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绿会）同一健康工作组研究发现Project Syndicate网站近日发表了尼尔·哈里森（Neil Harrison)和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共同署名的文章：《美国生物技术是否有助于制造2019新冠病毒疾病？》（Did US Biotechnology Help to Create COVID-19?)，现将文章内容整理编译如下：
纽约——当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要求美国情报部门（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Community，IC）确定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来源时，其结论很明显很低调，但仍然令人震惊。在一页纸的总结中，美国情报部门明确表示，不排除导致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病毒从实验室出现的可能性。
但更令美国人和世界震惊的是，IC 仍然保持沉默的另一点：如果该病毒确实来自实验室研究和实验，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它是由美国生物技术和专门知识创造出来的，然后才到中国这边研究人员这里。
为了了解2019新冠病毒疾病起源的全部真相，我们不仅需要对中国武汉的疫情进行全面、独立的调查，还需要对美国相关的科学研究、国际推广和大流行前的技术许可进行全面、独立的调查。
最近，我们呼吁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上进行这样的调查。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们这样做的理由是“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但让我们明确一点：如果病毒确实是从实验室中出现的，那么它几乎肯定是在正常研究过程中意外出现的，可能通过无症状感染而未被发现。
当然，病毒也有可能是天然来源的。底线无人知晓。这就是为什么调查美国现有数据库中包含的所有相关信息如此重要的原因。
错失的机会
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大流行开始以来，美国政府一直指责中国。但是，尽管首次观察到的2019新冠病毒疾病病例确实发生在武汉，但此次疫情的全部过程可能涉及美国在冠状病毒研究，还涉及美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分享其生物技术方面的作用。
研究SARS冠状病毒的美国科学家定期制造和测试危险的新变种，目的是开发针对它们的药物和疫苗。这种“获得功能”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但一直存在争议，因为人们担心它可能导致意外爆发，或者制造新病毒的技术可能最终落入坏人手中。有理由问，新冠病毒的显著传染性是否归功于这一更广泛的研究工作。
不幸的是，美国当局试图压制这一问题。在疫情早期，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询问了一小群病毒学家。这些病毒学家告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领导层，新冠病毒可能是由实验室研究产生的，并指出该病毒具有美国病毒学家多年来一直在实验中使用的不寻常特征。这些病毒通常是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支持下使用的。
我们如何知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官员被告知了什么，何时被告知？因为我们现有的国家卫生研究院根据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FOIA）要求发布公开信息。我们知道，2020年2月1日，国家卫生研究院与一组顶级病毒学家举行了电话会议，讨论病毒的可能来源。在那次呼吁中，几位研究人员指出，实验室操纵病毒并非不可能的，而且根据一些人的说法，甚至是可能的。在这一点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本应该呼吁进行紧急的独立调查。相反，国家卫生研究院试图驳回并诋毁这一调查路线。
鸵鸟政策（HEADS IN THE SAND）
在2月1日的电话会议结束后的几天里，一组病毒学家，包括一些与会人员，准备了一份关于“新冠病毒的近源起源”的论文初稿一个月后，即2020年3月，最终草案发布。尽管2月1日的初步观察表明，该病毒有可能被实验室操纵的迹象，但3月份的论文得出结论，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它是从自然界中产生的。
论文作者声称，该病毒不可能来自实验室，因为“基因数据无可辩驳地表明，新冠病毒并非来自以前使用的任何病毒主干。”然而，支持这一关键主张的唯一脚注（数字20）引用了2014年的一篇论文，这意味着作者所谓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至少已经过时五年了。
由于他们拒绝支持实验室泄露假设的独立调查，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其他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受到了一系列组织的信息自由法要求，包括美国知情权。这些《信息自由法》的披露，以及互联网搜索和“吹哨人”泄密，揭示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信息。
例如，考虑由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EHA）和武汉病毒学研究所（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WIV）和北卡罗来纳大学（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UNC）的研究人员提交给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US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的2018年3月拨款提案。在第11页，申请人详细解释了他们打算如何改变蝙蝠冠状病毒的遗传密码，以准确插入新冠病毒最不寻常的部分。
尽管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没有批准这项拨款，但这项工作可能已经开始了。只是我们不知道。但是，由于《信息自由法》的另一项要求，我们确实知道，该小组对另一种冠状病毒进行了类似的功能增强实验，这种冠状病毒可导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
在其他情况下，《信息自由法》的披露被大量修改，包括对2020年2月的290页文件进行了显著的掩盖，包括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于4月起草的2019新冠病毒疾病研究战略计划。如此广泛的修订严重破坏了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只会导致研究人员和独立调查人员提出额外的紧急问题。
疫情事实
以下是我们确实知道的十件事。
首先，新冠病毒基因组通过一个特殊的12核苷酸序列（遗传密码）来区分，该序列可增强其传染性。这种插入所引导的特定氨基酸序列已被广泛讨论，被称为furin裂解位点（furin cleavage site，FCS）。
其次，自2003年4月SARS非典最初爆发以来，furin裂解位点自2006年以来一直是前沿研究的目标。科学家们早就知道，furin裂解位点掌握着这些病毒传染性和病理生理学的关键。
第三，新冠病毒是已知具有furin裂解位点的SARS样病毒家族（SARBE covirus）中唯一的病毒。有趣的是，新冠病毒（由24个核苷酸编码的8个氨基酸）中存在的furin裂解位点的特定形式与美国实验室研究过的人类钠通道共享。
第四，furin裂解位点作为传播性和毒力的驱动因素已广为人知，一组美国科学家于2018年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提案，以研究将furin裂解位点插入蝙蝠体内发现的SARS样病毒的效果。虽然这类工作的危险性已经被强调了一段时间，但不知何故，这些蝙蝠病毒被认为属于较低风险类别。这使他们免于遵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功能获得指南，从而使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实验能够在不充分的BSL-2安全水平下进行。
第五，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是这种功能增益研究的有力支持者，其中大部分是利用美国开发的生物技术进行的，并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生态健康联盟、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和北卡罗来纳大学之间的三方伙伴关系中执行。
第六，2018年，一位从事这项研究的美国顶尖科学家辩称，实验室操作对药物和疫苗的发现至关重要，但监管力度的加大可能阻碍进展。病毒学界的许多人继续抵制加强对最高危病毒操纵的监管的明智呼吁，包括建立一个独立于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国家监管机构。
第七，该病毒的传播很可能早于2019年12月底才意识到疫情的标准说法。我们仍然不知道部分美国政府部门何时意识到疫情，但一些科学家截至12月中旬才意识到疫情。
第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早在2020年2月1日就知道，病毒可能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实验室研究产生的，但它没有向公众或美国国会披露这一基本事实。
第九，中国当局对武汉海鲜市场和野生动物进行了广泛抽样，未发现任何一种野生动物携带新冠病毒。与此同时，没有迹象表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要求提供参与研究和操纵SARS样冠状病毒的美国机构、学术中心和生物技术公司的实验室记录。
第十，美国情报部门没有解释为什么至少一些美国情报机构事实上认为实验室释放是病毒最有可能或至少可能的来源。
信息公开的时间
鉴于这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我们呼吁美国政府进行两党调查。如果不打开相关联邦机构（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国防部）、它们支持的实验室、存储和归档病毒序列数据的学术机构以及生物技术公司的书籍，我们可能永远无法了解新冠病毒的起源。
调查的一个关键目标是阐明一个基本问题：美国研究人员是否进行了研究或帮助中国同行进行了研究，将furin裂解位点插入类似SARS的病毒中，从而在创造导致当前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新型病原体方面发挥了可能的作用？
对2019新冠病毒疾病起源的调查不应再是由美国情报部门领导的秘密调查。这一过程必须透明，所有相关信息都要公开发布，供独立的科学研究人员使用。对我们来说，似乎很清楚的是，一直在共同努力压制有关疫情最早事件的信息，并阻碍对美国境内明显可用的其他证据的搜索。我们建议成立一个相关学科的独立研究小组，并允许其访问所有相关数据，以便向美国国会和公众提供建议。
我们很有可能不必等待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只要看看美国，就可以了解更多有关这种病毒起源的信息。我们认为，早就该进行这样的调查了。
原文参看：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onpoint/did-us-technology-help-create-covid-19-in-china-by-neil-l-harrison-and-jeffrey-d-sachs-2022-05
整理：Daisy
审核：Lu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