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
作者：（美）高彦颐
译者：苗延威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6月
20世纪20年代以前，缠足已经失去了其文化尊贵性或正当性。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欧美国家在中国沿海沿江开埠城市设立使领馆机构、商会、教堂，外国人增加了与中国人的接触。中国民间的缠足现象，便一览无遗地呈现在世界面前。
当时的外国人，以及接受了西方教育的中国人，开始以一种夹杂了西式男性审美趣味与女性权利观念的观点来劝遏缠足，指出缠足导致女性失去本来的优美和对称，无法自如地呈现优雅体态和美丽举止。传教士最为严厉而清晰地指出，同为造物主的产物，女性没有必要受到如此之苛待。
中国本土的开明官员、改革者和革命家进一步掀起了反缠足的浪潮。这是一个跨越意识形态的进步联合，担心中国持续存在令世界厌憎的社会现象而被排除在世界进步大潮之外。
毫无疑问，在当时的欧洲和美国，女性还没有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政治与社会权利，也可以被理解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当时的奥斯曼帝国为代表的中东、北非和中亚世界，女性的社会地位更低。但这些国家和地区均没有缠足这样的陋习。在非洲很多国家存在的女性割礼，残忍程度上不亚于缠足，但伤害方式却不如缠足这般外显。
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斯坦福大学东亚历史系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历史系教授高彦颐在其所著的《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一书中指出，19世纪后期，外国人和中国本土的改革精英共同制造以及推动了“天足”（未经缠足的女性足）论的流行，并赋予缠足以权贵阶层腐化和专制的象征。
正是因为此，19世纪末起，反缠足团体大量涌现。尽管在认知上，反缠足的观点迅速击溃了缠足辩护者发明的各种奇怪逻辑，反缠足的男性与女性精英分别为女性摆脱缠足提供了基于科学逻辑和现实生活必要性等方面的理由，鼓励已缠足女性放足；然而，已缠足女性很难真正意义上实现目标。改革者最终放弃了争取这部分女性。
更严峻的挑战在于开埠城市以外，中国的其他城市、场镇以及乡村。《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书中谈到了民国时期，山西省在时任督军的强力推动下开展的消除缠足行动。山西省的政治、军事权力当时高度统一于时任督军。这位督军对于山西的控制持续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在水利、养蚕、种树、禁烟等问题上取得了显著的政绩。因而他不仅通过教育、宣传加以引导，而且还强化了警察的执法权力，派遣查脚员挨家挨户执行禁令。书中指出，这位督军经常自己出马，向城乡妇女尤其是大中学生喊话，开展草根动员，还颁行地方法令，要求不遵行规定的家庭、女性缴纳专门的罚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民国时期各地滥征税赋，因而山西民众干脆将缠足罚金也当成了一种摊派。20世纪末，行为经济学家通过实验证实，人们在缴纳某些专门的罚款后，会将违规行为视为正当——20世纪前期的山西，民众对于缠足罚金的认知同样如此。“查脚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人民与国家的竞技场，双方就人民的隐私范围进行抗争或妥协”，虽然督军已经言明，“妇女若不解除她们的裹脚布，山西必成中国的笑柄，而中国也会在世界上丢尽脸面”。但这对于当时的山西妇女来说，很难到达这样的高度进行思考。
《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书中指出，山西省当时的反缠足行动，虽然雇用了女性查脚员，但本质上仍是“男性对男性”的设计。这一运动的主要参加者是接受了现代教育的男性学生及公职人员。而真正起到最强烈阻挠的也是各地的保守乡绅。当然，强力行动的好处在于，在这一时代长大的山西女性，缠足的比例确实大大降低了。
《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这本书还谈到了20世纪30-40年代，也就是在各地的反缠足行动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后，仍出现了旧式文人公然发展出的赏玩缠足，并将自己的这种恶俗癖好包装为风流才子专属行为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