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国家也是经济衰退的根源。
作 者 | 书虫小记
来 源 | 书虫小记
诺思和科斯都算得上理论原创型的学者，推动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个范式性的变革。诺思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观察经济社会的变迁，此前用此视角的人很多，但只有诺思把观察与分析纳入到了经济学方法论的范畴，把观点变成了规范分析。
他正是在对美国经济史的定量分析研究中，发现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有相似性，其实之所以会有社会制度的变迁，也是因为实施制度变迁对人有收益上的好处，而且也遵循收益最大化的基本原则——一项制度之所以能成立，也是经过了成本收益评估的，不论这种评估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于是，他把这种思考写成了制度经济学史的开山之作《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
这是首次把制度作为经济社会中的一个变量来加以考虑，而不是从前，把社会制度作为给定的缺省值，外部因素，不纳入到经济分析中。其实当代中国很多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也从来是把当前的体制作为缺省因素，避而不谈，绕着走，挺有趣。
诺思对制度分析的切入点选得非常之好，现在看起来普通，但在当时可谓非凡——产权制度。产权，在人类历史上，属于一个极其日常、却有极其深刻的范畴。严格来说，人类社会史，就是人类从游猎状态进入到农耕定居状态后，第一次想到用栅栏把自己的屋子，连同自己种出来的粮食围起来并宣称“这是我的”，才开始的。
“这是我的”、“那是你的”，就是产权的起始，也就是社会阶层分化的起始。从此，富人、穷人，头领、百姓，主人、奴隶，就都开始了。
如果各位还能联想一下的话，敝号在去年令人痛苦的随笔《精神现象学》时提到的，黑格尔论述法权思想时，说，所谓法权就是基于财产权的法律权利，也就是产权，它是人类通过劳动作用于自然的结果，也是精神从人到物的延伸。
诺思发现，私人产权，从之前的土地、房屋，扩大为粮食、财富，再扩大为技术、著作，不论它是怎样的形态，在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社会发展中，起到了一个最为关键的作用——增进组织效率。
让拥有土地的人获得地租收益，拥有房屋的人获得租金收益，拥有技术的人获得专利收益，拥有体力的人获得劳动收益，共同创造价值，各安其位地获取收益——这就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
反过来，一旦一个社会没有为各种形态的贡献、创新提供有效的回报——注意，是有效的回报，也就是符合价值贡献的回报——这个社会就很难实现经济增长。
为什么在十六世纪之前社会经济增长缓慢呢？主要原因也在于产权，不论是观念还是技术上原因，导致产权无法清晰界定，从而产生最为普遍的行为——搭便车，即无须付出任何成本就享受他人带来的收益，使得所有的贡献和创新行为都难以得到应有回报，社会整体的经济活力和创新度就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上，经济增长缓慢。
诺思有了这个立足点，就发现，此前所有人认为的经济增长的源泉，什么规模经济、什么人力资本、什么技术创新等等，其实都不是增长的原因，而是增长的结果。更进一步，英国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也不是西方工业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一种结果和现象。
真正的原因在于制度创新——对产权的认可以及有效率地实现。
题外话——人类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认识的深入，有一个典型的标志，就是把之前的因果关系推翻，重新确立新的因果关系。而认识之肤浅的表现，也常常是把结果当成原因。
这么一来，诺思可谓在学界第一个能解释一个简单而艰难的问题——为什么经济增长和工业革命首先发端于英格兰和荷兰，而不是整个欧洲或亚洲。——就是因为英格兰和荷兰最早进行了产权制度的变革，从社会体制上保护了各种贡献和创新活动，恰当地分配了这些活动应得的收益，从而激发起人们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大赚其钱的热情和雄心——是全社会共同从事创新商业活动，由此让它们能够率先崛起。
题外话——为什么英格兰和荷兰能够尝试产权制度的创新呢？两方面原因，其一是岛国和海边国，有海路贸易传统——说白了也是海盗传统，以合伙制经营一艘船，不论是出去经商还是劫掠，回来按股份排排坐分果果。后来逐渐应用到了行业协会、商会乃至交易所；其二则是十六十七世纪欧洲内陆宗教集权压迫，导致大量新教教徒、加尔文教徒逃难到了荷兰和英格兰两地，这些以工匠、学者、商人为主体的难民冲击了两个地区的既有社会结构，形成一股势力。
诺思把他的立足点用于考察经济社会和国家，形成了这本《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即运用在时间中不断变迁的制度观点，来分析社会的经济、政治运动。他把制度institution定义为——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行为规范。实际上是大到国家体制，小到家规家法，都囊括了进来。他考察的范围也扩大了——首先是分析产权，其次是分析保护和界定产权的制度——国家，再次是分析决定个人观念和行为的制度——意识形态。
从产权制度分析出发，诺思先构建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产权是如何界定的，界定到什么程度。他在总结人类经济史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简单实用的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法。
产权是收益的来源，同样，界定产权——即搞清楚什么是谁的，有多少——这件事，需要的就是社会制度、法律体系、国家暴力，这是有成本的，当成本超过了收益，那么产权界定就会停止。
产权是谁来界定的？——统治者，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各种不同的国家组织形式，都是为了解决如何降低不同程度和结构的社会成本问题（社会交易费用）。
在此基础上，诺思得出了一个有关国家政治的有趣观点：
国家有两个目的——其一是让统治者及其内部集团的收益最大化，不然要政权干嘛？其二，要尽可能降低社会成本使得国家产出最大化——典型的就是财政税收。
第一个目的当然是夺取并维持政权，第二个目的则在于满足被统治者需求，安定团结，并且防止潜在的政权竞争者出现。而国家的兴衰，则是因为这两个目标的冲突、矛盾所造成。
任何一种形式的国家，从产权角度来看，都有三个共通特征——其一是国家要取得收入，就要提供一些被称之为“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来换取被统治者愿意上缴的“份子钱”或者“保护费”；其二是国家要为不同的集团（阶层、团体）设定不同的产权，也就是法律体系；其三是国家的统治者面临其它国家以及国内潜在政权竞争者的竞争压力。
同样的分析也用到意识形态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习俗、观念、约定俗成？也可以从降低产权界定成本，也就是社会交易费用，或者说社会成本的角度来加以解释——任何行为与收益都是有成本的，正是为了确保收益大于成本，就会有一些伦理和道德规则来克服掉“搭便车”行为——也就是各类“揩油”、“私吞”等不道德行为。这就是意识形态的作用。
第一部分：理论模型。
诺思引出他的产权理论是基于两点假设——其一，社会的运行有成本，其二，搭便车行为无处不在。体制机制就是为了降低社会成本，限制搭便车行为。
首先看社会运行成本，当然就是科斯所提出的交易费用——其内涵极为广泛。人活于世，获取任何东西，不论是能量还是信息，都需要付出成本——成本可以是体力、脑力、时间等等。从宽泛意义上来看，信息的传递是社会运行的核心途径之一，任何人或集团的决策，都取决于获取到了什么样的信息，小到菜市场的价格，大到货币政策实施，都是信息的发布和传递。
信息传递既需要时间成本，还需要能量和物质成本——古代的烽火、马车、驿站，一直到后来的电报、电话，无不是巨大的投入。更为重要的是，搜索信息的成本很高——你怎样找到一个恰好需要你劳动力的人，或者需要你出售商品的人？科斯把这一切都称之为交易费用。
也就是说，随着市场规模扩大、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分割开来的人们相互之间进行信息搜索和传递的成本大大地增加了，要进行恰当交易之前发生的各类社会成本，统称为交易成本。
社会体制和机制的作用就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或交易费用。所谓市场、价格这些东西，都是人们为了降低交易费用成本而发明出来的机制，以价格来体现一样东西的价值，这个价格的高低，反映了大家对这件东西的看法和需求。
包括货币本身也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而出现的通用等价物，有了货币，需要羊肉的面包师傅就无须找到一个需要面包的牧羊人才能获得羊肉，他只需要卖掉手中的面包，然后用货币与任何一个有羊肉的人去交换就可以了。
所以，社会制度的出现，就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企业的出现，是为了降低同一产品各个部件供应商之间寻找买家并谈判的成本；品牌和声誉的出现，是为了降低人们在购买复杂产品时比较和度量产品品质的成本；包括时下的网络平台、直播，也都是为了“节省”——省时间、省精力、省搜寻——这些都是交易成本。
其次，人类的一个行为习惯——搭便车。搭便车是一个形象说法，就是逃避应付的成本或义务的做法——欺诈、逃税、走私、占公家便宜、逃票都是。从诺思的角度来看，对经济增长损害尤其大的搭便车，就是对知识产权，尤其是技术知识的搭便车行为——创新者花费巨大努力创造的新事物，没有给创新者本人带来应有的收益，反而被模仿和跟进行为侵吞掉了福利，这从机制上阻碍了人们的创新活动意愿。
搭便车就是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匹配问题。往车窗外扔垃圾，不赡养老人，把老人扔给福利机构，或者生了孩子不养育，扔给福利机构，都属于把私人成本转嫁为社会成本的搭便车行为。产权界定缺位，以及正反激励规则的缺位，都会造成这类行为损害社会福利。
做好事带来的社会收益远大于其个人收益，个人付出的成本却远高于社会成本，那么人们就倾向于不做好事；做坏事带来的私人成本远小于造成的社会成本，而且私人收益远大于社会收益，那么人们就倾向于做坏事。
另外，凡是度量和考核成本很高的或者难度很大的事物，就越容易出现被搭便车的情况——因为很难通过精确度量确定收益归属问题——很多公共用品就是这个范畴。
由此，诺思认为，产权问题才是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核心问题，人类社会的建构，乃至这些建构的变迁，都是围绕解决产权问题而来的。——就像我们开篇说到的，自从人类开始占有和分配生产资料与成果，就产生了产权，产权本质上是排他的，那么谁来解决产权归属问题？当然是一个优于所有人之上的力量——暴力机器——国家。所以，产权理论的最高形式，就是国家理论。
过去一万年以来，决定人类社会进步的两股力量——其一是知识和技术的积累，其二是政治和经济组织结构。前者知识和技术存量只是决定了人类活动能力的天花板，它并不直接决定人类能生活得有多舒适和成功。后者则决定了经济业绩表现和知识与技术存量的增速。
所以说，诺思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中，合作与竞争的形式以及组织人类活动的规则和执行体制，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因为它们奠定了整个社会的激励系统，决定了社会福利和收入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