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亏我平时那么信任你，你竟然连老人的遗产都骗。”
“你不要诬陷好人，这都是你父母自愿的。”
争吵的两人是家住上海的李红女士和当地养护院的黄院长。
2016年的8月，李红女士接到了一个噩耗：自己住在养护院的父亲与世长辞了。
养护院院长 黄飞
可事后，她意外地发现了一张捐赠证书，上面显示父母将名下所有财产全部捐赠给养老院，共计60万。
看到这张证书，李红女士十分气愤，她跑去找院长对峙。可院长却说这白纸黑字写着呢，是老人自愿的，与自己无关。交涉无果后，李红女士将养老院告上了法庭。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两位老人能不顾亲情将自己的财产全部捐给外人？李红最终能要回这笔钱吗？
父母将财产全部捐出，儿女毫不知情
2016年8月31日，李红正在家中做饭，突然手机铃声响起。
李红
“您好，是李红女士吗？”
“我这边是养老院的，你的父亲上午去世了，您现在方便来一趟处理一下倪老先生的后事吗？”
放下电话的李红没有迟疑一秒，火速奔赴养老院。
在处理完殡葬的事情之后，她打算整理一下父亲生前的物品。
她一件一件地查，看是否有遗漏的现金或者银行卡之类的东西。
翻着翻着，突然翻出一张纸，打开一看，上面的内容让她大吃一惊：
“我倪鸿基（化名）和我妻子陈曼莲（化名），愿把我们银行卡上的六十万元捐赠给上海慈善基金会，用于成立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青松养护院（化名）专项基金………捐赠人：倪鸿基、陈曼莲”
李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从没听父母提起过这件事。而且自己是他们的女儿，怎么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自己商量一下，整整六十万啊，说捐就捐了？
李红怎么想都不对劲，带着万分疑惑，她来到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想看看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上海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告诉李红：“这笔捐款的确存在，而且是一笔定向捐款”
这下，李红彻底急了。她直接返回养老院，想找母亲一探究竟。
“妈，那笔捐款到底是咋回事啊？你和我爸是不是被人洗脑了啊？”
母亲望着女儿泪流不止，嘴巴一直在动，却说不出一个字。李红看到母亲这样心里更加着急，便问工作人员这是怎么回事。
据工作人员透露，李红的母亲曾在2013年突发脑梗后，身体越来越差，现在生活不能自理，甚至连语言功能都丧失了。
李红看着母亲无助的眼神，心里是又心疼又生气。
但很快，她就想到了一个新的问题：母亲这个状态连话都说不出，又怎么会想到把全部的积蓄都捐了呢？不对，这其中一定有问题。
这笔捐款的受益单位是养护院，那么直接受益人就是院长黄飞，李红认为很有可能是这个黄院长使用了某种套路让母亲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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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这个思路，李红回想起黄飞曾经对自己说过的话，现在一看那简直是居心叵测啊！
李红想起来，自己之前多次想来看望父母，但都被黄飞却以二老不想见她为由拒绝了李红。
在李红看来，这件事自始至终就是黄飞在捣鬼。通过挑拨自己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加重双方之间的矛盾，最后趁虚而入骗取父母的积蓄。
李红的怀疑并不全无道理，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情又怎么会被外人几句话就挑拨了呢？
这就要提到李红的复杂的家庭关系了，其实李红和倪老先生并非亲生父女。
李红生父早在1985年的时候就去世了，80年代人们工资都很低，仅靠李红母亲一人养活李红和弟弟是很困难的。
基于生活的压力，李红的母亲只能被迫改嫁，跟倪老先生重新组建了家庭。
起初李红和弟弟也非常认可这个继父，他们一家人的关系十分和谐。本以为这种局面能够一直维持下去，然而一件突如其来的意外打破了这种和谐。
2013年，李红的母亲得了脑梗。李红考虑到自己照顾母亲更方便一些，便把母亲接到自己家中，倪老先生则是自己在家一个人居住。
时间一久，倪老先生由于孤独性情大变，开始隔三差五地给李红和弟弟打电话，还威胁他们如果再不来，自己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
虽然倪老先生说话有些难听，但李红和弟弟始终觉得继父这么多年不容易，人老了难免糊涂，不应该跟他计较。
他们还是照常去看望老人，可每次没说几句话，倪老先生就开始破口大骂，还赶她们走。为此，李红和弟弟没少生气。
渐渐地父女之间的怨气越积越深，直到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双方之间的矛盾再度升级。
李红照顾母亲期间，倪老先生没帮一点忙，也没来看过一次，他认为女儿照顾母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因为母亲看病吃药花销比较大，李红便跟倪老先生商量由自己来管理母亲的工资卡。
一听这话，倪老先生瞬间暴跳如雷，朝李红吼道：
“你妈养你那么大，现在需要你照顾，你还想要钱？做人还有这样做的？ ”
李红顿时感觉继父简直是不可理喻，跟他商量简直是对牛弹琴。索性，李红决定以后不再找继父了，随他便吧。
李红的退让并没有换来家庭的和谐，相反，倪老先生玩的是越来越大。
一天上午，李红正在给母亲喂饭，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李红开门一看，竟是倪老先生。
常言道“无事不登三宝殿”，李红感觉自上次要母亲工资卡之后，跟继父已经很久没联系，他这次突然生门准没好事。
果然，倪老先生没让李红失望。
“老伴，我把房子卖了，我来接你咱俩一起去养老院，不在别人家里受气。”
李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说的是人话吗？自己亲力亲为照顾母亲这么久，换来的却是对继父的猜疑和排斥。李红转头望向母亲：
“妈，我对你咋样你自己最清楚了吧？你要跟他走？”
得了脑梗之后，李红母亲的病情反复无常，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已经没有了自主思考的能力。就这样，母亲在意识模糊的情况下跟倪老先生去了养老院。
后来就发生了秘密捐赠这件事情，李红带着满腔的怀疑，找到了养老院院长黄飞。
疑点重重
面对李红的质疑，黄飞显得非常淡定。他表示自己每天就想着怎么让老人在这里过得好、过得开心，那些下三滥的事情自己不会干。
而且钱在二位老人自己手里，捐赠是他们的个人意愿。
黄飞的这套说辞显然不能让李红满意，李红回家后茶不思饭不想，反复看着那张捐赠协议，脑海里不断地回想昔日自己跟父母相处时的场景。
换做是其他人也会想不通，为什么父母都不跟自己商量一下，把自己的全部积蓄说捐就捐了呢？
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李红在签名那一栏发现了问题。
虽然二位老人的确在这张协议下签了字，但两个名字的笔迹相同，而李红认得母亲的字迹，母亲的名字绝对不是她自己签的。
一套完整的逻辑链逐渐在李红脑海里呈现出来，继父对自己怨恨已久，带着母亲去了养老院。
养老院院长黄飞每天把继父哄得晕头转向，继父在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替她签下了捐赠协议。
“既然你们对我不仁，那就别怪我了”。
怀揣着满腔的怒火，李红来到了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以母亲监护人的身份对接受捐款的基金会发起了诉讼，要求基金会返还60万元。
李红把自己掌握的证据和自己的全部提交给了法院，等待一个正义的审判结果。
负责这起案件的是黄浦区人民法院的吴建波法官，她也认为两位老人捐赠这么一大笔钱给养老院的确有些不正常，为了做到公平公正，她本人亲自去养老院进行调查取证。
她先是找到院长黄飞了解情况，面对法官的调查询问，黄飞十分配合。
据黄飞回忆，倪老先生在捐赠之前说过这样一番话：
“我们这个钱肯定不会留给儿女，你们养老院做的是慈善事业，那不如我都捐给你们吧。”
关于劝李红不要来养老院这件事，黄飞也是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他说当初两个老人是由所在社区的居委会推荐来的养老院，入院当天因为两个老人东西多，黄飞带人去老人家里搬了好几趟，老人非常感动。
而入院当天全程老人的子女都没出现过。
两个老人生病，也是养老院工作人员照顾的。至于两个子女，黄飞说是从来都没见过。
有一次陈老太太病了半个月，儿女都不知道，只有护理人员每天24小时陪在老人身边，给她擦身、喂饭、接屎接尿。
老人住进来之后，子女一共就来过三次。每一次来，都会惹老人生气，最后不欢而散。
黄飞还说，他记得之前有一次老人的儿子来养老院问老人要钱，老人没给，儿子拿起水果刀吓唬老人，最后是工作人员进来阻止的。
经过这几次事情之后，老人是彻底寒了心。
作为院长的黄飞不能眼睁睁看着老人在自己这里受气，所以才做出之前劝说两人的事情。
虽然，黄飞说的有鼻子有眼，但这毕竟只是一面之词不能全信，法官只能是做好记录。
接下来，就到了最关键的疑点——这次捐赠陈老太太是否知情，倪老先生为她代签真的具有法律效力吗？
想搞清楚这个问题，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直接问陈老太太本人，可陈老太太不久前也已经去世。就算她还活着，她也说不出话来，依然没法求证。
就在取证陷入僵局之时，黄飞再次拿出了一份证据让吴建波眼前一亮。
这是一份手写的赠予声明，黄飞表示这是在2015年初倪老先生写下的。
那时，倪老先生刚被查出得了癌症，看着老伴没有自理能力，他怕自己走后老伴没人管，就开始着手处理身后事。
靠儿女肯定是靠不上，那怎么办呢？只能靠养老院了，随后倪老先生想到了自己和老伴的60万存款，有了这笔钱就不怕老伴没人照顾。
没过几天，倪老先生就把这笔钱转给了黄飞。收到转账提示的黄飞也蒙了，他是又担心又害怕，便去问倪老先生。倪老先生解释道：
“我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我的老伴就全靠你们了。你们是好人，这笔钱呢我就都给你们，一来是我老伴在这里后续的养老费用，剩下的呢就给其他需要帮助的老人吧。”
第二天，倪老先生和陈老太太又给黄飞补了一份手写的赠与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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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倪老先生的做法让黄飞深受感动，但他觉得这笔捐款既然是捐给养老院，那的确不好打到他的私人账户。
他把钱退了回去，并建议老人通过慈善基金会进行定向捐赠，这样既合理又合法。
后来，倪老先生就走了正规流程，把这笔钱捐了出去。
一份手写的赠予声明和一份盖章的捐赠协议，这两样东西大大提高了黄飞说话的可信度。
当法官拿着这份赠予声明给李红看时，李红又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在这份声明底下只有继父的签名，而没有母亲的签名，只有一个非常模糊的手印。李红认为自己母亲是大学文凭，不可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我国法律规定，夫妻婚后财产属于共有财产，赠予时必须双方都得同意，否则一方没权利单独处置。
所以，李红有理由怀疑母亲并不愿意签字或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迫按了手印。
事情真的像李红推测的那样吗？很快，黄飞又给出了答案。
水落石出
两份文件都出现了小瑕疵，而且涉及金额过大，难免让人怀疑。对于签名的问题，黄飞解释道：
“陈老太太2015年已经不能动了，无法写字，只能在经过她同意后，帮他按下手印。”
李红并不认可这种说法，她向法院提供了母亲的病例，并称母亲得了脑梗之后病情恶化，失去了思维能力，所以根本不可能对捐赠这件事表达自己的态度。
这种事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孰对孰错，那只有拿出确凿的证据才知道。
令人没想到的是，黄飞还真拿出了一份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
在接受捐赠之前，养老院为陈老太太录了一段视频。养老院请的代理律师询问陈老太：
“我叫啥名字”。
“李律师。”
随后律师拿出了一份赠予声明开始宣读：
“我赠予养护院的财产，今后任何人不能以任何理由向养护院要回………”
“是这个意思吧，是这个意思你按个手印。”
随后在律师的帮助下，陈老太自己按上了手印，并且整个过程陈老太没有一丝不悦的情绪。
这份视频可以说是非常直观了，陈老太的精神状态没有任何问题，她只是行动不便所以才找人代替自己签字。
最后法官认定，不管是赠予声明还是捐赠协议，都是在陈老太意识清醒的情况下，经她本人同意签下的，所以具有法律效力。
看到这，李红还有些不甘心。她继续提出质疑，她认为捐赠协议上母亲的签字是继父代签的，应该不作数。
具有多年断案经验的法官回答了李红的问题。从签署赠予声明的视频来看，陈老太意向非常明确，那就是要捐赠，所以后来的捐赠协议符合老人意愿。
并且，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让其监护人代理自己签字，而第一顺序监护人就是配偶。
也就是说，倪老先生经过陈老太同意后签署的捐赠协议，合理合法，没有问题。
得到判决结果的李红仍然不服，她继续上诉到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最后，法院给出的还是一样的结果。
事情到这里就正式结束了，或许李红和弟弟会是满心的不甘和后悔，但这些都为时已晚了。
看到这，有人会奇怪，这可是亲妈啊，怎么舍得一分不留呢？
或许，从黄飞之前的陈述中我们不难寻到端倪。
不管有没有吵架和拿刀吓唬父母的事情，可以认定的是这么多年，李红和弟弟肯定是很少看望父母。不然，父母也不会被居委会推荐给养老院。
而且，陈老太在2015年上半年意识是清醒的，作为女儿的李红竟然一口咬定母亲已经糊涂了，说明她的确对老人的病漠不关心。
摊上这样的儿女，时间一长，当父母的心里肯定是难受的。再紧密的亲情，也架不住反复地摩擦和割裂。再浓烈的爱，在日复一日的失望当中也会消磨殆尽的。
反观养老院方面，在老人最无助最需要照顾的时候，工作人员挺身而出。或许就是在这种强烈的反差下，老人才痛下心来做了捐赠的决定。
百善孝为先，李红的事情给我们提了个醒：趁父母还活着的时候多陪陪他们，尽尽孝心，有问题就解决，有矛盾及时沟通，别让亲情迷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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