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的婚姻都夹杂着爱情,我试过去爱她,但却做不到

尖锐的刀刃在石子漫天的稀薄空气之中,逐渐褪去棱角,佯装锋利的模样已经在世态炎凉中开始接受事实,开始相信柔软。

那是换季的时候,风霜摧剐。在那段即将折戟沉沙的青春里面,我们努力生长,只为了将来能成为自己。

1

我十六岁那年,丢了一把剪刀。

那把剪刀从我记事开始就已经有了,在离土炕最近的那个抽屉里,粗糙的嫣红色卫生纸下面。混着各种老旧的扑克牌,一沓快用完的烟纸,在扎手的木屑里面,我发现了那把剪刀。

我记不清我是哪年哪月发现它的,但确确实实是发现了。

同样,我也记不得我是怎么把它弄丢了的。

“小姥,那把剪子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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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管外婆叫“小姥”。打小,这北方平原所及之处的方言都各不相同,邻居娃子有叫“婆”的,也有叫“姥娘”的,就我一个,叫“小姥”。习惯了也不想去改口了。

“啥剪子?”

我没说话。

“有啥子好找的,哪一天你不找咯,它就自个跑出来找你咯。”

“为啥子?这剪子,还长了腿不成?”我疑惑地问到

我把那个抽屉里的东西通通翻了个遍,说这话的时候头也没抬。瓷碗和木屑叮当响,刺啦刺啦扎破了我右手指头,我狠狠晃了晃那抽屉,把它抽出来,往炕上卡,让那里面的东西和着木屑一起卡出来。

小姥只是瞥了我一眼。

“说不准咯。你老是找它,它就躲你,你不找咯,它就想你咯。”

我说,这是哄小孩的招,是迷信。我不信。

“丫头片子,不懂不怪你。”

她把手里的水舀扔到缸里,又接着在菜板上切着那只好不容易跟邻居要来的死鸡。

钝了的刀发出和榔头敲钉子一样的声音,我关上那个掉了漆的木门,把抽屉搬了出来。那里面木屑掉的干干净净,却还是扎手,扎的生疼。

那时我几乎在这抽屉里看到了一切,但没了那把剪刀,又好像一切都没看到。

2

1999年,2月,19日。

那天早晨我撕了一张日历。那是我第一次自己把日历撕掉。

“宜嫁娶,忌外出。”

对着那上面的六个字我看了很久,觉得和我不沾边,也就没怎么在意。

但后来我才发现,这嫁娶,不外出怎么行。

我一直没明白,那六个字是什么意思。就像突如其来的风,不知道它从哪来,要刮向哪去。不知道它来自哪一支未知的分流,也不知道它会不会在归途中如江入海。

“萍仔他婆,没咯。”

我正在发呆,对着日历撕下来的那部分出神。突然窗外几个房后的婶子路过,我一下子捕捉到这句话。

萍仔他婆,没咯。

萍仔是隔壁家我打小的玩伴,算得上竹马。他婆,也就是他奶奶。我爹娘不在身边,小姥也总是不在家里,有时候没饭吃了,就跑过去找萍仔,找萍仔他婆,要上一碗面或者一块饽饽。

我趿拉着鞋,推开吱嘎吱嘎的木门跑到院子里,刚想去甬道里把门闩打开,就抬头看到旁边萍仔家平房上晾衣服的铁棍横着挂在最新一批太阳能上。那铁棍上,挂着条秋裤,秋裤上绑的,是个老人,像个被人削去树皮的木头,直直的,吊在上面。

面目狰狞。

那是萍仔他婆。

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死人,自此便成了心中噩梦,绵延半生。

我吓得躲回屋里,有个什么东西,在心里撕咬。

“萍仔,你婆,咋了啊?”

那正赶上十天的所谓寒假,从除夕,到元宵。第二天上午,我撕了日历,完全没顾上那上面的宜与忌。从大门跑出去,在一踩就碎的冰面上轻滑拐弯,一路滑到萍仔家。

不过十几米远,路上一地黄纸,我没敢踩,亦步亦趋如履薄冰。从小就听老人说,这祭奠死人的黄纸踩不得,要是踩了,这地底下的亡灵也不得清闲,夜里就得钻出来找那个踩它黄纸的人。

我嘴上说这是迷信,但依旧不去踩那黄纸。就像打小听人说那火腿是死人肉做的一样,尽管不信,却还是没吃。

我问萍仔,他只是垂着头。

“说话啊,你婆...咋了?”

“她讲,她不要活了。”

我没敢抬头看那个平房和那个太阳能,总觉得脑海中会浮现那个狰狞的脸。我以前以为上吊这种死法是很安详的,但萍仔说,婆走的时候很痛苦,无论身体上还是心理上。

桓子,你想搞对象吗。

萍仔突然问我。

“啥子?”我一脸震惊。

“要是你有了对象,以后和你爹娘我爹娘那样,还不得遭老罪了。”

我说,我还没想那么多。

“我不想搞对象结婚了。我娘天天打我爹,不给我婆饭吃。要不是她,我婆也死不了。”

萍仔没哭,一滴眼泪也没掉。

萍仔家的情况我也知道,和我相比也好不了多少。萍仔娘有点嚇人,脾性也是古怪,活脱一个孙尚香,萍仔爹的话,用我们那儿的方言讲,就是个妻管严,自己爹都护不住,被媳妇活活赶了出去,现在连娘也没护住。

萍仔他娘,是旧地主的闺女,自然说了话都是圣旨,哪顾得什么礼仪伦常,动不动摔碟摔碗,也倒是常事。

“这日子过够了。”萍仔说。

“我倒眼气你,眼气到不行。”

眼气,也就是羡慕,那种打心底里的羡慕。

“起码你有爹娘,我爹娘,早都各自飞咯,一个在城里跟个姑娘鬼混,一个在秦岭淮河南边赚那两个钱。”

我说这话的时候就像在说别人的人生一样,没感情在里面。

我说不准。在那时候我荒芜的心灵里有无数个自己,她们互相纠缠,互相辩驳,互相打骂,在彼此的记忆里面狠命挠出印子,讥讽且无奈。

所以,桓子,要是以后咱都得跟咱爹妈那样,是不是还不如不搞对象好。

我说,我不知道。

遭罪的是这些个摸爬滚打的儿女,还有萍漂泊似的爹妈。

3

那时我心里有很多疑问,比如说那把剪刀去了哪,那张十九号的日历上为什么互相矛盾,萍仔他婆为什么要吊死在杆上,还有,为什么这片土地上的黄纸,经久不散。

我一直有这些疑问,也在思考这些答案。

那年,我迷上了张宇,唱着那首“我是被你囚禁的鸟”的那个张宇。

那年,萍仔迷上了张国荣,因为一部《霸王别姬》。

在二十公里外的乡镇里有一家电影院,那时候还没倒闭,顽强地在大厅里面摆好一排排凳子,对面是个白色的板子。

萍仔家里有钱,富裕,买得起当年最好的自行车,九八年上映的时候,他一个人骑着车就去了。

“我还没看过电影。”我说。

“那个电影,很好看。”

后来我知道,萍仔和程蝶衣一样,心里也有一个段小楼,一个永远不可能得到的段小楼。

“我很久以前就喜欢罗裕龙,但这事我只跟你讲。你不准告诉别人。”

我说,好。

罗裕龙是对面胡同里的一个男娃,约摸也有十七八岁,早早辍了学去上山浇水除草,长得黢黑,个子也高,和萍仔性子完全相反。

萍仔不爱说话,我也是。但罗裕龙不同。

用我们这里的话来讲,罗裕龙就是个比野孩子还野的火种,一点就燃。但罗裕龙燃的恰到好处,在同龄人里也属于过早成熟的那一类。

于是在那一眼望不到底的幽深年代里,萍仔和我,还有罗裕龙,成了几乎形影不离的三个朋友。

一打头,我本想着我该和罗裕龙或是萍仔发生点什么懵懂情感,但事实上我只不过做了他们两个之间的媒介。

罗裕龙一直跟着他娘,在山上干活除草喂牛,麻杆一样的身子,黝黑又精神。

我个子矮,也瘦,活像根筷子。十六岁的胸脯依旧扁平,心脏倒是活跃,我承认在他们两个之中我算不上有吸引力的姑娘,但对于萍仔,我着实有一种依赖感。

于是,我竟渐渐疏远了罗裕龙。

那年,张国荣大火。

巷子里来来往往的,大都是年岁不少的婆子和七八十岁独自走路的老人。这些人,有的是早年丧偶,有的是单纯只想一个人,还有的妻离子散,靠着打牌赌博的几个钱养活自己。

我看着那些老人,总会想起萍仔他婆。萍仔他娘不喜欢他婆,每天嘴里挂着的就是“这老婆子怎么还不死”。午夜时候,透过茅草堆砌的土墙,呻吟声和谩骂声,一齐不情不愿地进入鼓膜。我震耳欲聋。

而我和萍仔,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想要长大,他想要罗裕龙。

尖锐的刀刃在石子漫天的稀薄空气之中,逐渐褪去棱角,佯装锋利的模样已经在世态炎凉中开始接受事实,开始相信柔软。

那是换季的时候,风霜摧剐。在那段即将折戟沉沙的青春里面,我们努力生长,只为了将来能成为自己。

4

1999年,12月,20日。

“昨天咋了?我娘讲,好像是啥子涨价了?”

厚重冬天里,萍仔裹紧棉袄,踩着一双水鞋问我。

“涨价?”

就是啥子贵咯,贵咯。

我说,那叫回归。澳门回归。

萍仔普通话不好,只会讲方言,也只会讲方言,那时候地理历史课几乎我们不学,他也不知道澳门是哪个地方。在萍仔的世界里是没有远方的,他所谓的世界只有这小小的村子。

我一直觉得,这段情节在那纷乱的世界里略显庸俗,但后来还是决定写了,因为在不久是不久,澳门这个城市,将会成为我和萍仔心里的疮疤。

也就是那年,我开始写诗。

寒冷是半个沙场,寂寞是半个死亡。雪崩的时候,雪花没有过错,雪花也很迷惘。

这是我写的第一首,也是最寒冷的一首。因为很多事情,我们都无能为力。

算作阴历,1999还有不久就要过去,我所有的疑问和稚嫩,大概也要随之埋葬。我试过去挽留这些东西,但每次都无功而返。

但萍仔说,有些东西到了一定的时候,自己就会钻出来,就像春天不开花的芽。

也就在那年,我们发现了罗裕龙不为人知的秘密。

“裕龙呀?那孩子可懂事了,俺家仔仔,跟着这娃玩了好几年也没学出个好歹来。”

“可不是呗,年纪轻轻就跑那什么,什么地方去当大老板了,咱村里呀,可算有娃出息啦。”

萍仔他娘和邻居一阿婆坐着闲谈,谈罗裕龙的事。

也是那时我才知道,罗裕龙他爹在澳门赌场做生意,罗裕龙快成年了,也就可以跟着去赚钱了。他辍学是因为他爹是赌场老板,他在农村也只是因为想体验生活。

好一个,体验生活。

我记不清我是怎么把这件事告诉萍仔的了,只记得我告诉他的时候,他的那个表情,我一直没法忘记。

他说,原来人家有钱啊。那咱不能跟人家玩了,咱是啥人,人家是啥人。

我没说话,只是直勾勾看着萍仔。

他知道罗裕龙要走了,但他没哭,就像他婆走的时候,他一滴眼泪都没掉。

“你真的,稀罕罗裕龙呐?”

我问。

“屁。他个鳖孙瞒我们老久,亏我还拿他当哥们。”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说。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这个队伍里像个局外人。

“呸,哪能这么讲,人家是公子哥,俺这破山破水的,哪配跟他做哥们。”

我看着萍仔,一直看着。

这时候他也不说话了,我们都不说话了。入冬的风很冷,如同鞭炮声噼里啪啦。

“反正总归都得走,不过是个早晚。是,我是不想让罗裕龙走,但是他总得走。我不想让我婆走,她也走了。而且以后,你也会走。”

萍仔低着头撕着指甲旁的倒刺,语气平和,若无其事。许是习惯了在无数个告别里周旋反转,许是在角落里独自一人明月夜短松冈。

我说,我不走。

“不可能,你总会走。我姨跟我说她不走,我婆跟我说她不走,罗裕龙跟我说他不走。你们都跟我说永远不会走,最后还不是一个个跑到我再也看不见的地方。”

那天,是萍仔最严肃的一天。他说了普通话,标准的普通话。

就像这凛冽风里面呼出的雾气一样,在那片洁白空气里显得尤为刺眼。

5

后来我想了很久,一直在想萍仔说什么也不肯信我的理由。明明我发自肺腑,明明他知道我心有诚恳。

我一直没明白,于是自此以后,那些答案,又更多更复杂。随着时间和岁月的流逝,野草一般疯长。

罗裕龙走的那天下了大雪,于是他那黢黑的脸也变得白了些。我从没仔细看过罗裕龙,在他提着行李坐上桑塔纳的时候反而看得更清楚。那是张和我们都不一样的脸,眉目清楚,耳鼻清楚,五官完全清清楚楚地耸立在麦色皮肤上。

那时候我明白了,有些离开是必然的。就如同丑小鸭离开鸭群一样,它不过是回到了适合它的地方。

萍仔没去看罗裕龙一眼,他害怕一眼万年。

那是我和最后一次看到罗裕龙,在冰天雪地里坐着汽车开往远处变成黑点。而后消失不见。而萍仔始终没对罗裕龙说出那句,“我不想你走”。

“这辈子,都不会再稀罕哪个人,这种感觉一点不好,真他妈的不好。”

萍仔总说这句话。

我曾经以为所有事情就像那把丢了的剪刀一样,丢了就不会再找,甚至真的可能自己跑了出来。但这种日子,这种生活,始终延续到高考,延续到估分,延续到报志愿选专业。

“看吧,你也要走了。”

我考上了大学,但萍仔没有。在我背着包提着箱子等客车的时候,他在我旁边说了一句。

那时候我很清楚的看到萍仔眼睛里的血丝,很是嚇人。

我说,我会回来。

秒针走的很慢,那辆车也要很久才来。我和萍仔在原地望着路过但一辆辆车,以目相送,就权当是为经年前不告而别的罗裕龙做最后的道别。

萍仔突然问我,还记得他婆没的那天,他说的他不会结婚但那句话吗。

我说,记得。

肯定记得。

“桓子,我不想到了年纪就找个凑合着的姑娘结婚。从我婆走的时候我就不想了,你晓得,我没办法再相信哪个女人能好好和我过一辈子,也没办法相信自己能给孩子一个好的家庭。”

“咱俩想的一样啊。”我朝他笑着说,“总有我们这种人和世界格格不入。”

他也笑,嘴角僵硬。

那年我爹再婚了,我娘也嫁到了外省去。我一个人和小姥一起住,萍仔的爹妈也照样每天吵来吵去。

后来在漫长的等待里,那列客车驶了过来。我上了车,萍仔在车外大喊:

“你一定得回来!”

那声音响彻整条廊道,我一震。

这就是,萍仔对罗裕龙的告别啊!

6

我到了大学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了座机拨萍仔家的号码。

“桓子,我要是也好好学就好了,现在也就不用待在这个鬼地方了。”

我和萍仔说食堂里的饭菜,还有很多来自各地的人,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

“你不回来了吧。”他说。

“回去,为啥不回去?”

“大城市多好,回这小破地方干嘛。”

我没说话,因为我实在也不知道回去的理由。我早想逃离,就像雪花要逃离沙场一样的逃离,巴不得飘的越远越好,在融化以前不背负上雪崩的责任才好。

后来我发现,可能那是种承诺。

罗裕龙走了以后,我就成了萍仔唯一的朋友,我一开始对萍仔的依赖感也渐渐变得没有,更多的是一种使命感,必须得回去的使命感。

又过了十年。正正好好十年。

十年,其实算不上长。

这中间的十年发生了什么,我不想赘述。无非是在另一个陌生发地方寻求着曾经心心念念的答案,然后偶尔忘记偶尔想起。

我还惦念着我的剪刀,也想着那个1999。

后来,到2009年夏,我结婚了,和萍仔。

有人会说,这个故事实在太过巧合,或是随意杜撰不合逻辑。但事实的确这样,我大学毕业后工作的那几年,一直和萍仔保持联系。

因为我说过,我不会走。

那是零九年三月份,萍仔突然打电话说,他娘又开始催婚,各种相亲对象,各种死缠烂打。

他说,实在不行,我们结婚吧。

“我妈想要个学历高的儿媳妇。”他说。

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到,原来并不是所有的婚姻之中都会夹杂着爱情,更多的是苟且,利益,还有逼不得已。

于是没有婚礼,没有聘礼,只是去了镇里民政局领了证,在大门上贴几个囍字,这就算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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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和萍仔经常会试着爱上彼此,但事实证明我们做不到。他依旧想着罗裕龙,我依旧心如死灰。从我爹娘离婚丢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决定再也不要尝试用感情去挽留什么东西。

我和萍仔一直分房睡,也没要孩子。

直到现在仍然如此。

萍仔已经不再后悔没跟罗裕龙告别,我也不再去寻找什么心心念念的答案。

有时候我会想,那些答案到底去哪了。大约二十年,我逐渐才摸清脉络。

它们在一九九九年,和萍仔他婆一起埋进了土里。一九九九年早就消失了,那年所发生的一切也早就一干二净。

这些答案我也心知肚明,也更是清楚。因为故事,可能就是这样。问题的答案,往往有成千上万。

在大学期间,我也查过黄历,想知道当年二月十九号的宜忌究竟是什么。

我没看到所谓的“宜嫁娶忌出行”,只看到了“宜出行忌下葬”。那时候我才明白,很多事情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并且错的很明显也很彻底。

我一直想放弃这段过往,不想把它写进文章。但在前几天,我突然有了这种诡谲的冲动。

因为那天,我发现了那把剪刀。

它就在原处,一动不动。

【本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