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当“世界警察”的同时，美国还喜欢客串“人权卫士”，动辄对别国的人权状况进行指责，但可悲的是，生活在美国的广大妇女同胞却连自己的子宫都决定不了，在生育问题上缺乏足够的决定权和选择权，这的确是莫大的讽刺。
据参考消息网6月25日的报道，全美至少有70个城市“正在或计划”举行抗议示威活动，以表达对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强烈不满。目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纽约、亚特兰大以及得州的奥斯汀，已有大量美国民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他们聚集到当地法院大楼前面，高呼“我的身体我做主”的口号，指责最高法官推翻“罗案”并不是为了保护胎儿的生命，“他们不在乎我们是否会死去”。
所谓的“罗伊诉韦德案”发生在1973年，当事人罗伊因为不能堕胎，直接将美国检察院的检察长给告了，而那名检察长叫韦德，最终大法官裁定，“堕胎权是妇女隐私权的一部分”，因此“禁止堕胎违反了美国宪法”，这就是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换言之，“罗案”的本质就是女性拥有“堕胎权”，而就在近日，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以5∶4的投票结果推翻了“罗案”，今后美国各州将制定更严格的堕胎法案。
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子宫，自己却做不了主，美国最高法的这一决定，就像火把投进了沸油，立即就在美国全境引发了普遍的抗议和不满，就连拜登总统都出来表达“不同意见”。拜登24日在白宫表示，最高法的裁决“让这个国家女性的健康和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美国非洲裔女性思想家胡克斯表示，由于法律“禁止堕胎”，导致很多女性不得不选择“非法堕胎”，“以至于死于非命或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美国国土安全部24日也发出警告，美国最高法推翻堕胎保护权之后，将引发一系列的“政治暴力”，美境内的暴力极端分子或利用最高法的裁决实施“针对一系列广泛目标的暴力”，而聚集的民众是很可能会成为目标。全国性的抗议，“半边天”的不满，政治暴力活动加剧，美国最高法的这一裁决后果如此严重，为何大法官们要执意推翻女性“合法堕胎”的权力？为什么拜登总统不阻止这一切？
一方面，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最高法的大法官们地位相当崇高，他们虽然由美国总统提名，但却是“终身制”的，只有去世才能再度提名填补空缺，由于大法官是“终身制”，所以也就确保了9位大法官不受权势的左右，美国总统也无权撤销和影响他们的决定，其超然的地位赋予了大法官“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权力。所以，即便拜登不认同最高法的裁决，但他也无可奈何，更谈不上“阻止”了。
另一方面，美国最高法之所以决定推翻妇女“合法堕胎”的权力，也有自己的考虑。比如说，美国很多地区认为婴儿也有生命权，哪怕它处于胚胎期。一般情况下，妇女有权选择是否怀孕，但一旦怀孕了，就必须“生下来”，否则就是违背了胚胎的生命权。此外，美国虽然号称“开放、文明”，但事实上却是一个基督教主导的保守国家，很多美国人认为“生命由上帝赐予”，所以“禁止堕胎”，甚至“避孕”都不行。
但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保护“胚胎生命权”、维护基督教伦理之外，导致美国最高法推翻女性“合法堕胎权”的最根本原因，很可能还是出于“国家利益”，但这层原因是不能公开讲的。据观察者网3月份的报道，美国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1年度全美人口增速“创历史新低”，全国人口增长率仅为0.1%，《纽约时报》发文称，人口的减少“将导致劳动力短缺”，南加州大学专家更是表示，这种人口风险“简直是致命的”。
当然，据上观新闻5月24日的报道，2021年美国新生儿数量7年来首次增加，但美国皮尤中心民调显示，这是因为2020年新冠疫情严峻，“很多美国人选择在疫情第一年推迟生育”，所以才有了2021年美国新生儿数量的“小高峰”。而且即便如此，按照美国最新人口普查的数据，2021年美国人口增速依然是“创历史新低”，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机感，想尽办法“增加人口”，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美国最高法9名终身大法官
怎么样增加人口？长期来看是搞好经济，民众荷包鼓了，生育的欲望也就上来了，但这个见效太慢，“远水不解近渴”。从短期来看，那就是“发钞”，在短时间内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或者增加公共项目开支，提高民众福利，然而这一切都需要“货币宽松”政策，但美联储才刚刚加息75个基点，以平抑美国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钞能力”也不好使了。于是只剩下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办法，那就是推翻“堕胎权”。
数据显示，美国2020年的堕胎案例超过93万例，占到该年美国怀孕数量的1/5，而自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通过的近50年来，全美堕胎总数高达6300万例，也就是说，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美国至少少生了6300万人，占到目前美国总人口的19%。这一数据应该是准确的，因为它与2020年美国堕胎率（20%）的数据非常接近，如果不是“罗伊诉韦德案”保护女性堕胎权，美国目前的人口肯定会突破4亿。
在很多人眼里人口不算什么，但实实在在地讲，人口就是一种资源，甚至是最基本的资源。人口就像土地，没有土地种不出庄稼，没有足够的人口，就没有庞大的劳动力，就没有广袤的市场，也就谈不上所谓的“内循环”。
美国地广人稀，非常重视人口的增长，超级大国为什么会“空心化”，为什么会“产业流失”，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口少”。“玻璃大王”曹德旺也曾表示，在美国办企业什么都便宜，天然气只有国内的1/5，电价只有国内的1/2，地皮甚至可以白送，就只有一样贵，那就是人工贵——白领工资是中国的3倍，蓝领工资是中国的9倍。由于请不到工人，他的工厂里很多都是四五十多岁的中老年人。
现在美国要同中国竞争，要争夺“产业链”，它知道自己吃不下来，不是技术不行，而是人口太少，不够“内卷”，综合成本高，无法竞争，所以就炮制了“印太经济框架”，一方面离间中印、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另一方面，帮助他们夺取中国的“产业链”，因为他们有的是廉价劳动力。但美国依然非常重视自身人口的增长，因为核心产业依然需要大量人口承接，比如“芯片制造业”，就是美国必须要攥在手里的核心产业。
普京总统也曾经深感本国人口不足，他曾经非常惋惜地表示，若不是上世纪两次国体瓦解，俄罗斯的人口可能达到5亿，而现在俄罗斯的人口仅为1.44亿，这严重制约了俄罗斯的崛起。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咱们中国也已经吃完了“人口红利”，2022年很可能迎来前所未有的首轮人口负增长，按照曹德旺的说法，近几年来，由于“用工荒”，中国用工成本已经上涨了3倍。这为美印、东盟夺取中国的产业链，创造了机会。
为了延缓人口老龄化，推迟人口负增长时间的到来，缓解用工荒，咱们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比如出台“三孩政策”等等。说一千道一万，各国都在努力增加人口，或者至少减少本国人口损失，增加工人数量，只是手段和程度不同。如果按照美国那样“一刀切”，中国每年减少堕胎数量约900万，10年就是9000万人，“老龄化”将很快得到遏制。
从人权的角度来看，美国这么做的确“不合情理”，“不讲人权”，但坚持下去，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美国人口增长率，只不过美国犯罪率高，家庭责任感不如东方国家，导致妇女堕胎需求旺盛。而中国情况不同，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咱们是“太开放”了，在堕胎方面的确可以适当的收紧，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两情相悦”没人反对，但“滥交”、“出轨”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与基督教类似，从佛家的角度来说，也认为“堕胎”是一种罪孽，毕竟胎儿也是一个生命，除了违背了妇女意愿的情况之外，两性选择应该对自己负责，对孩子负责，这也是对国家负责，因为没有千万家，哪来一个国？因此关于“堕胎权”的问题，笔者认为，既不能像美国那样“罔顾人权”，但也不能“放任自流”，不能变得像吃方便面那样简单，这不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也是对生命的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