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复工、复产、复商的日益推进 越来越多的上海市民 走出小区，回到工作岗位的意愿 越来越强烈
但是，有些市民
出入小区的障碍重重
有的小区 已经复工的人员申请轮换想要回家的却被拒之门外
有的小区回家是可以回回了就不要再出去了
还有的小区 想要出小区没问题但去复工了就别再回来了
虽然根据《上海市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第二版）》对复工人员回小区的已经做出了明确：
封闭生产企业可以向所在区有关部门申请轮换已复工复产人员，相关人员可凭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进小区前加测1次抗原，如阴性可回小区。
但上海人最近除了看上海发布还要看居委会发布：
复工者进出的层层阻碍 无疑是上海复工复产道路上的堵点和绊脚石但为何会出现越往下越层层加码的现象？居委会或者其他小区自治组织，有没有权力关上小区的大门？
类型一：出去了就不要回来
家住嘉定区马陆镇的彭女士日前反映：她的先生在安亭镇某车企工作，从3月底便留守单位进行防疫相关工作，至今已离家近两个月。5月14日左右，彭女士丈夫的公司告知其可以回家轮休，他当时致电所在居委，询问返家所需证明，得到的回复是待马陆镇静默期结束+公司出具的返回证明即可。
公司出具了5月16日以后的放行许可后，彭女士本人于5月17日前往居委会询问时，居委会工作人员向她出示了复工人员返家所需的材料。
如图所示，上面一列针对的是党政机关的复工人员，下面一列是企业单位的复工人员。我们注意到，相比党政机关，企业复工人员返家所需满足的条件更多，主要涉及的是区防控办盖章材料和复工证（轮换）。
“我当时就问，区防控办的盖章材料具体是什么内容？居委工作人员告诉我，就是一份情况说明，盖上区防控办的章。”彭女士回忆，“至于通过什么途径联系区防控办？具体联系防控办的哪个部门？这些都没法给我一个回答。”她在网上搜到了区防控办电话，但多次拨打始终无法接通。在拨打防控办电话无果的情况下，她又尝试拨打12345市民热线，市民热线的回复是，让他们找公司协助解决。
“我老公的公司在安亭镇，他们已经出具了有安亭镇盖章的返回住地证明，也就是说安亭镇是放行的，但是现在总不能让安亭镇要求马陆镇放人进去吧？”
5月22日，彭女士再次前往居委会。“我因为联系不上区防控办，想着已经过了几天不知道政策会不会更新，也许已经不需要防控办盖章材料了？”但居委会再次向她强调，防控办的证明是必须的。
记者随后找到彭女士家所在居委沟通时，居委工作人员告知，小区之前有返家复工人员拿到过防控办证明的先例。而当记者告知其上海市政府已有相关人员返家的明确政策时，该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尚未接到上级通知。
“我们也不是想投诉，就是希望相关信息可以进行公示，让我们有复工复产需求的居民清楚知道？”彭女士说，“我们也看到疫情期间居委工作的不易，但也希望他们能理解一个家庭正常的诉求。”
还有的小区，则明确规定不可返回小区，比如在宝山区的乾溪一村，实行只出不进的政策，在外居民暂时（6月1日前）不可返回小区。除非是医护人员、警察等一线防疫人员，方可每日往返。
类型二：回来了就不要出去
而在浦东新区的馨悦名邸和金色雅筑相对宽容一点。居民长期居家后可离开小区，但离开小区后短期内不可再回；或长期离家后可返回小区，但进入小区后短期内也不可再离开，无论居家还是返岗，均要原地观察一段时间，不能短时间内频繁进出小区。
无论离开还是返回小区均需持相应证件。离开小区时，居民需持单位证明、48小时核酸证明离开小区。在馨悦名邸，居民返回小区时，需提供单位证明，写明闭环管理的时间地点、核酸抗原等情况，同时持48小时核酸证明，并在小区门口进行抗原自测，结果为阴性后，方可返回小区，一旦返回则短期内不能再离开小区。馨悦名邸暂不接受从其他小区返回该小区的居民。金色雅筑可接收小区、企业等地返回的居民。同样一旦返回则不能在短时间内离开小区。
馨悦名邸的居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离开小区的居民比返回小区的居民更多。从每日核酸或抗原人数来看，每日离开小区人数不等，对比5月1日与5月27日核酸/抗原人数数据，约有三十多名居民离开小区，有的为返岗有的是返乡。
在上述两个小区，医护人员、警察等一线防疫人员可每日往返。居民如有就医需求可以外出。
类型三：外地返沪人员被拒之门外
市民孙女士反映，5月25日，六十多岁的妈妈从河北返沪，带着两个满满当当的大箱子，到达上海虹桥站后，乘坐出租车回到了位于宝山区淞南九村的家。到了小区门口，却被保安拦下，孙女士的妈妈一下没了方向。
人在浦东家中的孙女士，急忙拨通了淞南九村居委的电话，居委工作人员表示返沪未报备不让进。孙女士反复交涉未果后，又询问工作人员，“如果不让老人回家，那老人住哪里呢？如果能帮忙联系酒店，愿意自费居住。”居委工作人员除了告知孙女士老人不能进小区，其他一概不知。
一个六十多岁的阿婆就这样在小区门口等待、再等待，孙女士的妈妈无奈之下走去了小区附近的派出所寻求帮助。面对老人的无助，警察也只能安慰。此时，孙女士在浦东家中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寻求各个平台的帮助。
孙女士的妈妈在派出所停留了一会后，再次回到了小区门口。一个六十多岁的阿婆决定“硬闯”回家，孙女士妈妈带着两个大行李箱直往小区里冲，保安则紧跟在后，劝说其先去居委。于是老人一来到居委就诉说着自己的委屈，居委工作人员让老人先坐下，查看了老人的核酸报告、行程码等，打了一些电话后，最终同意老人回家，并要求其居家五天健康管理。
虽然老人最终回到了家中，但让孙女士非常气愤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在自家小区门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期间居委工作人员根本没到小区门口来询问过任何情况，最终还是靠老人“硬闯”才回到了家中。为何进小区这么难？
※人大代表观点：防疫要与法治理念相结合
市人大代表，上海恒建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潘书鸿认为，现在防疫的过程中，小区与小区，居委和居委会之间的操作手法和操作流程存在着差异，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则，让老百姓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最近有市民通过各种途径反映，他们要复工复产，向自己所住的小区居委会申请出门证。但是居委会说，出去以后就不能回来了，何时能回家？说要等到全市解封才能回来，建议他们住到工作单位去等等。然而，复工复产的市民所在单位也有防疫方面的工作要求，所在单位本身也有一些管理上的问题和冲突，不是说住就能住的，如果那这样还怎么复工复产？”
潘书鸿介绍，按照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居委会是一个民间的自治组织，它的核心价值是民间依法自治，居委会是基于居民的授权开展服务管理小区的机构，不是行政机关。但在此次防疫过程中，居委会客观上也存在一些政府的职能行为。
那么，居委会在履行政府职能行为的过程中，首先应当依法执行操作，不能自行层层加码。“比如区里规定静默期为3天，居委会出于防疫指标上的压力，将小区静默期延长到5天，那么多出来的2天就属于自行加码。”他举例说。
而在防疫中，辛勤工作的“大白”们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居民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认可。但就“大白”本身组成的身份而言，又有着多重性，有的是警察，有的是居委干部或者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有的是社区招募的志愿者或物业工作人员等。
由于他们来自不同岗位、不同领域、不同部门，所以执行防疫任务尺度时会有差别。“我认为，作为“大白”，要有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还要懂依法治国的基本框架和思路，在执行防疫任务时，要符合防疫管理者或服务者这个主体身份的形象。”潘书鸿说。
潘书鸿表示，在防疫的过程中，首先还是要有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现在居委会的各种做法和规则，到底是基于什么依据，要给百姓一个明白，要赋予百姓基本的知情权，让百姓配合居委会、配合基层部门把防疫工作做好、做实。如果百姓不知道疫情防疫过程中的具体标准或尺度，不给百姓应有的知情权，让他们蒙在鼓里，就容易形成对立情绪和矛盾冲突。”
律师意见：居委无权自作主张，层层加码
居委会是否有权制定小区的出入政策？上海市律师协会行政法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曹竹平告诉记者，严格意义上来说，防控政策应当由市政府来统一制定的，“这肯定不是居委会管的事情。居委会它是一个自治组织，它是根本没有权力来做这些事情的，包括它的上一级街道（镇）政府也是没有权力来制定这个政策的。”
曹竹平认为，当前，复工复产是疫情社会面平稳后的头等大事，管理上应当全市一盘棋。“上海每天的发布会都有非常明确复工复产的要求，市里的政策其实已经非常细化了，要求保障复产人员能够顺利进出小区，对于不同行业的人员也提出了不同的核酸抗原要求。在疫情使得经济发展停滞的情况下，我们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要防止基层行政机关、街道（镇）一级的政府及基层的居委甚至物业、业委会自作主张，层层加码。否则不利于本市复工复产政策的落地和执行。
曹竹平举例说，之前，上海全域静态管理的决定及有关要求都是由市级政府来发布决定的，它有市人大的授权，符合法律程序。现在上海仍在进行的三区管理也有明确的政策要求。在这个范围里，街道（镇）和居委都不能再加码了，比如设置“每天或每几天里，每户只有一人能出门”的规定，“每隔几天，每家（或每栋楼、每层楼）可以派一个代表出门购物”的规定。
“当前，疫情已经在社会面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并非两个月前快速蔓延扩散的阶段了。抗疫不是目的，清零本身也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抗疫的根本目的还是要让广大居民回归正常生活、享受到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基层组织在市政府规定的基础上层层加码，会削弱老百姓对居委会的信赖，不利于疫情之后居民工作的开展。”曹竹平如是说。
上观评论：都讨厌“层层加码”，靠什么真正杜绝？
5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再度就城市保障人员、方舱工作者和志愿者等遭遇“回家难”现象表示，市防控办已进一步规范、明确相应要求，各区要据此做好政策解释，督促街镇加强对基层的工作指导，“避免出现居村委会、物业阻拦、拒绝上述有关人员返回的情况”。
类似问题，还出现在隔离管控、复工复产、交通物流等多个领域，相应地，“杜绝简单化、一刀切”、“不能层层加码”等明确表态，也曾在新闻发布会等场合屡屡出现。
党中央、国务院和相关部门一再强调，要防止政策执行出现走样变形、“一刀切”、“层层加码”等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对于“层层加码”的态度无疑是明确的。
但为何总有“明知不可而为之”？显然，除了亮明不得层层加码的立场，迫切需要一些务实的举措。
撇去个别故意为之的情况，许多时候基层出现“层层加码”，未必都出于自愿。有时候，基层工作者明知层层加码是不对的、不必要的，临到执行，却也自觉不自觉地加上几码。细究起来，无非是目标管理过程中的一种取舍。
手势轻重，往往取决于目标。如果一个目标用较大成本可以实现，而执行层又缺乏相对低成本的选项，或者相对低成本的选择同时伴随着风险，这些风险又无法被有效分担，同时成本又不需要自己承担，那么用“简单粗暴”的高成本来解决问题，就可能成为一种“理性选择”。也有些时候，执行过程中的夸张变形，也有工作信号不够清晰、手势不够规范的因素。
疫情吃重时，市委领导曾反复指出，要面向群众“把防疫政策说清楚，把日常防护落到位，把急难愁盼解决好”。其实，面向基层一线的工作者、执行者，也适用这样的要求。在执行许多紧迫任务时，他们同样需要明确的预期和指引，需要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具有科学依法严谨执行的底气。
解决层层加码问题，本质上也是为基层“减负增能”的问题，需要给予基层清晰明确的信号，要有“负面清单”，有时也要有“正面清单”。
“正面清单”意味着，在一些特别需要讲求专业、科学，基层未必样样精通，却又需要基层支持配合才能做好的工作，必须尽可能给予清晰的操作规范和手势，让执行层不仅知道为什么“应该做”，更知道“怎么去做”。
“负面清单”，自然是明确什么不能做，并且不只是喊话——对于那些不合全局要求、群众反映强烈、明显属于懒政的“加码”和“一刀切”，应有督查、整改乃至问责的手段。
“杜绝层层加码”，同样应当成为一条清晰、管用、有约束力的“红线”。疫情防控也好，其他各领域工作也罢，都要有这样一条红线。划清了这条红线，解决许多问题，人们会更有信心，更能上下同心。（ ）
本文综合自：新闻晨报周到APP、上观新闻
记者：沈坤彧 何雅君 唐玮 荀澄敏
评论：朱珉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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