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企业：1989-2019》
作者：（日）伊丹敬之
译者：王琰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4月
在1989年到2019年的30年间，即“平成时代”，日本企业在国际环境中的存在感受到重创。
从1989年到2017年，美国同期的GDP增加了1.9倍，中国增加了12.6倍，而日本只增加了1.4倍。日本经济学家、日本国际大学校长、一桥大学名誉教授伊丹敬之在其所著的《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企业：1989-2019》书中指出，这样的经济成长差异，让日本企业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感变得越来越低。1995年入选《胡润百富》杂志的世界500强企业榜单的日企有149家，2018年，则降至52家。而美国从1995年到2018年，只是由151家略降为126家（仍然排名第一）。
日本企业在平成时代的滑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日元汇率的变动，日元先后在1995年、2000年和2012年升值。每次升值后，又迅速“陡峭”地贬值。伊丹敬之说，日元汇率在平成时代一直处于升值与贬值反复交替的剧烈动荡中。这就使得日本企业向海外的直接投资变得难以判断。比如，日元升值的态势下，企业很可能决定增加对海外生产的投资，但很快又转入贬值，这就很可能带来严重的投资负担。如果扩大海外生产目的在于向企业市场反向进口，则很可能因难以预料的日元贬值造成进口商品价格上涨，给企业经营造成赤字。
而今看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8年成为了一个投资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窗口期，而日元的汇率不稳，使得日本企业不能很好地把握机遇，错失了许多有价值的收购对象。书中举例指出，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日本的电气机械产业。日本的电气机械产业在拓展海外事业时，单笔业务的投资规模通常较小，在日元升值时海外投资的倾向增大，但突然到了日元贬值，企业就会考虑到成本负担增加而重新回归日本国内生产。日元剧烈的升值和贬值，就使得企业的海外并购以及常规性的投资发展都顾虑重重。
这种情况下，日本企业采取了国内与海外基地共同生产的一体方式。海外生产的顺利发展，对于日本本土的生产单元必然造成挤压，日本本土产业如同美国那样出现了“空洞化”的问题。虽然，诸如日本的汽车工业等产业，比较有效地在本土和海外单元之间建立起良性的配合关系，但这种经验显然不适用于其他产业。
错失数字革命机遇
《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企业：1989-2019》书中认为，在平成时代，日本企业迎来了所谓的“复杂性产业化”的转变。复杂性产业化，指的是产品性能和生产工序都拥有很好的技术复杂性，且需要多个生产单元、流程体系进行配合完成，最典型的就是汽车行业，以及半导体制造装置和建筑机械等。
书中指出，日本企业内部的技术性需求，以及应对外部技术环境的变化而采取的应对手段，都促使复杂性产业的技术获得很好的发展。比如，通过将电子技术和机械技术进行融合，然后将精密加工技术和大量生产技术进行融合，就完成了从旧阶段到新阶段的转型。为此，日本企业积累了相关的协调、综合、调整、技术融合等特性的技术，发展出具有很高复杂性的技术体系。
日本企业也继续延续了现场学习、信息情报融合等方面的优势。这也曾经是日本企业赢得世界级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但《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企业：1989-2019》书中指出，数字化使得众多电子工程学领域的复杂性产业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日本企业突然发现，数字时代的到来，使得中国企业、韩国企业甚至东南亚地区的企业，又重新与日本企业处于了同一条起跑线。
与之同时，日本企业对于IT和互联网技术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或者说将之理解为20世纪60-90年代出现过的一些新技术，更愿意在美国企业或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的技术迭代到一定程度上，再挤入尾随。书中指出，日本的大学在培养互联网IT人才方面，远逊于美国的高校，而这就造成两国面向数字革命的人才储备出现了天差地别式的差距。
短期雇佣、非正式雇佣之害
《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企业：1989-2019》书中指出，平成时代的三十年里，日本企业的雇用方式从长期雇佣转向了短期雇佣，从按工龄排序转向了成果主义、转向了根据实力来拉开待遇差距，从重视从业人员转向了重视公司股东。这些毫无疑问地都是对美式公司模式的模仿。
在20世纪50-90年代，日本企业通常会将人工成本费用列为固定费用，即便遇到经济危机、产业困局，通常也不会采用裁员手段。这体现了日本企业在利益分配上的优先顺序，从业人员第一，企业股东第二。但这种做法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被逐渐替代。日本政界、企业界人士均赞同效仿美式模式，将雇佣和人事政策转向重视股东。
这自然不无客观环境发生变化的原因。1998年的日本金融崩溃，企业对未来前景以及企业盈利能力十分忧心忡忡。而且，日本国内以及国外的经济学者纷纷建言，认为日本的企业人工成本费用过高，拖累了企业发展。而且，随着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企业从业人员不可避免出现（准）高龄化态势，这在实际生产率下降情况下，还会延续高额的人工成本费用支出，确实形成了一种矛盾。
但在雇佣和分配模式转向后，虽然人工成本费用降低，但也因此葬送了日本企业过去引以为傲的长期雇佣制度以及员工忠诚——员工忠诚、协作密切及其基础上的隐性知识分享，被认为是丰田等日本制造企业现场学习和现场管理的秘诀，这种优势在2000年后受到严重弱化。
特别是许多企业将制造中心环节转移到东亚、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后，在日本国内只保留了一部分业务流程和单元，将沿用的员工改为派遣制，即非正式雇佣。《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企业：1989-2019》书中还提到，一个企业中，正式雇佣和非正式雇佣并存的现象突出，对于员工彼此信任和团结协作会造成严重问题。
此外，由于非正式雇佣的薪酬水平远低于正式雇佣，这就造成相当部分的劳动人口的收入相较于其父辈而言，有明显下降，而这无疑将影响这部分人口生育的积极性，以及即便生育、抚养孩子的质量。
总的来说，《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企业：1989-2019》这本书比较好地向读者展现了1989-2019年的三十年里，日本产业界、企业界的发展变化状况。书中系统论述了三十年里，日本的政治格局变迁与政治演变，尤其是经济发展环境如何受到政治因素影响；以及企业经营、金融发展的相互影响，并从技术、人才、资本等维度评述了日本企业的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