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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长辈催婚，可能是年轻人们最无奈的事情。
面对亲戚的热情，不好拒绝。但要是硬着头皮答应，最后难受的肯定是自己。但这件事最难的点，是无论你选择哪条路，只要没成，“热情”的亲戚们肯定还会催你继续。
就这样，面子薄的年轻人们一边堆起笑脸应付，一边忍不住和朋友吐槽，不胜其扰。
但最近，有些人找到了一种新的应对方式。相比于直接拒绝，它更加温和，但保留了坚定的部分。同时还杜绝了未来遇到同类困难的可能性。
这个方法，就是断亲。
断亲，
是年轻人的全新社交指南
“断亲”，最直白的解释就是断绝，或者大量减少跟亲戚之间的来往。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对4016位年轻人进行了调查，发现超过八成的年轻人与父辈亲戚一年只联系一到两次，21.6%的年轻人“基本不走动”[1]。
而新华网的一项针对489位年轻人的调查显示，72%的年轻人不懂得怎样正确称谓自己的宗族亲戚[2]。
从拒绝群发祝福到拒绝回家探亲，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们对亲戚避而不及。
在豆瓣的“推辞学”小组中，亲戚永远是热门的推辞对象。
“怎么拒绝亲戚长住啊？”“如何拒绝给亲戚家的小孩补课？”“亲戚借钱怎么办？”“如何拒绝亲戚催婚？”
面对长辈，有些消息不得不回，但一而再再而三的“白嫖行为”和查户口式的尴尬对话，却一次次挑战着组员们的底线。
在这样的背景下，断亲便不失为一种相对体面的“摆烂”方式。它让年轻人免于度秒如年的强行尬聊，也让他们摆脱了得寸进尺的道德绑架。
比如，在亲戚催婚时，当场演绎“发疯文学”，连称自己结不了婚是因为长得丑，让亲戚赞助30万的整容经费；
再比如，面对饭桌长辈的“爹味”说教充耳不闻，干完饭后立刻离席、锁门、玩手机三连，原地上演爽文剧情。
饭桌上长辈的说教让年轻人感到厌烦 / 图虫创意
年轻人们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努力寻找着传统观念与推辞技巧的平衡点。他们或果断直白，或表述委婉，上演着一场场与亲戚的“极限拉扯”，守护着属于自己的边界感。
没有人情味又如何？一时断亲一时爽，一直断亲一直爽。
不仅是年轻人对自己的部分亲戚颇有怨言，老一辈的人也是如此。
路遥就在《平凡的世界》中写道：“小时候，我们常常把'亲戚'看得多么美好和重要。一旦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生活。我们便很快知道，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的，互相设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也常常是亲戚们造成的。”
有时候，亲戚可能并不像推辞学小组中描述的那么不可理喻，亲戚关系也绝非如路遥笔下那般功利。断亲没有那么戏剧化，而是许多人一闪而过的念头。
比如当春节临近，不少年轻人发现，比起回家过年，自己反而更想一个人安静地窝着，度过难得的清闲时光。
相比过年的热闹，年轻人更喜欢安静清闲的独处时光 / 图虫创意
当他们久违地回到家中，团圆的喜悦过后，诸多不适感便接踵而至。面对迥异的生活习惯、无法弥合的观念鸿沟，即便是在父母面前，他们有时也不得不藏起自己的真心话。
更不用说在亲戚聚会上，都快三十岁了，“那个亲戚应该怎么称呼”仍然是他们永恒的难题。
于是，等到过年一结束，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回到自己小小的公寓中，并暗暗决定，明年就不回家过年了。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日子，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路遥的年代，真正和亲戚断绝往来的人屈指可数。那么几十年后的今天，为什么有不少年轻人选择断亲呢？
社会变迁下，
年轻人和亲戚走动得更少了
断亲，首先离不开家庭结构的转变。
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大家庭裂变为小家庭。
有调查显示，40年前，中国家庭的主要形式是6人以上的大家庭[3]；而如今，有一半以上的家庭不到3人[4]，部分城市甚至出现了以个人为单位的“个体家庭 (iFamily) ”[5]。
中国三人以下的家庭越来越多 / 彭希哲 & 胡湛.(2015).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 中国社会科学(12),113-132+207.
以前，一大家人都住在一个屋檐下，一同劳作、一同生活，过着“同居共财”的日子。而现在，小家庭们天各一方，平时几乎不来往，只有过年才会一聚，聚了也不知从何聊起。
其次，熟人社会的瓦解也是断亲的一大原因。
《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特征是“熟人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依据血缘和地缘关系从内而外地推出一个圈子，形成独特的“差序格局”[7]。
而亲情，是熟人社会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一位学者精辟地指出，在中国社会，许多事情不是个人想不想做的问题，而是家里人想不想他做、他做了为家人带来什么的问题[7]。
如今，大多数农村深度卷入了市场化浪潮，无数人外出务工，脱离了农村社会原有的生产生活轨道。子代与父代共同生活时空消逝，熟人社会的约束力便大大减弱。
春节假期过后，位于贵州省毕节市的外出务工人员陆续通过高铁、飞机、客车等交通工具返程 / 图虫创意
于是，更多的年轻人得以突破亲戚关系原有的束缚，用自己的方式处事、生活。
此外，社会和家庭的原子化倾向，让断亲开始由大家庭向小家庭发展。
“原子”一词来源于古希腊， 指构成物质的最小单元。它的特征是可以独立存在，且相互之间联系微弱。
因此，一些学者们便借用“原子化”这个概念，来比喻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孤独冷漠的关系[8]。在一线城市，人们行色匆匆、早出晚归，一回到家便房门紧闭，对门而居却不知对方姓名，便是“原子化”的真实写照。
上班族在通勤路程中耗费了许多精力，无暇与邻里沟通 / 图虫创意
也有学者指出，社会原子化带来的是家庭原子化[9]。
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认为，家庭是通过利他动机组织起来的群体；身为家庭成员，人们应该无私奉献、不计得失[10]。但显然，由于传统社会中家庭功能逐渐被具有更高效率的市场和其他组织取代，贝克尔所说的利他性正在减弱。
在追求自我成功的现代社会，个人对家庭的依赖降低。当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时，更多人愿意将自己放到第一位，与家人的意愿对抗，为自己的诉求发声。
和父母打电话的频率，越来越少了 / 图虫创意
而小家庭也深受原子化影响。易信调查报告显示，超四成的年轻人(41%)与父母的通话频率在一周一次，也有不少年轻人(16%)一个月才给父母打一次电话，近五成年轻人(47%)与父母通话仅五到十分钟[11]。即便是最亲近的父母，年轻人留下的，也只是步履匆匆。
从某种程度上说，看似不合情理的断亲已悄然成为了社会的新特征与新趋势。
断亲，离不开观念差异
除了社会变迁的宏观叙事，从个体层面看，几代人间越来越无法调和的观念差异，也对年轻人断亲产生了重要影响。
相较前几代人，当代年轻人经历了信息爆炸的时代，互联网极大地加快了他们了解新事物和新思想的能力，也使他们的个体意识空前提升。
对于年轻人来说，互联网可以替代熟人社交的大部分功能 / 图虫创意
然而，知识与信息的充盈并不总能带来话语权的上升。尽管长辈从晚辈处学习社会经验的“文化反哺”现象确有发生[12]，但在大多数家庭中 ，教化的绝对权力仍然属于父辈。现实中更常见的是饭桌上拼命“指点江山”的亲戚，和被父母“按头”附和的你。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首先，“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家庭伦理规范已经刻入了多数中国长辈的DNA。对他们来说，除了交谈内容的正确与否，对长辈身份的强化也至关重要[13]。因此，在身份意识越强烈的长辈身上，平等讨论的空间便越稀缺，求同存异、“文化反哺”也成为奢望。
其次，在互联网时代，多数长辈或许并不具备年轻人获取新知识的能力[12]。年轻人信手拈来的概念对他们而言晦涩难懂，而他们的谆谆教诲在年轻人眼里又只是老生常谈，两代人的交谈便成了“跨服聊天”。
此外，正如豆瓣的一条评论所说，“许多长辈的思维模型建立在小农村的经济基础之上，无法处理这个地域层级以外的事务”。不同的文化背景、生活轨迹与人生经历导致了几代人思维方式的差异，也就自然容易产生矛盾和争执。
而在具体的观念差异上，婚恋观的矛盾是让年轻人断亲的一大原因。
“我向往自由！我要谈恋爱！”视频博主逍遥散人的这句出圈语录，无意间将自由和恋爱挂上了钩。
在很多父辈心中，家庭收入、社会地位上的门当户对仍然是婚姻的必备条件。
但一项2019年针对5187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多数大学生的择偶标准已不受家庭门第、物质条件的影响，人品 (38%) 和能力才华 (28.3%) 成为了重要的择偶考量[14]。
年轻人更愿意认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是过去式。恋爱从两家人的事变成了两个人的事，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
现代人更倾向于自己决定婚姻 / 图虫创意
对于年轻的不婚主义者来说，他们与亲戚的矛盾更加严重。
2021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不婚者占单身青年的1/4，他们通常有着较高的学历、收入，形成了“单身者自洽”的状态[15]。
在不婚主义者眼中，婚姻和个人生命的密切关系已经剥离，他们更愿意按照个体化的选择来安排自己的人生历程。
但是，婚姻被大多数父母视作重要的社会道德规范，拥有特殊意义[16]。
因此，除了语言督促、冷暴力以外，父母会利用自己的亲友网络不断为子女联系相亲对象。亲戚们也乐在其中，在催婚环节轮番上阵，运气好时是谆谆善诱，有时却最终演变为言语暴力。
难得联系一次，你想问候他们身体，却被问到感情状况。来回拉扯多次，费尽口舌却无法得到理解，于是年轻人选择“累了，毁灭吧”，断亲，也就成了自然的结果。
当然，这不代表年轻人就喜欢孤独了，对待家里的猫主子，他们可是热情极了。
作者：三日
[1] 界面新闻.(2021).每逢过年就想“断亲”？听听这些年轻人怎么说
[2] 新华网.(2013).城市化淡漠宗亲称谓 七成80后认不全亲戚.
[3] 彭希哲 & 胡湛.(2015).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 中国社会科学(12),113-132+207.
[4] 国家统计局.(2021).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5] 沈奕斐.(2010).个体化与家庭结构关系的重构(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
[6] 费孝通. (2019). 乡土中国.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7] 翟学伟.(2004).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 社会学研究(05),48-57.
[8] 田毅鹏 & 吕方.(2010).社会原子化:理论谱系及其问题表达. 天津社会科学(05),68-73.
[9] 牛楠森.(2012).家庭原子化的教育学思考.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4),117-121.
[10] 周长城 & 韩秀记.(2010).当代中国经验下的家庭制度主义分析——兼论贝克尔“家庭论”. 黑龙江社会科学(04),119-124.
[11] 中新网.(2016).年轻人与父母沟通尴尬：超四成与父母每周通话一次
[12] 周晓虹.(2000).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 社会学研究(02),51-66.
[13] 杨仙菊.(2021).家庭教育话语中父母话语实践与语用身份建构研究. 外语研究(02),43-49.
[14] 魏晓娟.(2020).大学生婚恋观现状调查分析. 青少年学刊(02),18-22.
[15] 艾瑞咨询.(2021).2021年中国当代不婚主义白皮书
[16] 王阳 & 马小雷.(2019).催婚:现代社会家庭再生产的困境及其代际冲突——基于一位待婚女青年的生命历程研究.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4),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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