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周族早期世系中，公刘第一个称“公”，后来有公非、公叔祖类、公亶父。公叔祖类，《世本》又称太公祖绀诸盩。或者说“公”是爵名（伪古文《尚书·武成》孔传），或者说“公”是号（《公刘》正义引王肃说）。从后来季历称王季、或称公季来看，“公”和“王”应该同样是称号。公刘之称“公”，该是当时周族人对国君的尊称。从公刘第一个称“公”来看，周族创建国家当在公刘时代。
关于公刘所处的时代，有人说与夏桀同时，这个说法不可信。上面我们已经分析，“公刘避桀居豳”之说出于附会。从公刘到文王的世系只有十一世或十三世来看，应该已在商代中期了。相传公刘所迁的豳，在汉代右扶风栒邑县，见《汉书·地理志》，即今陕西彬县西北、泾水以东地方[9]。《公刘》说：“于豳斯馆，涉渭为乱”，“乱”是横流而渡，这是说为了在豳营建宫室，需要磨刀石块（石厉）和坚硬大石块（碫），要横渡渭水去取得。《周本纪》又说：“自漆沮度（渡）渭取材。”因为豳并不靠近渭水，要从漆水、沮水通到渭水，才能渡渭取材。朱熹《诗集传》说：“涉渭取材，而为舟以来往。”其实不必用船，用结成的筏子来运送更是方便。建筑材料用水道运送，是一个进步的方法，可以减轻不少艰苦的劳役。
公刘不仅是周族所建立的国家的第一个国君，而且是第一个有计划地营建国都的人。选择营建国都的地点是比较周密的，既要有肥美的广大平原，又要有奔流不息的水源，还要有向阳的高冈，更要有适宜建筑都邑的高地。都邑的建筑必须靠近河流和许多小溪，因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必须有充分的水源供应，但是又必须防备水灾的破坏和损害，因此必须有大块的向阳的高地。公刘把豳选定为国都，基本上是符合上述的要求的，既讲到“于胥斯原”，“复降在原”，“瞻彼溥原”；又谈到“逝彼百泉”，“观其流泉”，“夹其皇涧，遡其过涧”，“芮（汭）鞫之即”；又说到“迺陟南冈”，“既景（影）迺冈”，更述及“乃觏于京”，“于京斯依”，“京师之野”。“京”就是大块向阳的高地，适宜营建国都的地点。《尔雅·释丘》：“绝高谓之京。”《诗经·鄘风·定之方中》：“景山与京”，《毛传》：“京，高丘也。”卜辞和金文高字作“0060-01”，像高地上半地穴式的建筑结构，下端“0060-02”像中有立柱的地穴，上端“0060-03”像地穴上出入有土阶、并有屋顶覆盖的形状。
周人把国都称为“京”或“京师”，就是起源于公刘时代。“京”就是像高地上造有半地穴式建筑。为什么又称“京师”呢？“京师”在金文写作“京0060-04”。“0060-04”的原意是土堆，“堆”就是“0060-04”的后起之字，有屯聚的意思。因此“0060-04”字被用作屯聚军队的地点的称呼，又被用作军队的单位名称，甚至被用作军官的称号。如殷代甲骨卜辞称军队经常驻屯的地点叫“某0060-04”，称一些军官叫“0060-04某”，还说到“王作三0060-04”（《殷契粹编》第五九七片），就是说商王编制了三个“0060-04”的军队。西周金文也常把驻屯军队地点称“某0060-04”，如“成0060-04”（小臣单觯）、“牧0060-04”（小臣0060-05簋）之类，西周的军队则有“殷八0060-04”、“成周八0060-04”、“西六0060-04”。“六0060-04”在文献里就称为“六师”（如《诗经·大雅·常武》等）。因此，“京0060-04”或“京师”这个名称，肯定也是由于长期驻屯军队而得名。春秋铜器晋邦0060-06：“王命0060-07（唐）公（指晋的始祖唐叔虞），冂宅京0060-04。”晋姜鼎：“0060-08覃京0060-04，0060-09（乂）我万民。”所说“京0060-04”，都是指晋的国都。《尚书·洛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西周初期把新建的洛邑称为“洛师”，因为洛邑是驻屯军队的东都。
《公刘》把新建国都称为“京师”，同样是因为驻屯军队而得名。《公刘》说“其军三单”。前人对这个“单”字有不同说法。《毛传》：“三单，相袭也。”这是读“单”为“嬗”或“禅”，说是更番征调（俞樾《达斋诗说》、章炳麟《文始》）；郑玄笺解释说：“适满三军之数，单者，无羡卒也。”这是读“单”为“殚”，解释为“尽”。清代学者还有种种说法，都很牵强，没有讲通。“单”在这里用作军队的单位名称是很明显的。我们认为“单”当读“0061-01”，与“堆”音近，是“0060-04”的假借字。[10]“其军三单”就是“其军三0060-04”，如同殷代“王作三0060-04”一样。“其军三单”是和上文“既景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相连成文，说明驻屯大军的营地也曾经选择，是在郊外有高冈和流泉的地方。既是为了便于防卫，又是为了便于生活。
公刘对于这个新都的建设是经过考察和周密考虑的。在国都中还建筑有族众集体活动用的厅堂，叫做“依”。这种厅堂的起源很早，在原始氏族制的村落中，中部就造有一所较大屋子，供集体活动之用。这种厅堂也就是后来所谓明堂或辟雍的起源，既成为贵族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的地方，又成为贵族弟子学习的处所，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和学校性质。所有族众在这里的活动都有其政治目的。《公刘》说得很清楚，“食之饮之”的目的就在于“君之宗之”，是为了尊敬君长和宗族长，团结宗族和巩固统治秩序。《毛传》解释“君之宗之”说：“为之君，为之大宗也。”这时公刘既为一国的君长，又为一族的宗子，君长和宗子是合一的，这是古代贵族宗法制度的特点，周族从开始建立国家起，君统和宗族就是合一的。一国的君长，确是一国的大宗。国君与所属大臣，既有君臣关系，又有宗法关系。国内同姓贵族的小宗，应该从属于国君的大宗。
国都的布局是经过丈量而规划的。《公刘》说：“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毛传》：“山西曰夕阳。”《尔雅·释山》同。郑笺：“夕阳者，豳之所处也。”陈奂根据这点，认为“夕阳建国，则豳居在豳山之西”（《诗毛氏传疏》）。我们认为邑不可能造在一座大山的西面。如果造在大山西面，没有朝阳而只有夕阳，对起居生活就很不合适。这里所说的夕阳，该只指作为京师的大块高地的西部地区。这样把主要宫室造在京师的西部，是比较合理的。先秦国都的布局，多数是坐西朝东的，把主要宫殿建筑放在西部，可能就起源于公刘时代。
公刘时代，是周族开始振兴的时期。这时创建了国家机构，有计划地选定和营建了新的国都，对国都的布局作了适当的安排，在郊外，对平原和低地加以开垦，在高冈一带驻屯了三支军队。在京都，建设了招待族众集会饮食的厅堂，并在西区建造了许多宫室。说明当时新建的国都已具有相当规模。当然，所建筑的厅堂和宫室还很简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