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金钱、学术本是三种不同的东西，它们的运行规律不同。而现实的“通吃”构成了对学术的伤害，也是对现代社会分工原则的极大破坏。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十年来，我国科研工作的成绩十分显著，但问题同样突出，呈现出的局面是矛盾的，由矛盾引发的困惑也是多重的。
具体来看，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全国科技投入以每年20%—30%的速度增长并越过占GDP2%的门槛，每年发表的论文数多年位居世界第二、被引用次数居世界第四，其中高校的贡献率都在80%以上。尽管如此，我们显然还不是创新型国家，科技转化率低，成果对社会的作用不高，高端论文出口转内销现象严重、国际合作的论文比例下降等情况为人诟病，2013年我国国际科技论文平均被引用每篇7.57次，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1.05次。
二是高校争取科研项目、经费，发表论文、获奖的冲动十足，显示出活力。但与此同时，科研工作重立项、轻过程，经费使用重物轻人，由此产生套用、挪用科研经费的“跑冒滴漏”现象严重。
三是高教界提倡专心治学、内涵发展、十年磨一剑。但现实运行中，成果评价数量化、资源分配行政化倾向严重，导致寻租现象、逐官现象增多。
当今的学术诱惑太多，“官”教授、“大”教授们有着太多的展现舞台：团队带头人、项目负责人、评审专家、各种称号、高峰论坛等。而“官”教授是成为“大”教授的捷径，虽然一个个“大师”著作等身，可回头望去：实验不是自己做的，文章不是自己写的，著作是挂名主编的，学术讲座是空洞的时髦话语。
造成上述成绩与问题相纠缠局面的原因，是对权力、金钱、学术三者无边界的“通吃”现象。
权力、金钱、学术本是三种不同的东西，它们的运行规律不同。权力遵循效率原则，下级服从上级，以位置取胜；金钱遵循利益原则，价值规律起根本作用，以利润取胜；学术遵循平等原则，尊重知识发现优先权，以智力取胜。而现实的“通吃”构成了对学术的伤害，也是对现代社会分工原则的极大破坏。
根源在于我们的学术逻辑错误
当今高校的科研问题，已经不是光靠经费就能解决了的，而与学术制度有关。而制度的基础，是逻辑思路的问题，涉及科研导向、用人文化、评价方式、经费用途等方面。
首先，是科研导向的逻辑问题。做研究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发表论文、取得知识发现权而赢得同行的承认，还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推动社会发展和改进人民的生活品质。前者是学者的逻辑，后者是国家的逻辑，我们错在用学者的逻辑代替了国家的逻辑。写论文是大学科研的表象而非本质，是教师的需要而不是国家的需要。
其次，是用人逻辑的问题。高等学校看人准但用人不妥，导致大量人才偏离了学术发展轨迹。当前高校人才发展的潜规则是：各级领导重视和爱惜人才，因此“提拔”重用人才有所担当而成为“官”；在其位就要谋其政，由此人才潜移默化出“官气”；人才当然还要出成果，因此需要成立课题组，搭建队伍完成任务；那些还没有成为“人才”的学术人员，会有意无意加入到“官”教授的队伍。最后，“官”教授硕果累累而晋级为“大师”级人物，也有部分手下成长为新的“人才”。几家欢乐几家愁，也就因此而衍生出许多学术江湖恩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开始“去行政化”。
第三，是评价逻辑的问题。学术界是以聪明才智取胜的地方，研究活动具有不确定性，真正的学术评价是同行的专业评价。可现在，我们的研究是计划性的，评价是可量化的，反映的是学术评价的外行性。一般而言，行政追求的是效率，标准清晰但结果可能模糊；而学者追求的是声誉，标准可能并不确切但结果却是明晰的。
当前是以行政的逻辑代替了学者的逻辑，而行政必将导致量化，量化必然产生浮躁。更可悲的是，行政赋予作为一种外部承认，能够带来资源和声誉，学术界也由此开始追求起外部承认来，如各种称号、头衔、奖项、职位、荣誉，“标签”文化盛行。“标签”文化不会催发优秀的学术文化，而是为避免出问题一般会选择中等偏上水平的人和成果。因此，学术看上去虽然繁荣，但真正的创新却鲜见了。
第四，是项目管理的逻辑问题。项目经费使用重物轻人，成果重形式轻内容，一切看似合理却效果不好，因为这种方式的最大的受益者是相关负责人，助长了学术的“官本位”现象和资源的浪费现象。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许多项目从评审、立项到检查、验收都追求形式上的光亮，表格、文字材料、光盘声像等，非常繁琐。谁才能把这些事情做好呢？当然是有很多下属和助手的“官”教授更占优势。其实，学术人员更希望把经费和精力用在有实质需求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