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美国通胀再度爆表，5月CPI高达8.6%，同比和环比均大幅超过市场预期，继续刷新40年来的最高纪录，通胀见顶的希望再次破灭，这意味着美联储后续的加息缩表行动有可能进一步升级。与此同时，欧洲央行为了对抗欧元区8.1%的通胀压力，准备在7月停止货币宽松，并立刻开始加息25个基点，如果通胀继续恶化，9月可能强化加息力度。至此，发达国家除了日本继续“货币躺平”之外，欧美货币均开始进入货币紧缩的快车道。这当然是金融市场的特大噩耗。
CPI的数据一经曝出，6月10日美国股市立刻遭遇剧烈抛售，道指大跌880点，跌幅2.7%，标普500下跌2.9%，纳指重挫3.5%。经过一个周末的恐怖情绪酝酿，6月13日，“黑色星期一”如期降临，道指盘中一度狂泻1000点，最终收跌876点，最近三个交易日累计暴跌7.3%，创下2021年1月以来的新低。同时，美国科技股的泡沫最终破裂，纳斯达克暴跌4.68％，从52周新高已累计下跌33％，创下2020年9月以来的最低。标普500跌幅3.88％，从1月所创52周新高跌超21％，再次陷入技术性“熊市”。
短短几天时间，全球股市、债市、汇市、数字货币，几乎无一幸免，全部陷入剧烈的动荡之中，通货膨胀成为金融市场谈虎色变的焦点问题。
美联储去年曾反复断言通胀只是“暂时性”的因素，今年虽然被迫认错，但5月时仍坚持认为通胀最糟糕的时候可能即将过去，下半年通胀将显著好转，明年会再度向2%的低通胀黄金时代回归。美国金融市场受此判断影响，以为加息9月就会终结，缩表更不足为虑，本轮货币紧缩即将结束。于是，投资者信心大振，美股大幅反弹，甚至酝酿再次突破历史新高。
仅仅不到一个月时间，美联储对通胀的判断再次被数据打脸。
为什么美联储会一错再错？最重要的原因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持续五轮的QE货币大放水（包括2019年9月拯救钱荒启动的QE4和2020年3月新冠疫情启动的QE5），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导致通胀，甚至引发了通缩的担心。于是，一种基于逻辑谬误和经验错觉的货币信念，被有限时段的片面数据所“验证”。所以，2021年夏季突如其来的通胀数据才显得那么的“不真实”和“不可持续”，而且新冠疫情和供应链混乱的“证据”是如此显而易见。
美联储的逻辑谬误在于，它们居然不相信超发货币最终必然导致通胀的常识！所有人都明白，货币超发将即时引发全部存量货币的贬值，在绝对理想状态下（信息透明、知识对称、行为一致），市场物价将立刻同比例上涨，使货币持有者陷入机会成本升高的境地。如果他决定放贷或储蓄，则市场利率必须足够高，高到足以弥补他放弃立刻消费所产生的真实损失的程度。因此，货币超发将自动产生利率上涨的压力。
中央银行超发货币是为了刺激经济或金融市场，它们往往会刻意压制利率的上涨趋势（如压低基准利率，购买长期国债），扭曲的利率将迫使超发货币涌向升值最快的金融性资产领域，如股市、债市和房地产，从而改变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机制。在财富蛋糕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切蛋糕的刀法明显偏向资产拥有者，而不利于实业和消费者。金融资产的膨胀，又会反过来产生对超发货币的需求，而货币超发必须以实业和消费者更大的负债为先决条件（即贷款创造存款），这进一步削弱了实业和消费能力。实际上，金融市场的畸形繁荣在本质上等同于金融体系向全民征税，而且税负越来越重。
于是，一个恶性的正反馈机制形成了：超发货币导致央行压制利率，央行压制利率导致金融资产膨胀，金融资产膨胀导致财富分配不公，财富分配不公削弱实业和消费；同时，金融资产膨胀导致更大的货币超发需求，更多的货币超发导致更大规模的社会负债，更大的负债削弱实业和消费。
这个正反馈系统的各个组件相互嵌套、彼此强化、不断升级，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创造出低利率和低通胀的幻觉。但是，正所谓物极必反，低利率和低通胀的正反馈循环不可能永远持续，因为所有正反馈都需要外部能量的不断注入，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当实业和消费者再也无力支付这种能量输血，或者由于外力打破了这个循环过程（如新冠和俄乌战争），则低利率和低通胀的正反馈系统将立刻崩溃，市场环境会逆转为高利率和高通胀的新状态。
美联储的经验错觉在于，2008-2021年这13年货币超发而低通胀的“美好岁月”，并非独一无二，美国在1951-1966年的15年里，曾有过内在逻辑相当一致的前车之鉴。那时美国的通胀长期保持在1-2%，但美国为了进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大社会计划、苏美冷战、太空竞赛，搞出了史无前例的财政赤字，美联储为了帮助财政部实现国债的超低成本融资，长期设置存款利息上限(即著名的Q条款)，并从银行体系不断买入国债，向银行注入大量的准备金，鼓励银行通过贷款来创造更多的存款，从而更大规模地消化不断扩张的国债，这与QE的本质逻辑并无二致。
美联储刻意扭曲市场的基准利率和长期利率，结果迫使美国银行的储蓄大举流向海外，刺激出一个庞大的欧洲美元市场。在毫无管制的情况下，欧洲美元野蛮生长，英法德等国银行纷纷加入欧洲美元创造的大军，结果导致海外美元泛滥，欧洲物价显著上涨，使欧洲美元的市场利率远高于美国国内，从而诱发更多的美国储蓄外流；同时，美国银行储蓄外流越多，美国银行在国内创造货币的能力就越强（储蓄外流即“负债变性”，从国内储蓄变性为对外国银行负债，实际上减少了准备金压占）。美联储对利率的扭曲，制造出一个野生的海外金融资产新天地，欧洲美元市场越是庞大，就会对美国储蓄产生更大的需求，从而刺激美国国内银行创造更大的债务和更多的货币。这同样是一个恶性的正反馈循环，使美国国内的财富分配严重恶化，实业和消费被削弱，美国制造业被迫开始大举外流，拉开了美国工业空心化的序幕。
到1966年，这个正反馈系统开始崩溃，美国国内美元和欧洲美元同时达到了爆发的临界点，美国物价开始大涨，CPI骤然突破4%，美元储蓄流入欧洲的规模开始跳升，欧洲美元创造出现了放量扩张，欧洲物价出现失控的前兆。与此同时，美国的国际收支严重恶化，欧洲国家拿着自己创造出来的欧洲美元储蓄向美国讨要黄金，美国黄金储备如黄河决堤大规模流向欧洲，美元陷入了重大的信心危机，结果加剧了国内物价与国际物价的同步飙升。
实际上，这才是1971年美元被迫与黄金脱钩的本质。而70年代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不过是火上浇油，让已经点燃的通胀之火升级到难以扑灭的燎原之势罢了。
鸿学院核心课：《现代货币创造-金钱的实践》
爆发于1966年持续15年之久的全球大通涨时代，源于1951年开始的财政赤字的隐性货币化。同样，2021年突然出现的通胀势头，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长期财政赤字和货币超发的后遗症。美联储以区区3%的加息幅度就能遏制一场酝酿了如此之久的利率扭曲和通胀爆发吗？
在一个全球货币已经发生“范式转变”的新时代，世界将更大可能面对一个高通胀和高利率并存的新挑战。而中国显著不同于外部环境，正处于低通胀和低利率的独特状态，这种状态是否可以长期稳定？如果货币范式转变是全球性的，那么高通胀将有利于房价，但高利率却正相反，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未来的房价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