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证监会主要负责人前期在公开场合表示，证监会正抓紧制定全面注册制改革方案，将扎实推进全面注册制改革平稳落地，以注册制改革为牵引，统筹推进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法治体系完善、监管转型与能力提升。
全面推行注册制应采取怎样的节奏？在注册制持续推进的背景下，除审核方式改变外，相关部门还可以考虑在发行、交易方面推出哪些改革？全面注册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如再融资、退市、投资者权益保护等，还应建立哪些清晰、明确、可预期的制度？注册制下，中介机构的业务应如何转型？
近日，中国证券业协会会长安青松、证监会方重、上海证券交易所王伟及王一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尹中立、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等证监会系统人士及权威专家，在《中国金融》刊发署名文章，从监管、自律机构、市场等角度探讨了全面注册制下的各类问题及对策。
安青松认为，要从实际和国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的注册制，积极引导资本兴利除弊；全面注册制是渐进式、系统性的改革，券商业务重心要从服务“可批性”向“可投性”转变。
方重等人表示，要深化对注册制下上市公司再融资机制的认识，建议未来考虑探索储架发行制度，适时扩大分类审核和快速审核范围。
尹中立提到，推行注册制不能操之过急，应充分考虑市场承接能力。
田轩认为，在推进全面注册制改革的过程中，应丰富强制退市标准、实施T+0制度。
安青松：建设中国特色的注册制积极引导资本兴利除弊
中国证券业协会会长安青松在署名文章中提出，全面注册制是渐进式、系统性的改革，需要全过程、全节点健全标准，券商业务重心要从服务“可批性”向“可投性”转变，行业发展生态要从“数量竞争”向“质量竞争”转变。
安青松认为，注册制下，监管生态更加强调发行人、投资者、中介机构、审核部门、自律机构、监管部门归位尽责、各负其责。
他撰文表示，要从实际和国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的注册制，积极引导资本兴利除弊。这需要配套推进放管服改革，避免监管冗余与真空并存、监管套利和不适应叠加问题，不断优化行政监管与证券交易所之间的分工与协作，注重发挥行业协会作为第三方自律组织作用。
安青松认为，在注册制下，证券行业机构成为发行人质量把关、发行定价和节奏把控的中枢， 需围绕保荐、定价、承销三大能力进行提升，全新塑造投资银行尽职调查、增值服务、研究分析、质量控制的业务逻辑，健全三道防线的明责、定责、问责机制，以投行项目执行和专业责任履行为评价基础，构建从业人员专业声誉激励约束机制，形成有效的发行人质量市场化约束机制。
“全面实行注册制不是一个时点事件，而是一个时期事件，是渐进式、系统性的改革。”安青松认为，应当全过程、全节点完善流程、健全标准，实现发行人质量从集中一点向分散层层把关转变，发行价格确定从集中决策向分散决策转变。
证监会、上交所人士：可探索储架发行制度 适时扩大分类审核和快速审核范围
证监会方重、上海证券交易所王伟及王一添共同撰文，提到了注册制下对再融资制度的看法。
上述人士认为，再融资是上市公司的天然权利，但鉴于资本市场涉众性、外部性特征，有必要明确再融资标准和预期管理，对上市公司进行适度监管。建议未来考虑探索储架发行制度，适时扩大分类审核和快速审核范围。
上述人士提到，注册制下，上市公司再融资市场存在四方面问题，包括募集资金使用缺乏合理规划、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偏高、战投资格认定仍有难度、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制度设计仍待探索等。
基于此，方重、王伟、王一添认为，监管应切实把好问询、审核和检查质量关，严防“病从口入”，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向投资者披露必要、充分、准确的信息，明确市场各主体责任边界和违法代价，同时须坚持市场化取向，“什么样的上市公司可以再融资，标准、周期均应有较明确预期”。
上述人士提到，应强化上市公司再融资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理念，注重对资本规范引导，对特定敏感领域的并购重组活动、背离国家产业政策的再融资行为，始终保持严之又严、慎之又慎的态度，更好平衡总量节奏及市场承受能力的关系，完善一二级市场协调机制。
同时，注册制下解决再融资问题，关注点要从审批制和核准制下的“审核能否通过”转向“发行能否成功”。上述人士提到，需要进一步精简发行条件，明确发行审核标准和程序，减少行政审批，增强再融资过程的透明度，防范利益输送、监管套利等市场乱象。
他们建议，未来可考虑探索储架发行制度，对绩优企业实施一次注册、多次发行，适时扩大分类审核和快速审核范围，对满足条件的企业开通“绿色通道”，在不放松发行条件的前提下，缩减发行程序。
针对控股股东“左手换右手”“高抛低吸”等行为，上述人士建议，有必要加强对股东减持、认购资金来源、股价大幅波动等方面的监管核查，防止上市公司为认购对象提供保底或资金支持等违规行为。始终对上市公司再融资进行全流程监管，前端审核要关注募投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必要性、合理性，后端要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监管。
尹中立：推行全面注册制不能操之过急 应充分考虑市场承受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尹中立认为，推行全面注册制改革不能操之过急，应循序渐进充分考虑市场的承接能力，用足够长的时间实现股票定价体系的转换和接轨。
尹中立提到，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说明注册制改革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至今已有近十年时间，从注册制改革的时间跨度，可见其复杂性。
“新股发行注册制是改革的方向，但在相当长时间里，新股发行还要考虑市场的承接能力，不能操之过急。”尹中立坦言，必须认识到，注册制改革任重而道远，不可能迅速完成，在相当长时间里新旧价格形成机制还难以接轨。
他认为，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如果急于求成可能会欲速则不达。
科创板实施注册制后，对其他市场的估值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新股发行速度过快将对“壳价值”形成直接冲击。
田轩：建议丰富强制退市标准 增加财务操作“保壳”难度 完善转板机制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认为，后续推进全面注册制改革的过程中，还应丰富强制退市标准，增加财务操作“保壳”难度，完善转板机制，畅通企业退市的后续通道，采取T+0机制，并做好风险预案。
田轩认为，在我国注册制试点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发行信息披露不到位、退市机制不完善、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不健全等现象，全面实施注册制改革，可能会面临各市场板块标准不统一、系列机制障碍、风险放大等问题。
田轩建议，应强制性规定信息披露方式内容，明确监管部门分工，实施多位一体监督模式，进行综合审核，根据主体不同逐步推进差异化信息披露，构建民事、行政、刑事互补的法律惩处机制，加大违规违法惩处力度。
田轩提出，要丰富强制退市标准，增加交易所必要的自由裁量权，加强退市标准的可执行性，增加财务操作“保壳”难度，明确退市流程的时间节点，加大退市执行力度，进一步压缩功能重叠的退市环节，防止公司“停而不退”，完善转板机制，畅通企业退市的后续通道。
针对市场机制，田轩建议采取T+0机制，但要做好风险预案。比如，逐步扩大T+0交易制度试点范围，并逐渐统一各板块涨跌幅标准，通过保证金制度、对投资者账户进行定期评估、限制不良交易账户等措施预防风险，设置投资者准入门槛，采取账户金额分开管理、实行特别报价制度、限定T+0交易频次或交易规模等防止投资风险。
此外，田轩还提到，应完善维权救济机制，建立各参与方举报渠道，采取信息保护和激励措施，健全中国特色的集体诉讼制度，建立投资者救济补偿机构，出台发行后续配套的追责和处罚机制并严格执行，推进刑法修订，提高刑期上限，大幅提高证券违法犯罪的成本。
编辑：马婧妤 责编：张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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