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儒学学者,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的叔父。他自学苦修成才,以《刘向歆父子年谱》震惊北方学术界,一举奠定其学术强人地位。先后执教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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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先生与老师钱穆夫妇

抗战爆发后,钱穆随西南联大南渡,在云南乡村完成了《国史大纲》。他书生报国,在序言中写道:谨以此书献给在战场上牺牲的百万将士。他坚持国人必对本国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他希望通过研究历史,寻找中国不会灭亡的根据,这也是驱动他80年历史研究的动力所在。

在20世纪中国,1949和1957这两个年份显得格外扎眼。第一个年份意味着“走,还是留”的问题,第二年份意味着“说,还是不说”的思考。在那个大时代中,大多数人只能被历史洪流裹挟着冲走,但是,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派和传统派的知识分子却在超脱政治立场,思考着国家、民族以及个人的命运,在去留之间,为自己选择一个心目中的未来中国。

从渡江文告中闻出了不一样的信息

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发表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点名批评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三人,说他们是“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国反动政府”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

对于毛泽东的点名,钱穆反应激烈。他认为自己“单枪匹马,一介书生,余足迹不到京(南京)、沪、平(北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怎会找到我头上”。这篇社论发表时,胡适早已远赴美国,傅斯年东渡台湾。而此时的钱穆,已南下香港。。。

钱穆离开之前,曾到岭南大学拜访陈寅恪,邀请他到香港任教,遭到拒绝。之后他又去乡间邀请熊十力,对方也无意离开。钱穆给远在重庆的梁漱溟写信,没有得到回复,他又到中山大学见杨树达,杨树达也无意离开。

钱钟书的伯父、以研治古典文学成名的钱基成先生,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钱基成先生则沉默不语。作为史学家的钱穆,敏锐预感自己难有容身之地,所以决定离开。。。

南下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保存文化种子

来到香港的钱穆,见到了许多流亡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彷徨、愁闷、悲苦,决定创办亚洲文商学院,他立志要在殖民地香港传播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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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在创始校刊撰文,指出:本书院特以发扬中国文化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中国青年在思想上应有正确的认识,以免误入歧途,既误其本身前途,亦遗害于国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开始学校条件极其艰苦,只有三间教室,没有图书馆。学生多是来自内地的流亡青年,很多学生露宿在学校天台、楼梯上。学生交不起学费,老师发不了薪水,钱穆决定行乞办学,游说台湾,蒋介石帮助了4年,最后得到美国耶鲁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的援助,问题终得解决。

1950年,亚洲文商学院更名“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而办学有成,亦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赠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钱穆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又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

随后新亚书院逐渐壮大,1963年,在港英政府的主导下,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三校合并,钱穆亲定校名为“香港中文大学”,他坚持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 在英国殖民地香港,有了第一所中文大学。

后来香港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之一,肩比欧洲、美国、台湾,享誉全球,钱穆功不可没。

面对晃动的橄榄枝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对流亡在外的知名人士展开统战工作,包括在香港的钱穆,派其老师吕思勉和其侄子钱伟长给他写信,劝他回到大陆,但被钱穆拒绝,继续留守香港。

钱穆给老师吕思勉的回信中写道:

回来虽无刀镬(huò)之弄,但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那样做如同行尸走肉,丧失了人的尊严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学生对中国文化薄有所窥,但不愿违背自己的主张。
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也很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在这封给老师的回信中,钱穆表示拒回大陆,愿意继续留守香港,他欲效法明末亡臣朱舜水在东渡日本讲学来保存中华文化,在殖民地香港继续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回到台湾

1967年,大陆运动冲击到香港,钱穆决定去往台湾定居,受到蒋氏父子礼遇,并为他修建住地,钱穆遂命名为“素书楼”。

素书楼位于东吴大学校内,背靠青山,环境清幽,二层小楼精致雅淡,掩映在树丛中,晚年的钱穆,在素书楼度过了二十多年的著书和授课时光。著书立说,文字达1700万言之多,“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并且预言: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趣,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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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书楼内景,素书楼经常举办经书朗诵会,时常听到学生的读书声。

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1986年,92岁高龄的钱穆,在素书楼为博士班学生上最后一课。钱穆赠言:

  • 不要忘了是中国人,
  • 不要忘记中国,
  • 不要抹杀自己的文化。

从而结束了他将近80年杏坛生涯,一生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

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湾去世,他是“现代四大史学家”中唯一善终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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