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有绮宴公子乡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手，拍按香檀。
——《花间集·序》
五代词人欧阳炯在《花间集》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大致说的就是词的歌唱方式与演绎空间。也正如欧阳炯所言，唱词活动早在五代时就已经十分流行。
众所周知，作为一代文学的宋词，在宋代本身是用来歌唱的，具有娱宾遣兴的娱乐功能，而且是一种风行大江南北的流行歌曲。除了宋词的音乐功能之外，宋词的文学性在我国文学史上也是熠熠生辉的。
宋词是我国文学艺苑中的一枝奇葩，是宋代文学的主要样式，是与汉赋、骈文、唐诗、元曲、明清小说等可相媲美的一种文学样式。
词在宋代达到巅峰状态，但如果追根溯源的话，词的源头并不在宋代。如果从词的音乐性与文学性的双重标签来看的话，词起源于隋代的说法倒是很中肯的，南宋文人王灼在《碧鸡漫志》卷一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唐。”
王灼生活在南宋，他所说的“曲子”，也就是宋代人对词的称谓，也就是隋代的新声，隋代的歌词是按照固有的乐谱和曲谱进行填词，而配合曲子的长短句就叫做词，始称曲子词。这也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倚声填词”或者“按谱填词”，而专业的填词人也被称为“倚声家”。
唐代是诗歌井喷式发展的时期，诗歌的光芒成为文学王冠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它的光芒也让其他的一些文学体裁相形见绌、黯然失色。但这一现象到了晚唐、五代，明显得到了改观，因为这一时期涌现出的诸如花间词和南唐词，开启了宋词繁荣的先声。
花间词，因五代文人赵崇祚编辑的《花间集》而得名。现存的花间词就有500首之多，这仅仅是当时花间词的一小部分，可见花间词派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花间词派以晚唐温庭筠为首，西蜀词人为主。其作多是文人学士酒边尊前的小唱，内容多闺情离愁，反映面不广，但作为艳词，对宋词产生了不少的影响。
晚唐温庭筠被花间派词人奉为鼻祖，温庭筠是致力于填词的第一人，他善于从男性的视角描摹女性的生活，闺情、闺愁与闺怨的艳词是他的主要着力点。
温庭筠曾以流行当时的《菩萨蛮》曲调，谱写了一系列展现女性容貌与生活的词作，抒发闺情与闲愁。温庭筠的歌词笔调婉转、语言华美精致，华丽的辞藻，堪称“深美闳约”的情歌代言人，用时下的话说，他是那个时代的情歌王子。
在花间派词人中，还有一个可以与温庭筠比肩的人，他就是韦庄，韦庄的词风温婉清新，注重感情抒发，文笔疏淡流畅，渐而形成一种清扬洒脱的文风。
韦庄一生仕途坎坷，大半生飘零寓居，晚年还曾寓居蜀地，内心有着无法言说的惆怅感和漂泊无依的乡愁，他将亲朋好友无限的思念以及对故国的深深眷念之情填进词中。
如他的代表作《归国谣》与《菩萨蛮》，大多采用白描的手法，描绘江南的清丽景色的同时，又巧妙地借寄托自己的浓浓乡愁。
南唐词，是有别于花间词的一个流派，他们的成员主要是南唐词人，代表人物有冯延巳、李璟、李煜。
其中，尤以李煜的词作艺术成就最高。李煜的词感慨极深，并以白描取胜，感情深婉动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李煜）之词，神秀也。”
王国维评价李煜的词作时用了“神秀”一词，不仅是对李煜的词能摄取景物的特征的赞赏，更是对李煜的词作能在平淡的叙述中融入深入骨髓的悲愁的欣赏。李煜的词不用精雕细刻，不用典故辞藻，神韵浑然天成，展露无遗。
如他的代表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这两首词都是李煜后期的作品。
这两首词都以高度概括的典型形象给人们以种种启示，并以独特的个人遭遇和情感的描写，反映了普遍的、人们所共有的某些思想感情，千百年来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晚唐、五代时期的歌词的主要创作群体和受众主要是士大夫阶层，是才子佳人的专属音乐，从属性上来说，这一时期的歌词依然是小众化的文学艺术形式。
但是到了宋代，这一情况得到本质的改变，歌词已然成为人们生活方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歌词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对于大多数宋代人，尤其是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文人看来，听词既是娱乐的方式，更是一种艺术欣赏。
北宋是在五代十国各方鼎力的土壤中建立起来的统一王朝，由于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对文化传播更是起着直接的影响。
当时民间的娱乐，可谓是多种多样，勾栏瓦肆，演出多种技艺，茶坊酒楼，竞唱各种新声。北宋都城汴梁本是五代时的旧都，曲子词在那时就已甚为流行。
这种兴起于民间的曲子和词不仅盛行于民间，连文人学士、达官贵人都喜爱填词作曲。新创作的乐曲和原有的旧曲都需要新词，除了民间填词人的倾情奉献之外，士大夫文人也参与了这一工作。宋词就是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断发展的。
宋初的词坛上基本承袭了五代、南唐之风，词作多以小令为主。这时的著名词人如晏殊、晏几道、欧阳修等，他们的小令继承了花间派词人和南唐词人的风格。这一点，学者刘熙载在《艺概》就指出：“冯延巳词，晏同叔（晏殊）得其俊，欧阳永叔（欧阳修）得其深。”
真正将宋词通俗化、平民化的词人是柳永，也正是他打破了民间词乐与士大夫词乐之间的藩篱，并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柳永也是慢词长调的开创者，他长期生活在秦楼楚馆，知道歌女喜欢演唱什么样的词曲，他受民间词乐和民间风潮的影响，又能从前代的诗歌中汲取养分和精华，谱写了许多音律协婉、文字通俗、篇幅较长的新风格歌词。
柳永的歌词内容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特色：有描写城市风光与都市繁华的，如《望海潮》一词，将杭州的美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有描摹自然风光与旅途见闻的，如《雨霖铃》中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也有描写甜蜜的爱情与悠长的相思的，如《蝶恋花》中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柳永的词善用铺叙手法，语言通俗流畅，唱起来朗朗上口，一经写出，首先在秦楼楚馆的大街小巷传开，继而成为风靡全国的流行歌曲。柳永的歌词甚至一度传到国外，在当时就获得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轰动效应与追星风尚。
在柳永的影响下，相继涌现出了不少突破小令而令、慢兼长，各有特色的优秀词人，如秦观、贺铸、周邦彦等，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柳词影响而又能各具特色，自成一家。
此时的宋词有着对生活的细腻描写，有着对感情的深入探索，可谓雅俗共赏，各逞风流；此时的宋词真正意义上成为文学性与音乐性相得益彰的艺术形式，也成为当时社会上下各个阶层的公共文化。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词乐的演唱以自己特殊的魅力获得了全社会的喜爱, 词乐结合的演唱艺术至此才真正走向巅峰。
唐诗与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两座高峰。词能在宋代成为主流，并取得与唐诗双峰并峙的文学地位，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就不得不令人一探究竟了。
就文学艺术创作的环境与生成的土壤方面来看，首先与宋代实行的重内轻外和重文抑武的氛围有关，宋太祖曾公开鼓励大臣“以多买些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
文人士大夫阶层对这一倡议持赞成与欢迎的态度，中国文化史上很有名的三次文人雅集，其中以苏轼和王诜等人筹办的“西园雅集”就发生在北宋年间。而且在他们的酒宴聚会上歌舞与音乐成为最主要的娱乐方式。
此外像晏殊、欧阳修、苏轼等文化圈名人的家里都有人数不等的歌女，可以随时为他们一展歌喉。如苏轼与王朝云，晏几道与莲、鸿、苹、云诸歌女，姜夔与小红，歌女与主人融洽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词人喜爱听词并且经常听词的事实。
据文献记载，晏殊曾经每天都有酒宴歌舞的应酬活动，他甚至在家里大开宴席，经常“坐堂上置酒，从容出姬侍奏管弦、按歌舞，以相娱乐。”
在这样的活动中，也是文人们大显身手、一展才华的好机会。他们会为歌女填写一阕阕婉转动听的新词，让她们在宴席上付之管弦、一展歌喉。这种风尚客观上也拓展了词以音乐形式传播与接受的范围。
北宋初期，大部分宋词是以描写男女情感，离愁哀怨等为主要内容题材。随着时间的发展，新的题材也在宋词中应运而生，词人们或寄情于山水田园之间，或抒发人生志向抱负，或表达对古迹旧闻的抒怀之情，友好的氛围与环境也为宋词增添了新的生命力。
经济的发展也为宋词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对于两宋时期的繁华大城市汴京、杭州而言，经济异常繁荣，以北宋后期尤甚。除了汴京、杭州外，其他城市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打破了从唐代开始的坊市格局，经济的飞速发展，带动了宋代城市的扩大。
宋代的城市，普遍实行“坊市合一”的制度，这也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同时，“坊市合一”的城市格局也打破了城郭格局的限制，宋代在城市周边被称为草市的临时商贸场所设立了很多店铺，成为新的固定商业贸易场所，变成城市的外厢，扩展了城市的规模。
由于城市规模的扩大，以及不断涌入的人口，从事生活和生产的劳动者增多，形成人数巨大的市民阶层。娱乐设施，娱乐场所也越来越多。
以北宋都城汴梁为例，当时的汴梁“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地，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
在北宋都城汴梁，就连一些有名的豪华酒楼也会请来歌女助兴，如吴自牧《梦梁录》中就记载了汴梁的歌词演唱：“街市有乐人三五队, 擎一二女重舞旋，唱小词，专沿街赶趁。”
相比于北宋都城汴梁的歌词演唱，南宋都城临安也不遑多让，临安的很多酒肆都建有厅院廊阁，花竹掩映,垂帘下幕，客人可以随意点歌，让歌女现场演唱。临安市民不仅喝酒时听歌，连品茶这样的平常生活也往往要有唱词相伴。
所以，城市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丰盈的物质基础，宋词创作过程中的题材便来源于此。
由于宋词的配乐基本属于俗乐，不仅能够符合大多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要求，歌词强烈而新鲜的视觉和听觉体验也吸引了新兴的市民阶层。因此，来“燕馆歌楼”听歌的人中既有文人士子也有市井百姓。
起源于隋唐的曲子词，经过五代的短暂过渡，到宋代以璀璨的姿态呈现在世人眼前。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长河中一朵惊艳的浪花，是中国古代文学阆苑中的一株琪花瑶草，宋词与唐诗双峰并峙，代表着一代文学走过的足迹。
而宽松友好的环境，繁荣的经济都为宋词的普及提供良好的条件，营造了宋词的繁荣，并让词在宋代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并最终完成了宋词的文学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