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原文是：
故待农而食之， 虞而出之， 工而成之， 商而通之。 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 人各任其能， 竭其力， 以得所欲。 故物贱之征贵， 贵之征贱， 各劝其业， 乐其事， 若水之趋下， 日夜无休时， 不召而自来， 不求而民出之。 岂非道之所符， 而自然之验邪？
这段话的大意是： 所以， 人们依赖农民耕种来供给他们食物， 依靠虞人开出木材， 依赖工匠做成器皿， 依赖商人输通这些财物。 难道需要政令教导、 征发人民如期集会来完成吗？ 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 竭尽自己的力量， 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因此， 物价低廉， 他们就寻求更贵的地方卖； 物价昂贵， 他们就寻求更便宜的地方买。 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 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 如同水向低处流， 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 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 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 这就是自然和道啊。
再看亚当·斯密的原话：
每个人都力图用好他的资本， 使其产出能实现最大的价值。 一般说来， 他既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 也不知道他能够增进多少。 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一己的安全或私利。 但是， 在他这样做的时候， 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另外一种目标， 尽管这目标并非他的本意。 追逐个人利益的结果， 使他经常地增进社会的利益， 其效果要比他真的想要增进社会的利益时更好。
另外， 我们常常说， 鄙薄金钱是传统观念， 可是司马迁的财富观， 很值得今天的人好好体会， 他在《史记·货殖列传》 中说：故曰： “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 ” 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故君子富， 好行其德； 小人富， 以适其力。 渊深而鱼生之， 山深而兽往之， 人富而仁义附焉。 富者得势益彰， 失势则客无所之， 以而不乐。 夷狄益甚。 谚曰： “千金之子， 不死于市。 ” 此非空言也。 故曰： “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 天下壤壤， 皆为利往。 ” 夫千乘之王， 万家之侯， 百室之君， 尚犹患贫， 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这段话的大意是： 所以说： “粮仓充实了， 百姓就会懂得礼节； 衣食丰足了， 百姓就会知道荣辱。 ” 礼产生于富有， 而废弃于贫穷。 因此， 君子富有了， 就喜好去做仁德之事； 小人富有了， 就会把力量用在适当的地方了。 江河深，鱼就在那里生存； 山林深， 野兽就在那里藏身； 人富有了，仁义就会依附于他。 富有者得了势越发显赫， 失了势， 依附于他的宾客也便无处容身， 因而心情不快。 夷狄那里， 这种情况更为突出。 谚语说： “家有千金的人， 不会犯法受刑死于闹事。 ” 这不是空话。 所以说： “天下之人， 熙熙攘攘，都是为利而来， 为利而往。 ” 那些拥有千辆兵车的天子， 享有万户封地的诸侯， 占有百室封邑的大夫， 尚且担心贫穷，何况编入户口册内的普通老百姓呢！
沃尔玛， 并不是想给消费者省钱才开公司的，它只是想给自己、 给自己的股东挣钱罢了， 它是为了自己好， 为了自己利益的极大化。 但是， 如果它想自己好， 就得和其他同类的公司竞争， 就得卖得比别人便宜， 这样， 它就不期然地促进了本来并未打算促进的消费者利益。 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 的力量。这是一种自发的、 个人的力量。 永远也不要忽略个人的这种自发的力量。
很多东西都濒临灭绝， 可是我说一种， 它就不会在短期内灭绝。 就是鸭子。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吃它。 你喜欢吃烤鸭， 就有人去养鸭子， 就可以挣钱， 你吃的越多， 鸭子就会越多， 要不就挣不到钱了。 可以想见， 大家都不吃鸭子会怎么样， 鸭子就存在不了多久了。
那么， 可能有人会问， 如果每个人都从别人的利益出发去做事， 岂不是更好吗？ 为什么亚当·斯密说不如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得好呢， 难道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不会使世界变得更美好吗？ 愿望当然好， 但是这不是世界的本质， 不是人性的本质。
人类不是没有试过， 教训太多了， 而且是惨痛的教训， 人类慢慢学得聪明了， 不再那么天真了。
怎么才能保证， 个人在促进自己利益的时候也促进他人的利益呢？
人类已经找到了这样的机制， 这就是市场经济制度， 市场交易就能保证这一点。 任何交易都是双赢， 至少不会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
经济学的这个假定， 似乎与我们的传统道德有些冲突。
孔子说， 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这是《论语》 中最著名的论述之一。
孔子是严格区分小人和君子的， 整本论语， 好像都是在告诉我们如何区分君子和小人， 而义利，是标准的区分方法之一。
在孔子看来， 义和利是水火不容的， 不能同时获得。 君子应该求义而舍利。 在必要的时候， 还应该舍生而取义。
儒家大概都是承袭着《论语》 的基调， 但这并不是说， 就没有不同意见。相反， 在义和利的关系上， 先哲们的认识， 差别是相当大的。
墨子好像很受现代人的青睐， 电影《墨攻》 的播出， 使很多人知道了墨子的“兼爱非攻” 学说。
墨子更非同凡响的主张， 是它对缠绕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义利之辩有一个明确而精彩的论断， 有终结这种争辩的意味。
《墨经》 里面说， 义， 利也。 比如， 忠， 当然是义， 可是它利君； 孝， 是义， 它利亲； 功， 是义， 它利民。 墨家给义赋予了类似于边沁的功利主义色彩。
他们的主张很明确， 义的本质， 不过就是利而已！
经济学， 为我们认识义利之辩， 认识君子小人之别， 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经济学家看来， 所有人， 无论君子还是小人， 都是追求自己利益极大化的人， 也就是说人都是逐利的。 即使是义举， 其背后的坚实基础也仍然不过是利。 因此，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人都是“小人” ， 而不是“君子” 。
所以， 如果说， 君子的行为是为了别人好， 而小人的行为呢， 则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最终却也是对别人好， 甚至是更好。
君子也好， 小人也好， 都喻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