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分业，士农工商”这个概念是由春秋著名政治家管仲提出的，他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群体划分为四大阶层，即军士、农民、工匠、商人。按照现代人的理解，这四个阶层的社会地位是按文字先后排序的，即士在第一位，商在最后一位。可事实上，“士农工商”按高低贵贱排序却是一个将错就错的认知结果，而非管仲划分阶层的初衷。
管仲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学界的鼻祖，他看待国家问题的角度也往往是从经济大局方面出发。管仲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如果让大家杂居在一起，彼此做的事情都不一样，容易让事情变得混乱，无异于提升社会生产效率。反之，让同阶层、同行业的人居住在同一片区域则有诸多好处。
士人们居处在同一片区域，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悌。一个良好的环境可以让士人子弟从小就养成安定，不会见异思迁的习惯。
农民们居处在同一片区域，分别四季，安排用具，置备器械。大家平时可以探讨种地经验，农忙时可以互惠互助，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
工匠们居处在同一片区域，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大家方便交流经验，提高技艺，“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事”，从而更容易营造专业氛围。
商人们居处在同一片区域，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大家能更方便地交流商业情报，料定物资多寡，预估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如此一来，不仅能更高效地从事商业活动，而且还能及时平抑物价波动，让百姓生活更加安定。
从后来各行各业的社会地位来看，大家很容易想当然认为“士农工商”是存在着高低贵贱排序，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管仲自己早年就是一个商人，他本人对此经历也没感到有什么丢脸的。相反，管仲在成为齐相后，大加鼓励商业贸易活动，运用价格杠杆调节经济和增加国家收入。此外，管仲还利用商品价格波动对其他诸侯国发动“贸易战”，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从管仲的一系列行为就可以看出，他对商人这个群体是抱着友善态度的，因此不可能在社会阶层划分中将商人划到“四民”中的末位。
管仲提出“四民分业，士农工商”概念的初衷是为了实现社会分工，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与阶层地位划分没半毛钱关系。只是后来随着儒家思想的盛行，读书人地位不断被拔高，“士”也从最初的军士变为了士人、士大夫。商人则因见利忘义、投机取巧等刻板印象，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小人。因此，“士农工商”逐渐演变成了阶层地位划分标准，商人的地位这才排到了“四民”中的最后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