反思历史的经验，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创新主张。例如“寓封建于郡县之中”,就很具创造性。这就是顾炎武提倡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他在《军制论》里推崇“于不变之中，而寓变之制；因已变之势，而复创造之规”。经历过四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的昆山人对此是深有体会的。
顾炎武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坚决反对君主独治， 要求扩大地方郡县守令的职权，即“夫辟官、莅政、理财、治军,郡县之四权也”。这是具有时代气息的民主思想。顾炎武继承的就是古代的“仁政思想”。他主张的民主思想和所要的权利，充其量也只能扩大到地方上中小地主和绅士手中，但这已经是政治领域中极大的进步。
顾炎武出生于昆山，是一个深入下层，了解社会的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他对明朝灭亡，内心非常痛苦，一生中很多时间都在思考亡明的原因和教训,他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对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发展动向，在他的思想中必然首先领悟到，也一定反映到他的言论之中，这就是顾炎武民主思想产生的社会土壤。顾炎武民主性思想和中国社会发展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一样，夭折了，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和实践的机会。
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将“以民为本”思想落到实处的，只有中国共产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对人民担当的高度自觉、对人民负责的深厚情怀，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如关于人民地位，提出“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干部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等；关于为了人民，提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关于依靠人民，提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等。面对突如其来、反复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积极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提出“以民为本、生命至上”“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要紧紧依靠人民”“战胜这次疫情，给我们力量和信心的是中国人民”等一系列新论述，深化了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认识，丰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重要理念贯穿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全部实践之中，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密切结合的典范，最终升华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去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龙溪朱熹园中参观时，曾在镌刻着朱熹“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的语录板前驻足凝视，沉思良久。后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他又着重强调了这句话。习近平总书记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特别强调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对中华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将“重民本”这一重要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放在了所要研究阐释的中华文明六个方面中的十分突出的地位，可见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坚持由古老的“民本论”发展完善而来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坚定历史自信，书写伟业新篇，在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之路上，披荆斩棘，共克时艰，勇猛向前！
★作者单位：昆山市顾炎武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