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雪贝财经的第286篇原创文章】
作者：贝姐
策划：老胡
风头最盛时，马云被视为中国成功转型的象征，他是中式资本主义最知名的面孔。在西方舆论笔下，就像洛克菲勒家族曾支撑着美国一个世纪的繁荣一样，马云和他所创办的阿里巴巴将代表着中国经济的远方。
那是一种光亮的未来：繁荣如春笋般的私营经济以及前赴后继的创业浪潮。
在过去的20多年里，相比阿里巴巴，另一家互联网巨头腾讯控股能更直观地展现什么是欣欣向荣。多数时候，在这家公司发布业绩报告前，投资者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只有一个：
这一次的惊喜会有多大？
两家公司都曾备受追捧，两家公司的创始人都曾受到狂热崇拜。唯一不同的只是，与马云张扬好斗的行事方式不同，M先生和他麾下的一众高管要内敛、慎言得多。
所以，几天前，当M先生在朋友圈援引一篇文章中对经济怪状稍显激烈的批评段落时，外界一度难以置信。一位大学教授认为这“基本等于哑巴说话”，这位教授认为这意味着“大事不好。”
在2021年的最后一个季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的营收增长都创下了上市以来的最慢纪录，这已经给投资者们留下了足够多的震惊。而数天前，腾讯的2022年一季度报显示，这家公司创下了自成立以来的第一次：营收停止增长，而净利润则更夸张地同比减半。
这甚至引来国际投资者们罕见的抱怨，在一家投行第二天组织的交流会上，腾讯的高管被投资机构的代表质问：如此业绩下却还给员工授予更多的股票激励，为什么没有像美国互联网公司一样裁员？
曾普遍高速增长的互联网企业如今几乎无法找到任何一家可以继续维持亮眼的业绩，他们的股价大多比腰斩还跌得多。大比例的广泛裁员让在这些公司工作的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惶惶不安。他们大多有丰厚的收入，甚至是中国一线城市相当多区域高房价的支撑力量。
有人说，M先生是中国互联网时代最后一位精神偶像。几年前，有已隐退的互联网企业家问M先生为什么还坚持亲力亲为的管理着这家公司，毕竟，同时代的互联网企业家们几乎已全部隐退，他欲言又止。
马云，一个曾如此热衷并享受吸引大众眼光的超级明星，如今，他已从公众视野中销声匿迹，人们甚至只能通过流传在网络的低像素照片来分辨这是不是他最近一次露面。
其实，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热闹与繁荣，明明才二十几年。
壹
21年前，当马云孤注一掷地推出阿里巴巴时，看着这个B2B平台冲破一切条框，多数的中国监管官员最终认同并欣赏他的热情。2010年，在听完马云的一次业务介绍后，时任大领导甚至谦卑地说自己是一个：
“认真的学生。”
当阿里巴巴还只是一家小得多的创业公司时，马云向一众官员不着边际地吹嘘他创办的这家公司将会是“一个世界级的企业”，而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热情地鼓励他“一个世界级的企业最重要是要有一个世界级的企业家。”
“马云，我认为已经够资格。”
在2008年，当一位省委书记握着马云的手称赞他很有远见时，《互联网周刊》的三位记者热情将此形容为“划时代”：作为一个新财富时代的剪影和印证。在他们看来：
“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商人与政府人士的直接、平等的对话几乎没有，而马云打破了这种局面。”
2014年，人民日报上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互联网：成就阳光下的财富梦想》，作者不吝篇幅的以大半个版赞美了李彦宏、M先生等互联网新贵：这群年轻人，在五六年的时间内，完成了从一无所有到首富的急剧转变，这在历史上都很少见。
“不靠老子、不靠刀子、不靠裙子。”
宠爱与呵护给了互联网不断试错和不断成功的机会，即便与中国的许多事一样，很多时候，这些根植于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所带来的效率是以牺牲法律和正当程序为代价的。
那一年，M先生在参加总理主持的一次集体会议时，他利用自己的发言时间建议政府简政放权，他抱怨一些地方政府禁止用户在手机上使用打车软件。总理当即转过头要求在场的部委负责人调查此事，并就此提交一份报告。
他告诉M先生，“你们的例子很生动，说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需要我们加快改进。”
那几年，滴滴作为一种全新的业态不断地挑战着既有监管政策，但是，在不断冲撞法律和被惩罚中，这家公司成长为全球范围内最受关注的独角兽。和阿里、腾讯一样，滴滴最终将Uber中国纳入麾下，重演了中国本土创业公司击败国际竞争对手的成功，
如今已拥有超过10亿用户的超级应用微信， 在当时才刚刚推出只有3年，这个由民营科技企业推出的在线通讯工具很快取代了国营电信运营商的短信和飞信，实际承担了一个国家核心基础设施的角色。
几年后，总理告诉下属们，微信刚出现的时候，相关方面不赞成的声音也很大，但他要求政府部门对待各类新业态、新模式要有“包容审慎”的态度。
“我们还是顶住了这种声音，决定先看一看再规范。如果仍沿用老办法去管制，就可能没有今天的微信了。”
还是2014年，互联网进入下半场。由年轻得多的张一鸣创立的今日头条已渐成气候，基于互联网凶猛成长的创业公司如潮水般拍打前浪，也吹枯拉朽般冲击到一些落后的传统行业。
那时候，关于如何继续保持互联网繁荣的辩论纷纷扰扰，但几乎没有人会担忧眼前的一切会突然中止。
而腾讯在那一年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充当更重要的角色，M先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雄心，他说互联网会像水和电一样融入生活，而腾讯的目标是：
“成为互联网的水和电。”
贰
当互联网闯进中国并迅速繁荣的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民间财富悄悄地完成了一次大转移，从制造业与房地产业转向了互联网行业，他们成批量的把人才的技术和知识转化为财富。
一群因为互联网而登上塔尖的企业家们以极快的速度积累了阳光财富，他们穿越阶层，但却没有因为所谓的制度安排而留下：
“原罪问题。”
没有人会怀疑他们的财富来自于与权力的勾连，他们是新钱，来源透明，干干净净。2014年，在中国前十大富豪中，互联网企业家占去了一半，马云和李彦宏拿下了前两名。
这个高速增长的行业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高校毕业生，一大批年轻人通过进入互联网“大厂”赚取丰厚的收入，在一线城市站稳脚跟。
过去20多年里，同时代的国有企业步伐缓慢，而所有互联网公司几乎都是私营企业，这些私营企业几乎承包了所有的城市新增就业。他们从一开始就给员工分配股份，随着企业的上市，相当多员工拥有的财富猛增，一举完成在此之前几乎无法实现的、群体性的：
“阶层跨越。”
到了2021年末，头部互联网公司的员工数量规模庞大，阿里有超过25万名员工，腾讯、字节有超过11万，美团雇佣了超过6万名员工，还间接为超过520万名骑手提供工作。
互联网繁荣遍地开花，创业公司通过融资后疯狂支出，迅速抢占、扩大市场份额，进而获得高出天际的估值。而奋斗其中的年轻人就像赶上了：
一趟快速上升的电梯。
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在世界范围内也一度可以与美国一较高下。如果以成立不到10年但估值10亿美元以上、且未在股票市场上市的科技创业公司来定义独角兽企业，在2015年到2017年连续三年，中国成长起来的独角兽比美国还多。
过去的两年，当时代回转时，苛刻偏激的评论家把这些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存在的意义全盘否定，他们认为所有中国互联网公司都是做国内的生意，而且利用了人们的低级趣味，不管是拼多多、还是阿里巴巴和腾讯都是如此。
一位知名的互联网观察者说说：
“在中国，购物软件帮你杀毒，杀毒软件给你看新闻，新闻软件给你推色情网站，色情网站给你种病毒，病毒弹出购物广告，闭环了。”
但是，这样的谴责无关紧要，政府监管层对这些都表现出了稳定的宽容，互联网企业甚至可以从容地对政府说“不”。
当监管部门出于安全考虑要求滴滴这样的网约车服务商提供出行数据时，滴滴以隐私问题为由不予合作，直到两名女性乘客遭到强奸和谋杀，公司才最终让步。类似的对政府说“不”的事情同样发生在腾讯和阿里巴巴。
马云说，让国有企业感到不安的感觉很好。他在未获得金融支付牌照的情况下勇敢地创立了支付宝，2015年在美国接受电视采访时，他说：
“如果要坐牢，我去。”
2016年，当每天有数以千万计的用户从今日头条获取图文、视频内容时， 张一鸣对内容的审核依然不屑一顾，他固执的坚持算法不应该有价值观。关于他的管理哲学和人才判断会成为互联网上的热文，像极了马云在书店里热卖的成功学书籍。
聪明又有雄心的创业者无往不胜，那是互联网企业家被狂热崇拜的年代。
叁
无人知晓转折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有人猜测是2020年秋天，因为马云在外滩那场大胆而挑衅的讲话，也有人认为是滴滴的闯关上市。
这些如今看来似乎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影响力已经足够大时，这一切似乎必然要发生。20几年的繁荣，互联网企业已成长为商业、金融、娱乐和通信行业的守门者，他们的市值总额一度远超万亿美元。
巨大的影响力让横冲直撞的时代结束了。
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科技行业被分为两类，一种是社交媒体、电子商务、娱乐和其他消费互联网；一种是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商用飞机和电信设备。而越来越多的共识认为：
前者是锦上添花，后者是不可或缺。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滴滴变得不受任何一方讨好。即使，数以千万计的司机继续通过它招揽生意，3.77亿活跃用户仍在使用它的打车服务。
但是，它陷入的新角色抵消了这些，滴滴闯关上市后，他似乎被动卷入了中美冷科技战争的中心。当滴滴被惩罚并被立案调查后，这家公司在官方微博做出将认真整改的承诺。然而，近3万条评论涌入，受到最多点赞的一条留言是：
“孽障。”
腾讯、阿里巴巴遍布行业的广泛投资被认为是资本的无序扩张。2018年6月份，《人民日报》警告投资者不要一窝蜂地投资科技初创公司，把投资变成一场“赌博”。
关于互联网巨头的叙事线开始变化，这些互联网贵族的财富似乎不再那么阳光，在短短几个月之间，他们就被划入到了一种新的群体：
“资本家。”
马云控制的蚂蚁集团开创性的普惠金融业务，终究在一夜之间被粗暴地定义为做的只是“放贷生意”，其上市的举动被质疑交杂了权力勾连的背影，这酿造了一场舆论笔伐的高峰。
当拼多多一位员工在深夜下班途中猝然去世后，微博上关于拼多多的话题讨论中，被点赞最多的是：
“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
滴滴的最高估值是800亿美元，它以650亿美元市值上市，而如今，它的市值仅剩80多亿美元。距离市值最高点，阿里巴巴的市值已跌去超过77%，腾讯跌去了56%，美团则跌去65%。
2020年春天，中国市值排名前5家互联网公司的市值总和就可以比肩苹果公司，而如今，中国前50家互联网公司的市值总和，都远少于苹果公司市值的一半。
当营收与净利增长停滞甚至倒退时，更让互联网企业家们难以取舍的是对待裁员的问题要如何下手。
M先生援引的那篇文章中，被他称赞“描述得太形象了”的一段文字是：部分网民关心经济的方式是：
“企业可以破产，但不可以裁员；企业可以破产，但不可以加班。至于什么叫中国经济？他们不懂，也不关心，他们唯一关心的中国经济就是芯片和所谓的硬核科技，至于衣食佳行，都太俗不可耐了，不重要，当然，如果他们叫的外卖晚了十分钟，他们可是会骂娘的，骂起外卖小哥来比谁都狠。”
M先生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再提及关于成为水和电的雄心，在2021年年底的内部员工大会上，他谦卑的将腾讯定位为一家普通公司：
“随时都可以被替换。”
过去两年，未等到字节跳动上市，张一鸣在38岁时宣告自己退休、王兴在41岁卸任了美团CEO、40岁的黄铮卸掉了在拼多多董事长和CEO，他们本应正是当打之年。
创业了几十年的周航终于不再创业了，他最近写了一篇长文，说：
“我们就像西西弗一样的企业家，每天都在负重的搬着一个大石头上山，好不容易推上去一点石头又滚下来了，我们第二天还要接着搬。”
疫情已经进入第三年，中国的每一天都走得太过艰难。20多年里，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路途起起落落，但如今似乎是第一次看不清方向，像雾像雨又像风。
15年前，当中国经济陷入艰难时刻时，有人问路在何方，老总理告诉他：
“要问开化的大地，要问解冻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