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一个重要人物。
他在毛主席的身边工作了30多年的时间，始终都保持着兢兢业业，两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毛主席充分信任汪东兴
在战争年代，能去中央机关担任警卫工作的人，必然是有着很高要求和标准的。
而汪东兴身上就具备着这样的条件。
他从1929年开始投身于革命，是在长征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优秀干部，到达陕北之后，他的能力进一步得到了体现，从“两延”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一路成长为中共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有着极为丰富的工作经验。
而且，汪东兴也十分细心，在他本人的日记中，还记录过这样一件事。
当毛主席准备撤出延安的时候，汪东兴考虑到出行的问题，便问道：“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准备怎么走？是坐车走还是骑马走？”
叶子龙回答道：“他们准备坐车走，前方的道路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
汪东兴说：“现在那边正在挖壕沟，要通知他们留出来一条汽车道。”
这件事也让汪东兴在领导们这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大家都没有考虑到的事情，汪东兴总是能考虑到；而且，汪东兴本人本身就具备着很强的军事素养。
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他就参加过不少战役，后来红军办了彭杨步兵学校，他也来到此处学习过，属于“既有实践经验又接受过正规培训”的高级人才，而且打枪也很准。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在1947年国民党大军逼近延安的时候，毛主席专门挑选了汪东兴来担任警卫工作。
那会，汪东兴主要负责外围警戒工作，那会，他会率领其他战士们控制制高点，防止敌人可能发生的偷袭，在这样的岗位上，只要是毛主席所安排的任务，他都能够完成的很好。
汪东兴知道任务的艰巨性，可他知道，毛主席的思路，总是远超于常人。
蒋介石在自己的警卫工作中，总是采用一种“严密自保”的方式，而胡宗南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下，毛主席仅仅率领着一小支部队来保卫中央机关，还能使得中央机关在敌人的眼皮下来去自如。
而警卫部队的目标，一般就是阻击、袭扰、牵制，主动权也基本握在自己手里。
在王家湾的时候，汪东兴仅仅带着一个加强排的兵力连夜部署，阻击了刘戡部队一个团的兵力，使得敌人不敢轻易向前冒进，他们三次将敌人击退，付出的代价，也只是一位战士受了点伤。
再加上当时正好赶上了大雨，敌人“清缴”王家湾的计划被推迟了整整12个小时，这也为中央机关撤到王家湾的外面争取了大量宝贵的时间。
当毛主席得知了外围的战况后，连声称赞道：“你们打得好！用了极少的兵力阻击住了大量的敌人，这说明敌人还没有站稳脚跟，他们还没有摸清楚我们的行踪和实力，就被你们以少胜多了。”
此外，毛主席又交代汪东兴再打一仗，扰乱敌人的行动，让他们睡不好觉也吃不好饭。
这样，也能同样给刘戡造成一种错觉：搞不清红军到底有多少部队。
接到任务后，汪东兴率领起一个警卫连开始了游击活动，保障了当地群众的生活。
毛主席看到汪东兴的战果后也同样高兴地说：“这次带小部队深入敌后，插到了延安附近的地区，该打的仗打了，不该打的仗就坚决不能打，你们帮助和保护群众收获了800多担麦子，这同消灭了800个敌人一样重要，任务完成的很好。”
也正是汪东兴此番执行了两项任务，让毛主席看到了他的很多长处，因此，毛主席便一直让汪东兴执行起负责整个中共中央机关的警卫工作，这也是毛主席对汪东兴的赏识和信任。
后来，从新中国成立前夕一直到住在香山和搬进中南海的那段日子里，汪东兴就负责警卫工作。
待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汪东兴也被任命为警卫处的处长等一系列工作，他的身上有很多的职务，而只有一条没有改变：承担中南海中央机关的警卫任务，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
这项工作，是汪东兴本身工作的一种延续，不过，这次的工作范围更大，职责也更多，这也充分表明了毛主席对汪东兴的信任。
时间久了，毛主席和汪东兴之间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汪东兴除了负责中南海的警卫工作，还负责挑选中央的一般工作人员，细节到医生、护士、服务员等等。
在重要领导人身边工作的人员，汪东兴都会负责对这些人情况的细致调查。
而毛主席若是外出，跟在身边的一般都是汪东兴，比如毛主席在重上井冈山、畅游长江等事情上，都有汪东兴保驾护航，因此主席的身边也从未有过安全纰漏。
在出国访问的时候，毛主席也会将警卫事项全部交给汪东兴来负责。
1949年，毛主席就给汪东兴下达了准备出访苏联的指示，让他具体负责保卫工作。
毛主席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情况比较复杂，因此需要采取保密措施，而相关的警卫工作，就命汪东兴去找罗瑞卿等人共同商量。
最后，汪东兴和聂荣臻等几位同志商量后决定：为确保毛主席此次出访安全，要有足够的兵力负责从北京到满洲里沿线桥梁、涵洞、制高点的警卫工作，而汪东兴则负责毛主席专列的安保工作。
而汪东兴的职务也逐渐得到了提拔，这些也都是组织对他的信任。
此外，毛主席的行动可能连身边的其他人都不知道，只有汪东兴一个人知道。
也就是说，毛主席将自己的人身安全全部寄托给了汪东兴。
毛主席也曾这样说过：“他是一直要跟着我走的，别人用起来我也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也习惯了，人还是要旧一点好，他的长处是比较细心，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汪东兴也十分崇拜毛主席
汪东兴十分崇拜毛主席，这种感情始终都是有增无减。
只要是毛主席的意见，汪东兴就会毫不犹豫地按照他的指示去做，而这种崇拜不是一种盲目的崇拜，是建立在毛主席的功绩和贡献之上的。
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也充分表达了他敬佩毛主席的缘由。
他认为，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和不同历史时期的转折关头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对中国革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上，汪东兴都有参与，并且发挥出极为关键重要的作用。
在1980年2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汪东兴辞去了身上的一系列职务，退出了领导岗位，依旧关心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工作，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他对于毛主席的崇拜之情，一直到他离世。
因此，他更希望将很多历史的细节还原出来，西方一些出版机构曾经找到了他，愿意出高价请他撰写回忆录，可都被汪东兴给拒绝了。
按照他本人的意见，就算是少拿回一些版税，也要将自己的回忆录交给可靠的权威出版社，他选中了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自己的回忆录。
之所以如此选择，也是他出于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他说：“我做什么事情，以后都要有脸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意思就是，如果真的写了，就没脸再去见毛主席了。
而且，在颐养天年的过程中，汪东兴总是潜心读书，拒绝诸多活动，尽管他深居简出，也很少会见生客，可要是有家乡的干部或父老乡亲前来，他都格外热情，特别对于从事修史编志的同志们，他都格外热情，甚至是有求必应。
一些名人在处理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仅仅题字或留名就可以了，可汪东兴对于这件事，始终要求自己做到一丝不苟。
他会常常戴上自己的老花镜，一笔笔按照同志们提出的要求来编写文字资料，当大家将初稿写好后送到汪东兴这里看，汪东兴依然也会一丝不苟地审阅和把关。
有一次，出版社的同志负责出版《弋阳英烈》这部书，汪东兴就主动提出了意见：“书稿我是看了的，没有太大的问题，不过建议在这本书中加上两个人，分别是方志敏和于汉潮。”
而且，汪老还详细介绍了加上这两个人物的原因，而且，他在看一些书籍的时候，还会提出一些意见，特别是对于一些细节有太多“文学加工”不够真实的情况，他就会提出批评意见。
有一次，一部书中说汪东兴“考虑问题时会抽烟，高兴的时候也会喝酒”，汪东兴看到后就有点“郁闷”了，他说：“我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不是到了今天才这样，而是几十年的时间都是如此。”
对于一些书籍，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心：“现在很多书主观臆测和掺水的成分太多了，这个倾向也不太好。”
而他本人，本身就是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也对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有着很深厚的敬畏感。
而汪老的很多建议，也会被相关的工作人员采纳。
1995年6月，为了拍摄方志敏的专题片，地方电视台专门来到北京采访了汪东兴。
在汪东兴家的客厅中，摆设着一整排马列和毛主席的经典著作，格外醒目的，是毛主席于1961年10月16日亲笔书写并且赠送给汪东兴的《送别》诗。而他的书房在客厅的东侧，四周摆满了个高高的书柜，很多都是古色古香的线装书，每部书上都有汪老本人手写的书名。
这样的习惯，也要从汪东兴的革命历程说起。
在他投身于革命之后，也多次来到党校学习，当他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之后，更是求知若渴，常年都坚持不懈。
汪东兴的女儿汪小燕对来访者说：“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父亲对于毛主席的思念之情不减，每当毛主席的生辰、忌辰，家里面都当成大日子来过，每年到了毛主席逝世的日子，父亲都会来到纪念堂献花和瞻仰，即使他的年纪大了，身体也变得很差，不过他也从来没有耽误过一次，而毛主席的诞辰，家里更是看得十分重要，会吃面条庆祝，而每到了五周年、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父亲也会写一些纪念性的文章来表达怀念之情。”
在汪老年过九旬的时候，神志依然非常清楚，保持着多年来的阅读习惯，也一直笔耕不辍，女儿还说：“父亲不仅仅身体健康，也非常关心时政，还常常让家人从互联网上下载一些资料下来阅读。”
毛主席有过一句话：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而汪东兴的一生，始终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