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天，北京功德林监狱。当大部分国民党战犯都在这里脚踏实地接受改造，开始他们的“新生”时，功德林里却出现了一位既不肯认错，也不肯接受改造的“顽固分子”。
此人名叫文强，是原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的中将区长。在功德林的众多国民党战犯中，文强的身份非常特殊。
他是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的堂侄，是毛泽东弟弟毛泽覃儿时的玩伴。在黄埔军校读书期间，文强更是周恩来的学生，毕业后一度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骨干，只可惜后来阴差阳错背叛了革命，成为了戴笠手下的一员老牌特务。
文强被关进功德林监狱之初，自认为有生之年再难走出这四面高墙，非常抗拒改造。监狱的管理人员让他写悔过书，文强屡次拒绝，甚至大喊道：
“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文强顽固不化，执迷不悟，妄想把自己的过错“甩锅”给别人。他消极改造、绝不悔改的态度，也让他在狱中蹉跎26年，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01
1907年，文强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大地主家庭。文强的父亲文振之是个开明人士，与孙中山、黄兴、蔡锷是好友，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
文强从小到大就读于长沙的贵族学校，受过良好的教育。中学时代，文强和毛泽覃是同学，加上两家人本来就有一层亲戚关系，文强和毛泽东兄弟接触较多，毛泽东和毛泽覃兄弟也一直把文强当小弟弟看待，三个人感情都很不错。
在这样一个家庭和社会氛围的熏陶下，文强很小就萌生了革命思想。1925年6月，18岁的文强加入中共青年团，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沙学生运动。同年8月，中学毕业的文强怀着救国救民的一腔热望，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了黄埔四期，还成了林彪的班长。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文强因为能力出众，结识了时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有一次开会，周恩来给学生们作报告，现场想找一位学过速记的同学当场记。曾经在长沙艺专受过专业学习的文强自告奋勇，充当了这场报告的速记员。
事后，周恩来对文强整理的速记稿赞不绝口。从此，每逢周恩来在大会上报告，文强几乎成了他的专职速记员。
周恩来极为认可文强的工作能力和一腔报国热情，便正式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邵子力也十分欣赏文强，于是也介绍他加入国民党，文强也一口应承下来。于是，文强就成了一个具有双重党籍的人。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国民党分裂为左派和右派。蒋介石在黄埔军校进行了“清党”，规定任何学员“不许跨党”。
当时黄埔军校中，像文强这种既是共产党又是国民党的学员很多，此时不得不选择各自的人生道路。文强经过一番考虑，最后退出国民党，选择了共产党。
不久后，文强从黄埔军校毕业，参加北伐。期间，他先是追随朱德转战四川，随后又在贺龙的领导下参加了南昌起义。
后来起义失败，队伍也被打散了，文强几经辗转，先后逃到香港和上海，已经身无分文。为了躲避通缉，他只好听从组织安排，潜回长沙老家待命，却也和党组织就此失去了联系，文强十分不甘心。
1928年春，文强用母亲给他的一个金圈子做路费，冒险再次入川寻找组织，才终于和党组织接上了头，而后被留任就职。期间，能力出众的文强还被委任为四川省委军委书记和川东特委书记。
如果沿着这样一条革命道路走下去，文强或许会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可惜，这条路到1931年就来了一个急转弯。
1931年秋，因叛徒出卖，文强被四川军阀刘湘的部队抓住。后来经党内特工人员的营救，文强好不容易逃出生天，没想到却因被捕和出狱之事，跟上级领导之间产生了误会，受到了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文强个性直、脾气倔，在据理力争却依旧没有结果后，他带着妻子周敦琬愤然离开四川，去上海找周恩来申诉。阴差阳错，当夫妇俩抵达上海的时候，周恩来却因党内的重大叛变事件，被迫切断对外所有联络，秘密前往中央苏区。
文强夫妇二人自然找不到周恩来了。而四川省委那边则因为文强擅离职守造成的脱党事实，开除了他的党籍。就这样，文强从此结束了他在中共奋斗的历史。
02
1933年，由于在上海申诉无门，文强夫妇只好暂时回到湖南老家。为谋生计，他在一所当地小学执教。当时，日寇侵夺我河山，文强化名文浮生，在长沙的报纸上发表一些抗日小诗，他的才华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不久，湖南《建设日报》聘请他做总编辑，他还接办了《少年通讯社》的工作，后担任该社社长。该社的稿件被各报争相采登，“文浮生”这个名字声名鹊起。然而，就在文强把记者生涯搞得有声有色之际，又一个意外发生了。
1935年，一艘日本兵舰驶入湘江，停在橘子洲头武力示威。湖南军阀何键竟委派官员和记者，奴颜婢膝地上舰送礼慰问，向日本人献媚。
文强怒发冲冠，当即就在报纸上发文怒斥何键卖国，使三千万湖南人蒙羞。何键看到后大发雷霆，要抓文强到案法办，文强被迫从长沙逃到了南京。生死关头，他遇到了黄埔同学廖宗泽。
廖宗泽十分同情文强的境遇，也知道文强素有才干，于是出手相助，引荐文强去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手下做事。
戴笠初见文强，得知他在黄埔军校和北伐时期的经历，大为赞赏，极力说服他再次加入国民党，并邀请他到浙江省警察学校任职。当然，这个学校事实上是军统的一所特务机关。
文强最初也有所犹疑，但是戴笠的“热情”很快打动了他。戴笠不仅积极牵头担保，让他重新加入国民党，还让上级取消了对文强的通缉。就这样，文强加入了军统局，站在了共产党的对立面，在另一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凭借出色的才干，文强从警官学校的一个教员做起，一路从尉官、校官晋升到少将，颇受戴笠倚重。抗日战争中，38岁的文强因为策动华北地区100万伪军反水有功，再受提拔，成为国民党内最年轻的中将。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争夺东北，戴笠决定设立军统局东北办事处，文强被委任为处长。在东北这段时间，文强认识了杜聿明，两人相处得很好。
杜聿明认为文强很有能力，很喜欢和文强共事。可是，这个好印象却害苦了文强，他后来被杜聿明拉进了淮海战役。
身在军统的文强最终为何会走上战场？这一切还要从戴笠之死说起。
1946年，戴笠意外坠机死亡，军统分崩离析，郑介民、毛人凤、唐纵勾心斗角，三方人员为了掌控军统相互倾轧。文强成了他们竞相争取的一个对象，只是文强本人不想卷入这些是是非非。
身处军统十多年，文强其实早就厌倦了尔虞我诈。如今戴笠死了，在军统内斗中倍感失意的他萌生了退出军统，谋求正规军职的念头。
1948年8月，文强在程潜帮助下调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脱离了军统。 但是命运却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同年9月，文强就接到了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的来信。杜聿明点名要他速到徐州出任“剿总”前进指挥所副参谋长。
文强知道此行必然凶多吉少，他也不愿介入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奈何军令难违。临行之前，程潜为文强践行，对他说：“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没想到一语成谶，文强果然在1949年1月10日于淮海战役中被俘。
03
1950年，文强被押解至北京的功德林监狱，开始了他的战犯生涯。
文强知道自己的历史问题严重，认为有生之年再难走出这高墙大狱了，因此他拒绝写悔过书，还屡次和监狱的管理人员发生正面冲撞，遂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文强的倔强和顽固，随着朝鲜战争的胜利，发生了改变。起初文强对美国还抱有幻想，但是历史规律的发展，却让文强隐约领悟到，国民党和美军的失败绝非偶然。战争的胜负，早在它开始时就已被正义和民心决定了。
在关押改造期间，文强认真阅读了许多阐述革命道理的书籍，特别是新中国在短期内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人民群众崭新的精神风貌，深深教育了他。
195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对第一批战争犯进行特赦。大家都认为凭借文强的特殊关系，他肯定能够首批获释。但事实上，杜聿明等10名战犯获释，文强并不在首批名单之列。
文强十分不服，他称“帮过杜聿明一把”，才有杜获得特赦的今日。徐州撤退途中，国民党抓到7名解放军战士，杜聿明下令“就地枪决”。文强却瞒着杜聿明，偷偷把这7个人放了。
后来杜聿明成为战犯，罪行之一就是杀害7名解放军战士。文强为他作证，对审查组说：“那7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审查组经过调查，果真查到了7人的下落。杜聿明获赦时也对文强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文强不服气的理由还有一个，他虽然后来加入军统，但在这期间从未出卖过任何共产党人，也没有残杀过共产党人。
此后的20多年里，人民政府又分批特赦了几批战犯，但是文强均未获得自由。他先后辗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秦城监狱、抚顺战犯管理所，度过了26年漫长的劳改光阴。
对于自己未被特赦的缘由，文强其实也心知肚明，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解释：
“监狱长找我谈话，要我写悔过书。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我问心无愧。我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孙，就是不写！”
在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只有文强和黄维没有写悔过书。共产党不徇私情，鉴于文强“抵制改造”、“绝不悔改”的行为，他是不可能获得特赦的。
1974年，经周恩来的提议，毛泽东的批准，无条件释放所有在押战犯。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文强和黄维等人终于获得了自由。
特赦之日，想想自己从战犯走向新生的漫长之路，文强不禁热泪长流。百感交集之际，他书成一首七律，题为《顽石点头难》：
“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噩梦聚心田。沙场败北留孤愤，野火烧身视等闲。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
这首诗里蕴藏的是文强对自己跌宕一生最真诚的审视。
04
文强出狱的时候，周恩来已重病在床，他还在医院的病榻上接见了文强。这也是师生最后一次相见，周恩来责怪文强为何不肯早写悔过书，文强无言以对，老泪纵横。
特赦后的文强，又一次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有一子一弟在美国，另有一弟在台湾，他可以留在大陆，听候分配工作，也可以申请去海外或台湾。文强在表格中写道：
“我个人的志愿是永远定居祖国大陆……我愿意回到原籍或定居上海，过自食其力的生活，除此别无请求。”
文强定居北京，此后不久，被安排到到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月薪200元。文史专员有20多人，要选一个小组长。文强性格开朗，又是个热心肠，每次都当选，连当了15年小组长。
1983年，已经77岁的文强被特邀担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强将此视为自己人生道路上又一个新的起点。
文强既兴奋又沉重，他想到自己还有许多袍泽分散在台湾、美国和其他地区，决定利用这些关系，为祖国统一效力，将功补过。
他多方奔走呼号，积极做两件事：一是撰写回忆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唤醒海峡两岸故交旧友的情谊；二是参与组织黄埔同学会。
1985年，文强获悉昔日学生，时任台湾“国大”代表的蒋志云和一大批黄埔同窗都在美国，便申请去美国会友，得到批准。
在美国的3个月，文强跑了10个州，会见了许多老朋友。每到一地，他都要激动地谈起国内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一切，呼吁他们回国看看。
文强见到久别多年的堂弟文中侠、文贯一夫妇，堂弟和几位好友都劝他：“文强，你好不容易从大陆出来，趁此机会到台湾定居吧。那边的旧朋好友都欢迎你，请不要错过机会。”
文强一听就明白了几分，国民党名义上邀请他回台定居，实际上还不是把他当做一个诋毁党和人民的工具去争取。文强断然不愿背信弃义，他坦率地说：
“我的儿孙在大陆已经发展到30几人，夫人也在大陆，没有必要去台湾定居了。说句实话，共产党待我很不错，我不能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何况我是新生者，我能一错再错吗！”
说罢，文强反客为主地拍了拍文中侠的肩膀说：“老弟，咱们几十年来未见，如今久别重逢，应该说心里话，你告诉我，此次其前来是否负有特殊使命？”
文中侠也知道文强的性格，不再隐瞒，说道：“大哥你真把我看透了！那边要我劝你跟我到台湾去。”文强不禁莞尔一笑。
蒋志云见到文强，曾代台当局向他转达，台湾存有他的100万美金，是他在大陆坐牢期间的“工资”。
谁知文强视金钱为粪土，他只道：“我在大陆有工资，心情愉快，认清了新生之路是神圣的，就要保持晚年走到底。我要是拿了这笔钱，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从英姿勃发走上革命之路的青年，到作俘后认了死理不肯悔过的中年，及至走向新生后，义无反顾坚定信仰的晚年，文强一生的倔脾气，确也照见了他作为文天祥后人的气节。
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结束了他坎坷传奇的一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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