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底，正在汉东省汉阳市担任办事处主任的凉州辞同时得到两个内幕消息，一是汉阳即将成立与京州本部平级的正式机构，二是本单位即将“转隶”至某部，新机构也会挂人家的牌子。
两个祸福难料的消息令我陷入了纠结：5年光阴熬走5个“前任”，“主持工作”刚满两个月，连地盘都没巡视完，就这么一走了之自然是不甘心，可是不走也不会有我想要的位置，好处则是门清路熟，资深元老，以后不管是提拔还是摸鱼，总归不会太差。
当时我放出风来要留，结果一时间接到无数个电话，大家都无比关切地慰问我是不是脑子秀逗了：不回京州陪老婆孩子，非要留汉阳那穷地方玩泥巴吗？
他们说得都挺有道理，实际上至今还有人在我面前说当时幸亏提醒了你，留在汉阳何日是头吧？
其实，若早知道日后处境的话，我很想跟他们说一句，谢谢啊（手动狗头）。
此乃后话，稍后再表，总之在几顿告别酒、散伙饭和数次潸然泪下之后，我回到了京州本部继续担任副科长。
至今。
据当年的同事讲，2018年是他们职业生涯最为愉快的一年：做好本职工作即可，没人检查找事，没有迎来送往（被禁止了），绩效、考核和党建都不用搞，都等着明年跟新单位混。
懂得人都知道，刨掉上述，体制内的压力荡然无存，摸鱼摸得理直气壮，在外面野惯了的凉州辞则天天迟到，直至某日被赵局长同志在大门口当场擒获（貌似他也迟到了），然后聆听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教诲：
凉州辞同志，麻烦你不要九点左右来，外面人一看就知道你迟到了，要来就十点左右再说，还可以解释说办事才回来。
果然是高端玩家啊，笔者当时直呼内行，后来也从善如流，上午一般要打电话才找得到人。
作为凉州从政以来最对胃口的领导，我们在2018年喝了无数的低档酒，吃过无数次路边烧烤。
至于为什么这么低调（low），这便涉及到当年唯一的不足之处了--没钱，遑论公款吃喝。
这点问题自然难不倒陷入狂欢的京州局，当年几乎所有的饭局都是自娱自乐，今天张三请客，明儿李四做东，路边摊和无名店都是常客，二两五小瓶装白酒和雪花啤酒便足以集体high到高潮。
那年的世界杯我们看了个通透，一般是先喝酒然后打场牌之后再去外面看球，不知不觉就快天亮了。
春夏之交的时候京州局摘牌了，所有的老同事们都赶了回来拍了张纪念照，喝了顿酒，各自唏嘘不已。
大家都取下肩章并默默收藏，顺便换上了新制服，新单位跟我们以前是兄弟单位，经常联合执法的那种。与我而言是人熟地不熟，他们的作风我知之甚少，只知道去打篮球的时候总是我们玩了半天之后，他们才在下班铃声之后姗姗来迟，据说是因为装了省厅直接监控的摄像头。
当时大抵没人思考过“转隶”与“合并”的区别所在，或许只是一个“黑熊和北极熊合体变成大熊猫”的公式吧，而当时离合并办公还有一段时间，些许怀旧的情怀一点不耽误我们的得过且过。
略有遗憾的是，当年还没有玩自媒体，写本日记也能弄点流量吧。
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2019年元旦，没心没肺的京州局终于走到了尽头，放完假就去新单位办公了。
当天，所有人都穿戴整齐来到单位前坪，准备每年的第一课--升国旗奏国歌仪式。
大约在几天前，原京州局的同事们欢送了我的好哥们赵局长，新单位（姑且叫京州某局吧）领导也换了，这自然是机构改革的惯例。
新来的田局长作了一番慷慨陈词，大约是新纪元、新起点，大家精诚合作，无需隔阂之意，我吐槽着形式主义并颇为机械地完成规定动作，心里却在想着新岗位的事情。
话说半个月前得知我的新岗位是办公室副主任时，曾怒骂人事处乱点鸳鸯谱。
说来也是性格使然，鄙人天生对于接待、党建和写体制文章有着血脉抵触，性格大大咧咧，大事不糊涂，小事尽犯错，所以上岗之前也惴惴不安了一段时间。
第一天科务会分配工作，托有两个副主任的福，我果然是分管车辆管理和文件收发，想想也挺好，虽然不痛快，至少够轻松吧。
事与愿违的是，第一天便陆续收到科室反馈说有些文件发错地方了，三天之后就被分管的吴副局长叫到办公室训话。
我们这里还有连部门都搞不清的办公室副主任吗？
而我的反应则是，我C，这玩意儿还有人认真看，不要这么较真好不好？
当晚便有酒局，新单位的新老朋友盛情邀请，自无拒绝之理，酒过三巡之后话也多了起来，尤其是我，口若悬河地聊起了在汉阳身为“一方诸侯”的往事。
第二天早餐时间便有人直接叫我“汉阳王”，顿悟是昨天说漏嘴了，细想之下当时好歹有所收敛，并没有乱说什么不得了的东东，遂心安理得起来。
某日有接待任务，饭桌上级别最低的我负责倒红酒，每次都控制在小半杯，方便一干而尽，因此跑来跑去颇为辛苦，好不容易逮上一个领导们都在聊天机会狠扒了几口饭，突然听到了田局长的声音：
凉州辞，你是来搞接待的，客人的酒不好好倒，自己先吃上了？
为首的客人噗嗤一笑，不置可否，我的反应则除了睁大眼睛之外，只回了一个字：
哈？？？
诸如此种，反反复复。
我想新老板肯定是不喜欢我的，老科长曾告诫我：
旧单位号称技术执法部门，一堆的高学历书呆子，各忙各的，上下级关系主要靠给面子，新单位则对这块极为看重，要像尊敬厅长那样对待田局长。客观地说，现在才是真正体制内的日常，尊敬领导，谨言慎行，高调做事，低调做人才是硬道理。
可惜，我一直在反其道而行之，田局长的办公室就在隔壁，可谓抬头不见低头见，他跟所有科级干部都单独聊过天，却偏偏落下了我，想自己去找又不知从哪里开口。
这么浑浑噩噩地过了小半年之后，田局长突然通知我去业务科室报到。
当时我很疑惑是谁在“仗义执言”，直至某日去省城公干碰到赵局长才知道，田局长跟他通电话时曾提起我：
凉州这样的二傻子（意会即可，并非原话）是怎么提拔成干部的？
看来一年觥筹交错的交情还是有用的，赵局长认为凉州这厮只适合搞业务，换个科室包你满意... ...
事情就是这么回事，话说不能也叫他赵局长了，准确地说是赵副处长，带括号的那种，几杯酒下肚我斗胆喊了句“赵正副处长”，他哈哈大笑，一如既往的随性和豁达。
按理说以老赵的资历和能力而言本不至于如此，这事说来有些话长。
2018年的京州局波澜不惊，省厅那边却是惊涛骇浪，新来的厅长点起三把火，其中烧给同僚的那一把最为通红。
当时的省厅二把手是我们原单位的，他与新厅长在处级正直的安排上较上了劲，一个坚持三七开，一个想为老兄弟们多争取一下，二人直接上升到了拍桌子的地步，后果则是二把手直接被改非。
这事其实不难理解，机构改革时期的领导的确需要点魄力，“一言堂”总要好过天天吵架，而作为原二把手爱将的老赵也遭了池鱼之殃，回省城的代价便是降了四分之一级。
其实山头之分，并不寒碜，不单单是体制内，哪怕外企也一样。
烧到下面的火也很旺盛，某市局长在汇报时说了一句“自从机构合并以来”，就被新厅长训了一个小时的话，着重解释“转隶”与“合并”的区别。
领导说得很官方，凉州则自有另外的理解。
合并很简单，五五开便是，有事先商量；
至于转隶嘛，打个比方，清朝是明朝之后的中国正统王朝，史书上是必须承认，但谁干掉了谁，区别其实很大。
如果皇太极兵败盛京，金人大抵会以穿汉服、讲汉话为荣，也没有人会自称“奴才”，撑到鸦片战争时国民也会多些精气神。
而现实却是，帝国绝大多数人口被逼着弃汉服，留辫子，还得时不时陪神经过敏的皇帝们玩文字狱。
简而言之，谁当家做主决定了新单位的气质和风格，被“转隶”者则像是输掉了一场文明战争。
所以，既然被“转隶”了，如果残党们不能入乡随俗，便注定会过得不怎么样。
比如说我。
回到相对熟悉的岗位，我以为一切会逐渐得心应手起来，却很快发现只是一厢情愿。
某日，某老同事突然问我，你是不是连业务操作系统都不会用？
哈？
可能我只会用这个字来表示自己的惊叹，这话委实有些离谱，虽然我的工作主要在案牍之上，但新系统是我一手搭建并测试的，怎么可能不会用呢？
同事继续说，那是某某在饭桌上跟田老板说的，我在边上不好做声。
这个时候便不用指名道姓了，我心如明镜，不置可否。
半个月后，凉州陪同田局长在视察局里某工作场所时被问到，这里的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各有多少，围网有多高？
哈？
还是这个字，不过这次我是真搞不清楚，凉州做事从来没这么仔细过，只好如实告知。
田局长顿时面露不屑，那你这个副科长是怎么当的？
真是尴尬得一匹。
后来又听说，某某几天前曾在饭桌上绘声绘色地说过我不知道这些数据。
原来如此，敢情是被某人当成存量博弈的假想敌了，只是很奇怪为何领导会理睬并听信这些一点都不高明的套路，或许是希望看到我的懂事和臣服吧。
对于田局长，我并不喜欢，却佩服得竟，他为人大气，不怒自威，是处级干部中的翘楚，面子也大，省厅处室里头平时找麻烦的少，绩效考核时给面子的多，也无形中减轻了我们工作上的压力。
再后来，某某倒是消停了，因为发现提干的可能性近趋于零，哪怕我滚蛋了也不行。
上述便是我的体制内故事，讲得有些支离破碎，还戛然而止，列位看官付诸一笑即可。
看似不如意吧，近年来在疫情和经济的双重冲击下，能领着人人羡慕的体制内的工资甚至保有一官半职，似乎在纸面上跑赢了绝大多数同龄人吧？
还有空玩自媒体赚点零花钱，也不敢说自己有多忙吧？
假如，单位只需完成法定职能，的确人人可以实现喝茶看报的梦想，可惜在现实中，学习、党建、会议、文件和考核才是最劳神费力的。
笔者也在企业干过，跟体制内相比，用人和升职的套路其实如出一辙，能否混得开关键看人而非地方，两边也同样有压力，要加班，唯一不同的只在于后者大体上不必担心被开除。
总之，与世人所理解的“神仙日子”相距甚远，“围城”的属性倒是明明白白。
笔者有时候会想，如果大学毕业时便选择玩文字、干自媒体，想必现在也小有建树了吧？
可惜，遗憾和憧憬无非是白日梦罢了，我走不了的，带着情怀和操守继续做好自己的事情，对得起工资，对得起国家即可。
体制内，是，也只是一份工作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