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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渊01：刑侦队长查个案子，竟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前言
1999年2月15日，长川油城发生了一系列强奸杀人案，罪犯在两个月内连续犯案五起，七名受害者中只有一人逃出生天。负责侦办此案的刑侦干警辛吉然，因为一次误判，害得自己家破人亡进了监狱，出狱以后自暴自弃，成了到处醉酒闹事的“酒麻木”。
这五起案件后被命名为“2·15”专案，它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十三年后，新进民警李成因为处理辛吉然的醉酒闹事警情，接触到这起案件，之后便一头扎了进去。他看见，有人这么多年一直徘徊在这案件中，走不出，离不开，仿佛坠入深渊，而那些人，也渐渐成为了深渊的一部分……
这是深蓝带来的新故事，凝视深渊的人，自己真的会变成深渊吗？还有没有获得救赎的一天？请看——
第一场
2011年9月10日，我第一次处理辛吉然的警情。
那天晚上8点多，辖区汉江苑酒店打来报警电话，称有人酒后在大堂闹事，请求帮助。我和值班副所长范杰出警来到汉江苑酒店时，一名胡子拉碴一头乱发的中年男子正衣冠不整地躺在酒店大堂茶几上睡觉，一只皮鞋扔在沙发上，半瓶牛栏山二锅头歪倒在一旁的地板上，散发着阵阵酒气。
“辛叔，快起来，这儿不是睡觉的地方。”范杰蹲下身子晃动辛吉然。他的态度令我诧异，印象中类似场景范杰从没这么客气过。他似乎认识这个酒麻木，还喊他“叔”。
“辛叔”只是歪头看了范杰一眼便扭过脑袋，口中含混地说了句“走开”，然后翻了个身。我有些生气，伸手要掏腰间单警装备里的约束带，准备把他捆起来带走，但范杰却按住了我的手。
“辛叔，我是小范，人家酒店要做生意的，我送你回家睡觉吧。”范杰的口气更加温和了，不知这位脾气一向不好的刑侦副所长为何突然变了个人。
“辛叔”依旧不搭理范杰，迷迷瞪瞪地摆摆手，示意我们走开。范杰也不生气，走到茶几另一侧扶起“辛叔”，大概想把他转移到沙发上。刚走到近前的酒店保安经理张成国会错了范杰意思，随手招呼身边几名保安，“帮一下范警官，把人扔外面去”。
两名保安气势汹汹地走上前来，范杰却突然朝他们瞪了眼。
“上一边去！”
两名保安愣在那里面面相觑，不知还该不该再上前帮忙。
范杰弯腰抱起“辛叔”，又把他放在沙发上。“辛叔”俨然已经醉得意识全无，在沙发上坐了几秒便躺倒下去，嘴里嘟囔着要“喝水”。范杰示意我去酒店前台买两瓶水，我照做。借买水的工夫，张成国悄悄问我：“这位是范所长亲戚？”
我摆摆手，让他别瞎猜，范所哪有这号亲戚。但其实自己心里也在打鼓，如果不是亲戚，范杰为何对他这么客气，还喊他“叔”？
连灌两瓶矿泉水后，“辛叔”状态似乎好些了。围观的住客越来越多，范杰决定送“辛叔”回家。我把警车开到酒店门口，范杰抱着“辛叔”在两名保安帮助下往外走。“辛叔”则搂着他的脖子，像个孩子一样缩在他怀里。
“开车，二矿小区……”范杰把“辛叔”放在警车后座，顺手拉上了车门。
辛吉然时年54岁，家住二矿小区8栋301，周遭有名的“酒麻木”。那时我刚接手河西社区当片警，对社区情况还不甚了解。二矿小区虽属河西社区，但我并不知道辛吉然这个酒麻木的存在。
车停在二矿小区8栋楼下，范杰跳下车。蜷缩在后座的辛吉然已经睡着。我和范杰叫了他半天，他仍是含混地嘟囔着什么，并没有下车的意思。我问范杰怎么办？要不要先送医院？范杰说不用，说完便钻进车里，再出来时辛吉然已经伏在了他的背上。
可能范杰的动作过大，也可能辛吉然着实醉得厉害，范杰刚迈出步子，“呕”的一声，辛吉然吐了，全吐在了范杰肩膀上。
一阵伴着酒气的恶臭扑鼻而来，呛得我咳嗽了一声。范杰也皱皱眉头，却没有做其他反应。他背着辛吉然上楼，我拎着辛吉然的皮鞋走在后面，一同进入了他位于301的家中。
辛吉然家里的状况同样令人吃惊——60平米的三居室里没有任何像样的家具，一台21寸的老式大屁股电视机摆在客厅地板上，旁边是一张床垫，上面胡乱堆放着几床脏兮兮的被褥。
客厅挂着一盏小小的白炽灯，其他房间则漆黑一片。范杰把辛吉然放在床垫上，辛吉然顺手拉过身边一张破毯子裹在身上，不出一分钟便响起了鼾声。我厌恶地看着他的醉态，范杰则赶紧把布满污物的警服上衣脱下来。
我说你趁早拿到卫生间洗一下，不然等会儿臭味浸入纤维就洗不掉了。范杰苦笑一声，说回所里再收拾吧，他家没水。
安置好辛吉然，我和范杰开车回派出所。他的脏警服扔在后座，依旧散发着刺鼻的味道。
“这家伙是谁？你家亲戚？”强忍着车厢里的酒臭味，我问范杰。
“嗨，老前辈。”他说。鼻音很重，应该也是受不了那个味道。
“警察？”
“嗯……以前是。”
对话到此便结束了，因为那股味道实在太要命。
2011年12月5日，我第二次处理辛吉然的警情。
那天下午，南苑小区居民报警称有个男人躺在小区外面的排水沟里一动不动，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死了。我和同事李广文出警，路上李广文说八成是辛吉然喝多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猜的，但到现场后发现果真是辛吉然。
那天辛吉然同样蓬头垢面地躺在排水沟里，身上的破面包服划了几道口子，棉絮露在外面。李广文上前看了情况，确定他只是喝醉睡着了，于是招呼我上前搭把手，把他从排水沟里拖出来。
拖拽过程中辛吉然醒了，他挣脱我和李广文重新回到排水沟里摸索，似乎有什么重要东西落在了水里。李广文无奈背手站在沟边看，不多久辛吉然从污水里拎出一个农夫山泉瓶子，里面装着半瓶液体，不知是水还是酒。
“老哥，送你去趟医院吧。”像之前的范杰一样，李广文口气也很软。但辛吉然没理他，拎起瓶子灌了一口，晃悠着沿马路往南走去。
12月的气温已经很低，辛吉然又浑身湿透。李广文开车追上辛吉然，喊他上车。辛吉然看了李广文一眼，继续踉跄着走路。李广文没把车开走，而是缓慢地跟在辛吉然身后，一直开到二矿小区8号楼下。
“你去胖嫂那儿买几个肉包子回来。”下车前李广文递给我20元钱。我去买肉包子，李广文则跟在辛吉然身后走进了单元楼。
带着包子回到辛吉然家，李广文和辛吉然正盘腿坐在地上说话。见我进来，李广文向辛吉然介绍说“这是新来的社区民警小李”，辛吉然只是抬头看了我一眼，轻轻说了句“见过了”。我从兜里掏出烟来打给二人，李广文叼在嘴里点燃，辛吉然则把烟塞进了身旁一个旧烟盒里。
油田虽地处南方，但住宅小区有集中供暖，然而不知为何辛吉然家却冷得出奇。我站了一会儿便开始发抖，李广文在地上也坐不住，不时挪动屁股。大概又过了十几分钟，李广文应该是坚持不住了，说了句“老哥你休息吧，我们先回了”便起身告辞。走到门口他好像想起什么，折回去从兜里掏出20元钱递给辛吉然，让他留着明天吃饭。
辛吉然接了钱。我也急忙从兜里掏钱，正好有张一百的票子便拿了出来，不料李广文一把夺过来塞回我兜里，拉着我离开了辛吉然家。
“不能给他这么多钱，他会都拿去买酒，喝死了怎么办？够他吃顿饭就行。”返程路上，李广文说。
我很惊讶，说辛吉然的酒瘾已经到这地步了么？李广文说那可不咋地，你没见他屋里已经没一件像样家具了？都被他换成钱买了酒。连油田集中供暖装的暖气片都没跑脱，要不他屋里怎么这么冷。
我不禁唏嘘，想起上次范杰的话，问李广文说辛吉然之前不是我们公安局的警察吗？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他现在还上班吗？
“上班？这样子咋上班？”李广文说。顿了顿，他又说辛吉然以前可不是这副样子，那时市公安局刑侦口有“四大金刚”，辛吉然位列第一。“直属侦查大队的大队长，正儿八经的正处级侦查员，如果还是警察，现在起码是赵干哲的领导。”李广文说。
我知道市局刑侦口有“四大金刚”的传说，但不同版本的“四大金刚”却各不相同。细数之下，入围的大概有刑侦支队长的赵干哲、桥东分局的局长王正操、局机关纪委的徐延生、南关派出所所长程虎、督察支队政委杨向前等等，但辛吉然位列其中这事儿是第一次听说，更何况他“名列第一”。
“辛吉然、赵干哲、王正操、程虎四位是真的，也是当年刑侦支队连续侦破‘8·28’杀人案和‘9·15’劫车案后郑局长开会时认定的，你说的另外几个都是当了领导后群众们拍马屁拍出来的，没吊意思。”李广文说。但他随即叹了口气，接着说这些都是往事了。现在只有程虎还在刑侦一线，其他有的当了领导，有的去了机关，都算有个好归宿，除了辛吉然。
“辛吉然整天这个样子，家里人不管他吗？”我问李广文。
“唉……”李广文又叹了口气，说辛吉然已经没有家人了。
“没有家人了？”我问。
“嗯，儿子死了，老婆也自杀。”李广文说。
“啊？”我吃了一惊，急忙问他怎么回事。
“听说过1999年的‘2·15’专案吗？就是因为那起案子……”李广文说。
1999年，对油城公安来说是一个多事的年份。那年冬天冷得出奇，春天却来得很晚，直到三月下旬，前一年的冬雪还没有完全融化。就在这片皑皑白雪中，发生了油城建市以来最恶劣的系列强奸杀人案。
第一起案件发生于那年除夕之夜，一对新婚夫妇去父母家吃团圆饭，回家路上途经幸福农场时被人拦下，丈夫身中十几刀身亡，妻子则被歹徒拖到附近农场雪地里进行了强奸，之后也惨遭杀害。
案情恶劣，油城公安马上成立专班进行侦办，时任刑侦支队直属侦查大队长的辛吉然担纲领衔，但还未等他理出头绪，便又发生了第二起案子。
第二起案子发生于一周后，受害者是租住在市武装部仓库的一对母女。母亲38岁，女儿17岁。歹徒深夜撬开了租住房的门锁，进入房间后将母女二人捆在椅子上进行了强奸，之后将母女二人杀害。
接着是第三起和第四起，受害者分别是一名化工厂女工和一位职工技校女教师。同样的手段，同样的情节，两个月内发案四起，一时间全市人心惶惶。
那段时间年轻女性天黑后不敢独自上街，不少厂矿企业安全起见取消了女职工夜班，甚至连公安局的女警下夜班也大多由男警护送回家。
“不过这世上总有人趁火打劫，比如赵干哲。那时候他整天送宣传处的女警小金回家，送着送着他也去了人家家。”李广文突然话题急转，他喜欢开现任刑侦支队一把手赵干哲的玩笑，丝毫不拿他当领导。赵干哲结婚晚，35岁才成家，这事儿一直被李广文拿来取笑。
“扯远了扯远了。”李广文点了一支烟，把空烟盒团成球塞进口袋里。
社会影响至此，辛吉然等人的破案压力可想而知。但案件中可供使用的线索却不多——案发大多是夜间，地点也皆是平时人迹罕至的位置，没有监控，更没有路人；受害女性遭遇性侵，体内却未发现歹徒精液。四位受害者皆是被利刃杀害，但根据法医检验，四起案件中歹徒使用的凶器各不相同。
就在辛吉然带领专班连轴转的时候，第五起案件发生。
4月3日夜间，一名从医院探望病人回家的中年女性遇害，地点位于318国道附近。但好在她被歹徒捅了几刀后装死，后趁歹徒不备冲上了国道。正巧运输公司的车队路过，女子被车队司机们救下。
从受害女子口中，辛吉然得知实施轮奸的男子共有三人，都很年轻。其中一人讲普通话，两人讲本地方言。由于当时天黑，受害人没有看清三名歹徒的相貌，但她提供了一个重要细节——在抗拒强奸时她曾用石头打伤那名讲普通话的男子头部，而且听男子似乎说了句“出血了”。
辛吉然马上带人去了案发现场，经过拉网式搜查，民警的确在案发现场不远处的玉米地里找到了那块石头，上面果真有一块很小的血迹，法医从中提取到了一组DNA样本。
同时警方还在现场发现一个避孕套的内包装纸，经辨认属于一个叫“长乐”的品牌。这个牌子的避孕套不在市场销售，是市计生委免费发放给各个单位计生办的。
后经第五案女受害人回忆，歹徒作案时确实有戴避孕套的细节。性侵还带着计生用品，这就可以理解为何前四案中警方未发现歹徒精液的原因。这次恐怕是逃跑匆忙，没有来得及“清理现场”。
警方随即展开新一轮摸排，重点在于“操普通话，头部受伤，20岁左右的青年男子”。而其中另有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标准，就是“与地方青年有密切接触的油田青年”。
第二场
1950年代，长川油田建成投产，与采油区一同建起的还有规模庞大的生活区，从那时起我市有了另外一个名字——“石油城”。“石油城”内部建有一整套独立于城市之外的行政机构和生活设施，油田职工虽来自五湖四海，但统一将自己称为“油田人”，而将石油城之外的城市居民称为“地方人”。
油田到来之前，我市是华中地区有名的贫困市，油田到来之后，我市经济后来居上。油田地处城市之中，与城市共生共赢，但也存在着很深的割裂。
油田居民看病去油田附属医院，读书在油田子弟学校，购物有油田开办的“惠民商场”，放假逛“油城公园”。油田有自己的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而这些机构只服务于油田职工和职工家属，并不对“地方人”开放。时间长了，“油田”和“地方”之间出现了一条心照不宣的鸿沟。
油田人结婚只找油田人，只有在油田混不出名堂的去“地方上”找对象。跟油田人“玩得好”的都是油田人，谁要跟“地方人”交朋友，便会给人一种“不学好”的感觉。
辛吉然结合第五起案件的受害人描述，认为实施轮奸案的三名嫌疑人中，两名操本地方言的人是“地方青年”，而操普通话的男子则大概率是油田子弟。因为讲普通话是油田人区别于地方人的显著特征。警方开始按照这些线索摸排嫌疑人。前科劣迹人员，涉黄记录人员，所有适龄的、日常混迹于网吧游戏机厅卡拉OK的人员，尤其是近期头部受过外伤，有过就诊记录的人员都在警方排查范围之内。
但即便掌握了上述线索，想在偌大个石油城里寻找一个模糊的人影，依旧无异于大海捞针。而且从石块上的血迹来看，歹徒头部受伤并不严重，短时间内便可愈合。这样一来，留给警方的窗口时间更为有限。
“那段时间我们摸排的人数不到一万也过了八千，所有头部受过外伤的都要送到公安局做DNA鉴定，后来甚至在街上见到戴帽子的适龄男性，都要掀开帽子看看……”李广文说。
而作为专班领导，辛吉然自然是最着急的人。
“从第五起案子发案后他就不回家了，吃住都在办公室解决。心里急啊，这点小伤，恢复得好两周就看不出来了……”李广文接着说。
前方有鬼探头的电动车，吓了李广文一跳，他一脚踩死刹车，把脑袋伸出窗外想去骂电动车司机。无奈电动车自知理亏，已经加大电门跑远了。
“后来呢？找到了吗？”讲述被打断，我追问刚缩回脑袋的李广文。
“当时没有。”李广文整了整被安全带扯住的外套，重新发动警车。
“那这事儿跟辛吉然家的事情有啥关系？”
“哎你接着听我说嘛。”
1999年4月14日，这日子李广文记得很清楚。
那天中午，郑局长来专班视察工作，见到了满脸倦容的辛吉然。得知这位爱将已经半月没着家后，郑局很心疼，于是让辛吉然给自己放半天假，第二天再来。辛吉然拗不过领导，也觉得自己确实该回家看看，最后答应了。
但辛吉然这一回家，便出了事儿。
“他回家后，发现儿子辛小亮脑袋差不多的位置上，有一条新伤疤……”李广文说。
或许是那段时间一直在盯着“头上有伤疤的青年男子”，辛吉然看到儿子头上的那道伤疤后，第一反应不是心疼，而是怀疑。
“怀疑到自己儿子头上？辛吉然怕是魔怔了吧？”我问。李广文却说话也不能这么说，“善于怀疑是一个刑警的必要素质，不会怀疑的人也就不会思考”。
而且辛吉然怀疑自己儿子辛小亮，也不是毫无根据。
“老辛是个好人，也是个好警察，什么都好，唯独没能养出个好儿子来……”
那时的辛小亮在辛吉然看来，大概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败笔。辛小亮时年19岁，技校毕业后没有工作，一直在外面瞎混。辛小亮自小桀骜不驯，初中就因打架转了三次学，17岁那年在游戏厅斗殴致人重伤坐了牢。当时辛吉然在公安局工作，外人看来他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关系把儿子保下来，但不知为何，辛吉然没有那样做。
出狱后，辛小亮也没有太多改观，整日出入网吧、迪厅和游戏厅，期间依旧不时参与打架斗殴。辖区派出所民警认得辛吉然，每次辛小亮被抓，都有人知会辛吉然，问他如何处置。辛吉然也是个狠角色，直接告诉民警自己没这个儿子，让他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按道理辛吉然在公安局坐到那个位置上，应该是个厉害角色，他儿子咋成了那样？”我问李广文。李广文苦笑，说咱公安局有这传统，凡是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业务骨干”，家里孩子没几个有出息的。只不过辛吉然的儿子在“没出息”这点上冒了头，成了第一个老子当警察儿子进监狱的特例。
我哂笑着不知该接什么话，李广文的儿子明年参加高考，上个月“一模”只考了300多分，班主任几次找李广文让他“早做准备”，看是不是赶紧转行学个艺术啥的。李广文现在也愁得满头脓包，他以前在刑侦支队工作，半年前在老婆的离婚威胁下调回河西派出所。
“都这样，你以后结了婚有了孩子自然就明白了。干这行顾不了家，你别看现在市面上一群小姑娘嚷嚷着要找个警察男朋友，你让她们结婚试试？撑过三年不离婚，春节公安局就给她们发‘模范警嫂奖’！”李广文似乎看出了我哂笑中的尴尬。
“又扯远了，继续说辛小亮的事儿。”他拧过话题继续说。
辛吉然问辛小亮头上的伤从何而来，辛小亮说不小心磕的。辛吉然问“在哪儿磕的”，辛小亮答记不得了。辛吉然说“记不得不行，必须说明白”，辛小亮来了脾气，说“你管我在哪儿磕的，这跟你有什么关系”。然后转身摔门而去。辛吉然追出门外，儿子却已跑远了。
悻悻地回到屋里，妻子闻声走来，辛吉然迎头便质问辛小亮头上的伤是怎么回事。辛吉然妻子不知原委，但本就对丈夫不沾家一肚子火，加上辛吉然一回家便气走了儿子，两人没说几句也吵了起来。
一番争吵过后妻子也摔门而去，辛吉然独自坐在沙发上生闷气。他心里很矛盾，一方面辛小亮近几年的行径本就令他厌恶至极，而刚刚那块新疤又如一记重锤砸在了他心头。但另一方面辛吉然的潜意识又不断劝他放宽心，儿子干不出这种事，或许那块伤疤只是一个巧合。
沙发上的辛吉然有些发抖，他难以想象假如儿子真与五起轮奸案有瓜葛，自己该如何向单位同事、妻子甚至自己交代。
胡思乱想了很久，感觉脑袋快要爆炸。辛吉然终于忍受不住煎熬，决定先换换脑子，等妻子和儿子回来再问个明白。他想看会儿电视，于是四处寻找遥控器。印象中电视遥控器一直放在电视柜第二层抽屉里，但辛吉然拉开抽屉却没找到。又拉开上层抽屉，辛吉然看到了遥控器，但同时也看到了让他再次气血喷涌的东西。
电视柜的第一层抽屉里放着家中平时备下的药品，公安局计生办发给辛吉然的避孕套也放在那里。辛吉然记得有一大盒，一个月前计生办主任把东西给他时，还开玩笑说“回家跟媳妇增进一下感情，别老待在办公室睡沙发”，但辛吉然带回家后便丢进了电视柜抽屉，之后也没用过。
如今那盒“长乐”牌避孕套的包装盒已经被撕开，辛吉然将盒子里的避孕套撒在地上数，发现少了十几个。
自己和妻子一个都没用过，怎么会突然少了那么多？那一刻辛吉然想到了第五次案发现场留下的“长乐”牌避孕套的内包装。
辛吉然蹲在原地愣了很久，后来他回忆说那一刻他似乎被抽走了灵魂，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之后辛吉然也出了门，他要去找儿子辛小亮。
说到这里，李广文又停了下来。车子已经开进派出所大院，他收拾东西准备回办公室。
“案子真是辛小亮干的？”我看李广文要走，一把抓住他接着问。
“唉，怎么可能呢，刚不是说过，辛吉然当时就是为案子急红了眼，脑子打铁……”李广文一边挣脱我的纠缠一边说，“我先回办公室，你去给我买包烟，拉拉扯扯的像什么样子……我又跑不了。”
李广文烟瘾很大，以前每天要抽两包烟。半年前查出“肺栓塞”之后，他老婆强令他戒烟。李广文戒不掉，老婆便收走了他的钱包，每天只给他留10元“生活费”。10元钱不够他买烟，因此之后半年李广文便成了派出所著名的蹭烟狂魔。
我只好跑去派出所隔壁的惠民商场买了包黄鹤楼，李广文看到烟，这才喜笑颜开，继续跟我讲辛吉然的事情。
“辛吉然找到了儿子，把他带回家，又把刑侦支队的法医老胡叫去了家里，给辛小亮抽了血。老胡意识到了一些事，但暂时也不方便多说什么，临走前只是劝辛吉然跟儿子好好交流，别动手。但老胡前脚走，辛吉然后脚就把儿子捆在了暖气管道上。”李广文说。
辛吉然让辛小亮解释他头上的伤和抽屉里的避孕套。辛小亮说头上的伤是前几天跟隔壁兴平农场的混子打架时留下的，辛吉然问他混子的名字，辛小亮不说。辛吉然问家里的避孕套去哪儿了，辛小亮也说不知道。一问两不知，辛吉然把儿子暴打一顿。
“这爷俩有仇么？”我对辛吉然的做法表示不解，一般当爹的遇到这种事儿，潜意识里会避免代入儿子，辛吉然怎么一上来就认定是儿子辛小亮干的。李广文撕开烟盒，从里面掏出一支烟点上，说恰好前段时间治安大队端了几家播放色情电影的放映室，还抓了一群看色情电影的小青年，其中就有辛小亮。辛吉然把这些事儿一联系，便认定辛小亮有嫌疑。
当然论脾气，辛小亮臭不过他爹辛吉然。同样论“硬气”，19岁的小混子也干不过43岁的老刑警。即便案子真有辛小亮的份儿，辛吉然在家打儿子也够不上“刑讯逼供”。终于，辛小亮没拗过父亲，把跟他打架的人的姓名和抽屉里避孕套的去向告诉了辛吉然。辛小亮承认自己谈了女朋友，避孕套两人约会时用了。
“这不就行了？”我问李广文。
“咱觉得是行了，但老辛不这么想啊。”李广文说。一来事关重大，二来父子间芥蒂很深，辛小亮虽然开了口，但辛吉然没有立刻相信儿子——他要去找儿子提到的那些人核实信息。
但临走前辛吉然却犯了一个大错——不知他是忘了，还是因为担心儿子跑掉故意为之。辛吉然没有把辛小亮从暖气管道上放下来，而这件事却直接导致了辛小亮的死亡。
“那孩子从小就有急性哮喘病，那天先是情绪激动，又被辛吉然绑在暖气管道上收拾了一番。结果辛吉然刚走辛小亮就犯了病。当时家里没别人，他自己被绑在暖气管道上，拿不到药……”李广文说。
等到辛吉然的妻子回家时，一切都晚了。
辛小亮没有撒谎，辛吉然找到了他想找的所有人，也得到了他想得到的所有信息，途中又接到了胡法医的电话，说辛小亮的血样对比结果出来了，与现场石头上的血迹并不相同。辛吉然松了一口气，随即又有点愧疚，觉得对不住儿子。于是去菜市场买了排骨准备回家炖给儿子吃，但路上他接到了妻子电话，说儿子在医院。
那时辛吉然方才想起儿子患有急性哮喘这档子事。但当他心急火燎地赶到医院时，儿子辛小亮的遗体已经送进了太平间。辛吉然在太平间门口见到了妻子，但妻子一句话都没跟他说，见他到了，便默默走了。
“根据医院给出的结果，辛小亮死于急性哮喘引发的呼吸衰竭，加上送医不及时，就这么没了。”李广文说。
“这爹当得……的确……”我也不禁唏嘘。
“之后呢？他妻子是怎么回事？”我接着问李广文。
“儿子丧事办完当天，老辛爱人在儿子屋里上吊自杀了。”李广文吐出一口烟雾。
辛吉然的妻子临死前留下一份遗书，遗书很厚，足足有四五千字。妻子细数了辛吉然的所作所为，儿子从出生到长大成人辛吉然从来不闻不问，最后谈到辛小亮的死，妻子说辛吉然这些年心里只有案子，没有孩子，更没有过这个家，任何一个父亲、丈夫都做不出这种事情。
最后妻子说当年自己瞎了眼嫁给辛吉然，领了18年的“优秀警嫂奖”最终却换来中年丧子之痛。现在自己陪儿子一起走了，辛吉然便彻底无牵无挂，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工作中去了。
“你们做警察的，这辈子就该无父无母，无妻无子，无朋无友，无牵无挂！”辛吉然的妻子用红笔在遗书最后写下了这句话，后面跟着三个大大的惊叹号。
办完妻子丧事，辛吉然投案自首，一颗警星就此陨落。三个月后，辛吉然因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零8个月。
“谁也没有料到，查个案子，竟然把刑警队长查得家破人亡……”烟抽完了，李广文把烟头按灭在八宝粥罐做成的烟缸里。
“其实他如果不投案自首，很可能不需要坐牢。”李广文笑了笑。我明白他的意思，辛吉然的妻子自杀前并未举报丈夫，而辛小亮死于急性哮喘引发的呼吸衰竭，如果辛吉然不说，没人知道他把儿子绑在了暖气管道上。
“那案子呢？”我问李广文。辛吉然的警察生涯就此终结，但他手里的案子却不能跟他一起终结。
“刑侦支队的赵干哲接了他的班，查了五年，最终算是‘不圆满侦破’了。”李广文说。
“啥叫‘不圆满侦破’？”我不解。
“嫌疑人最后确定了，但确定的时候人已经死了，而且只确定了一个，就是那个操普通话被打破头的家伙。但因为他死了，其余两个同伙的下落也就石沉大海……”李广文有些无奈。
“那人怎么死的？”我问李广文。
“2004年，兴源化工厂氯气泄漏，毒死了三名职工，其中就有那个嫌疑人，叫毕德华。尸检时比中了DNA，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找的轮奸案犯人，那块石头上血迹的主人。”
“两个同伙呢？”
“人都死了我们去哪儿查呢？”李广文说。
第三场
我依旧时常接到有关辛吉然醉酒闹事的警情，但知道他的故事后，对他也多了些尊重和怜悯。尊重他的老前辈身份，怜悯他的如今和过往。那之后我也像范杰和李广文一样，在处理辛吉然警情时尽可能保证他的体面，也经常给他留下几十元饭钱。
辛吉然每次皆照单全收，也不跟我多说什么。时间长了我总结出规律，他似乎对汉江苑酒店情有独钟，因为他十次醉酒八次是在那里闹事。
汉江苑酒店过去叫长川宾馆，最早是油田资产管理处的下属招待所。招待所建立之初属于内部单位，只接待油田单位业务和来油田出差的公家客户，并不对外营业。1995年长川油田“割裂三产”，招待所由全额经费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变为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这以后才开始对社会开放。后来二次改制，招待所被私人承包，改成了现在的名字。又过了几年，经过一番大规模的翻新和装修后，汉江苑酒店挂上了四星级的牌子。
作为辖区唯一的四星级酒店，汉江苑酒店也是石油管理局和很多地方政府部门的合作单位。酒店日常不但接待南北往来的散客，还负责承办地方政府的一些重要会议。辛吉然的出现一度让汉江苑酒店的保安经理张成国很焦虑，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谢顶男人每次都会在我处理完辛吉然的警情后，问我能不能把辛吉然送到什么地方去，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麻烦。
“你指的是什么地方？”我反问张成国。
“不是有那种专门收容那啥的地方嘛……之前那个王秃子……”可能看我语气不好，张成国话说得小心翼翼。
王秃子是个吸毒人员，之前吸嗨了也来汉江苑酒店闹过，事后被我送去“强戒”。
“王秃子去的那是强制隔离戒毒所，辛吉然不吸毒，这世上也没有强制隔离戒酒所一说。”我说。
“可他这隔仨差五来一趟，我们也受不了啊。”张成国说。
“这事儿搁以前民警怎么处理的？”我问他。
“唉……”张成国又是一声叹气。“还能怎么处理，打电话报警，警察来了带他走，过不几天接着来，就这么循环往复呗。”
我点点头，却没说话，因为我能做的也不外乎张成国说的这些。
其实我也对辛吉然总找汉江苑酒店麻烦的路数有些不解，以前问过他，辛吉然只说喝醉了想找个地方睡觉而已。我觉得他没跟我说实话，不远处的创业公园里躺椅多的是，很多醉汉喜欢去那儿醒酒，唯有辛吉然热衷于汉江苑酒店。
“你们是不是之前哪儿得罪过他？”我问张成国。印象中他手下那几个保安小伙子文化不高但嘴很刁，损起人来一套一套的，难保对辛吉然说过什么难听的话被他记恨了。
“哪儿能呢？我们平常平和得很……”张成国满脸迷茫。
“嘿，看来平常你这耳朵也不怎么灵光。上次过来出警，保安员背后骂我‘黑皮狗子’，你就站我旁边，没听到？”
张成国气得跺脚，一边道歉一边说他回去查，看是哪个嘴欠的家伙干过这等好事。
听李广文讲过“2·15”专案后我挺感兴趣，后来又找他聊起过几次，还提过一些自己的看法。比如“毕德华死亡时间与案发时间只隔几年，能不能摸到他当年的社会关系网”；“避孕套包装上有没有批次和条形码？能否按照这些信息找到那批避孕套的接收单位？”等等。
我甚至认为当年这几起案子不该串并案，单凭李广文跟我讲的那些我便觉得案子串并的没道理——虽然五起案件发生时间很近，但有很多细节层面的差别。比如化工厂女工遇害在白天，其他四起案子受害者都是夜里出的事；又比如职校教师死在学校单身宿舍里，其他四起案子却都发生在野外；再比如前四起案子受害者都是20多岁的女青年，最后一起案子的受害者却是个40多岁的中年妇女。
但李广文说这些你能想到的事情，专班那帮老杆子们当年早就想过、而且做过了。“不要轻视老同志，他们走过的桥可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后来可能把李广文问烦了，他说案子现在在支队长赵干哲手里，你要感兴趣的话去找他聊吧。如果帮赵干哲把案子破了，下次再评‘四大金刚’可能把你也算上。
“你就是个片警，知道啥叫片警不？管一片的警察。没事儿别琢磨这些，多去社区跟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聊聊天。把他们哄开心了，给你介绍个女朋友。你看你也老大不小了，难道要跟赵干哲似的，到35岁才娶媳妇？”李广文又拿赵干哲开玩笑。
我知道如今的李广文已经对与“案件”有关的一切事物都丧失了兴趣。从刑侦支队调回派出所后，李广文经常自称是“预备退休”人员，过着甩手掌柜的日子。其实他才刚过四十五岁，离退休还远着。所长杨胖子最初提议他当刑侦副所长，解决副科级别。李广文说哪有四十五岁的副科，不够丢人的。杨胖子又安排他去案件队，但李广文说案件队队长范杰是他徒弟，哪有徒弟指挥师父的道理。
后来李广文当了社区民警，管着河西派出所最小的社区。不值班的早上，所里点完名，他便拎着小包“做社区工作”去了。鬼知道他去了哪里，但一般每天十点半左右他会给我打电话，喊我去“配合工作”。那时我就知道，肯定是他早上从老婆兜里偷出来的烟抽完了，喊我去应急。
“印泥钢笔一插，酒店宾馆网吧，一天巡逻三趟，老婆喊我回家。”李广文的顺口溜手到擒来，简单的四句话里蕴含着他的工作态度。“搞案子做什么？你看赵干哲，搞着搞着把自己搞成了胖子；你再看辛吉然，搞着搞着把自己搞成了案子，你说你是想当胖子还是想当案子？”
我说我啥都不想当，就是对那个案子有点兴趣而已，至于被你说得那么夸张么。
2012年3月12日，星期一，植树节。上周末跟同事换了班，我有幸成为植树节的留守人员。上午，所里一半民警去沿河大堤参加植树活动了，我留下值班。9点多接到张成国电话，说辛吉然又来了。
“大早上喝成这样，也真是没谁了……”张成国在电话那端抱怨。我也有些纳闷，本地的确有“喝早酒”的习惯，但很少有人会喝醉。以前辛吉然醉酒警情最早也是中午，他自己说过上午不喝酒，不知今儿怎么破了例。
放下电话我去了汉江苑酒店。不是啥大事，当天所里留守的人也不多，因此我没叫其他人。来到酒店大厅，同样的人，同样的情境，只是那天上午酒店好像有什么重要会议。大厅里设置了“报到处”，LED屏幕上也滚动着“热烈欢迎”的字幕。在一众衣着光鲜的人群中，披头散发的辛吉然躺在茶几上，充满了违和感。
“今天来开会的人多，保安忙着没注意他，9点刚过就进来了，躺在茶几上睡觉，要不是浑身酒气，我还以为他跑这儿来睡回笼觉呢。”张成国指着辛吉然抱怨。
我上前拍了拍辛吉然。
“辛叔，醒醒。”
他鼾声如雷，身体却没有任何反应，脚边歪倒的半瓶牛栏山二锅头散发出阵阵酒气。
“那个谁，赶紧把陈姐喊来，先把卫生处理了！看不见厅里这么多客人，她是什么工作态度，一到紧要关口就不见人！”张成国回头朝一名保安喊。
保安闻声而去，我看辛吉然这状态一时半会儿也醒不了，心一横，准备把他抱上警车送回家。本想喊张成国过来搭把手，但这鸡贼的家伙却突然装模作样地拿着对讲机边喊话边朝内厅走去。他今天为迎宾穿了新西装还喷了香水，估计猜到我会叫他帮忙，所以提前溜了。
无奈，我只好走到茶几旁弯下腰，一只手从辛吉然的颈部穿过托起他肩膀，另一只手从他膝盖穿过托起大腿。醉汉不比正常人，尤其是辛吉然这种已经烂醉如泥的家伙。他的关节早已没了支撑作用，周身重量集中在我两臂。看似干瘦的身体，我第一下竟没托起来。
深吸口气再来一次，但正准备发力起身时却突然感觉自己肚子被人狠狠捣了一拳，那拳打得毫无征兆，我刚提起的一口气顿时泄了，一下没撑住，整个人都趴在了辛吉然身上。
“辛叔你……”
用拳头捣我的肯定是辛吉然本人，我吃了一惊，刚刚他还鼾声震天，晃都晃不醒，这会儿怎么？
“住嘴，你走！”他的语气中却明显透着清醒。
我一下愣在那里。
保洁员一手拎清洁工具一手捂鼻子从远处走来，她露出的半边脸上写着嫌弃和不情愿。
“大厅又不归我管，又让我来顶缸……”她一边抱怨一边打扫辛吉然留在地上的污物。但当保洁员捡起地上的酒瓶准备扔进垃圾桶时，刚刚还在“酣睡”的辛吉然却突然翻了个身，醒了。他坐起来哼了一声，一把夺过保洁手中的二锅头酒瓶，晃悠着朝酒店门口走去。
我和保洁都是一愣。
“哎，你说这人！”保洁被吓了一跳，我顾不得多想，赶紧跟了出去。
第四场
赵干哲是市公安局刑侦局局长，这个职衔大家听起来很陌生，换成“刑侦支队支队长”则比较熟悉。其实“刑侦局”这个名字是赵干哲自己起的。他说“支队长”还是“队长”，但“刑侦局”就能喊“局长”。
我在警校参加入警培训时便认识赵支队，当时他是侦查技术教官，受省厅政治部教育训练处委托给全省新警讲课。听说我是油城公安局当年度招录的新警后，赵支队对我多了些关注。毕竟给本单位培养人，要求也严了许多。当年我一共上了他一周课，却几乎天天被他骂，以至于不明真相的同期学员都以为我先前得罪过他。
分到河西派出所后，我和赵支队也不时见面。他家住在派出所后面的平安小区，晚上经常跑来所里找值班民警打屁。我家在外地，常年住在所里，属于备勤室“常住人口”。每次见面赵干哲都指着我对众人说：“这是我小徒弟，我在警校教过他！”
因为他是领导，所以大家都恭维他说“难怪小李这么优秀，原来是支队长的弟子”，只有李广文揶揄他说：“你那套不是传女不传男么？你不就收过小金一个徒弟么？她嫁给你后你不说再不收徒弟了么？怎么今儿又跑出个‘小徒弟’呢？”
赵干哲便斜着眼看李广文，说：“我乐意，你管我？”
一来二去熟了，我发现赵干哲其实是个蛮有意思的人。
他比李广文大六岁，那年刚满51。正如李广文所说，赵干哲是个胖子，体重估摸得有250斤，一坐下去大肚子顶着警服衬衣恨不得把扣子崩开。两人同时出现在河西派出所时所里便犹如开了“相声大会”，一般是赵干哲率先开火，上来就拿李广文的工作态度说事儿，“阿文啊，你看警犬队的狗每天都比你忙”。然后是李广文抽烟的事，“你这不是抽烟，是纵火，得让杨胖子给你下‘消防隐患通知书’，免得哪天你把派出所点着了他陪你一块去拘留”。李广文也丝毫不顾及赵干哲的领导身份，“胖”和“娶不上媳妇”是他应对攻击的两把武器。
“结婚晚是我不凑和，必须找真爱。胖是因为工作忙，过劳肥！”赵干哲被说急眼后往往这样解释。他也时常跟人说自己年轻时和辛吉然一样瘦，瘦得像根甘蔗，所以外号也叫“甘蔗”。
起初大家深表怀疑，因为治安支队的副支队长李建涛瘦得像只猴子却得了一个“熊熊”的绰号，难保“甘蔗”也像“熊熊”一样是大家对他善意的反讽。直到后来有次，百口莫辩的赵干哲在民主生活会的PPT首页上放了一张自己年轻时的照片，看到30年前他电线杆般的模样，大家才在一阵哄笑中相信了他的话。
“当年公安局刑侦支队的‘四大金刚’，辛吉然排老一，我老二，南关所的刘所排老三，桥东的王正操排老四……”赵干哲经常在公开场合不无自豪地宣扬，“但是除了我和辛吉然其他的都有争议，比如王正操，其实是个坨坨，当年他的案子都是他徒弟程虎搞的，他就是占他徒弟便宜……”
这话传到王正操耳朵里，作为分局领导的王正操面子上过不去。他跟赵干哲是多年的老杆子，说话也很随意，于是他在分局开会时也放出话来。
“你们赵支队评‘四大金刚’时就胖得跟个狗熊似的，嗷不对，胖得跟电视里的‘金刚’似的，所以大家一致认为他才该是‘四大金刚’之首。”
消息传回到赵干哲耳朵，他气得在办公室大骂：“操，王正操他放狗屁，那时候老子才120多斤，他才胖得跟个狗熊似的！”
“听阿文说，你对‘2·15’专案感兴趣？”一天晚上，在“相声大会”上彻底战胜李广文并把他气得回二楼备勤室睡觉后，意犹未尽的赵干哲坐在一楼值班大厅抽烟。
我不知道一向不跟领导谈工作的李广文啥时候跟赵干哲说了这事儿，他今儿问我，又是因为什么。
但我还是点了点头。
“怎么？受害者里有你亲戚？”赵干哲接着问我。我说那倒不是，单纯的感兴趣而已。
“你觉得那几起案子当年不该一起搞？”
“嗐，只是有点感觉，我是个片警，又不懂案子，胡乱说的……”
“片警也是警察，我以前也是片警，李广文以前也当过片警，谁说片警不能搞案子呢。”赵干哲说，“来，你把之前跟阿文说的那些话再跟我说一遍。”
“其实也没啥，就是觉得那几起案子有些细节不太一致，所以感觉分开查或许好一点。”李广文可以跟赵干哲没大没小，但我不行。他毕竟是市局领导，既然发了话，我就得听话。于是便把之前跟李广文讲的那些话给赵干哲复述了一遍。
“小伙子挺有想法的，想不想过来给我帮个忙？”听我说完，赵干哲说。
我受宠若惊中又有些意外。赵干哲是支队领导，我只是派出所片警。派出所上面还有分局刑警大队，大队再往上才是支队。以往这种调动非得两级常委会反复讨论，现在因为几句话支队长就要让我一步登天，这一步幸福来得毫无缘由。
“您是要让我去查2·15案子？”我想确认一下他的话。
“瞧你问的，不然呢？”赵干哲说。
我赶紧说行。虽然还是不明白偌大个公安局他为何选中我，但这机会不把握住的是傻瓜。
“我很想跟赵支队学习，但得先征得派出所领导同意才行。”末了，我还是得谦虚一下，同时顾及到所长杨胖子的感受。他平时很讨厌民警越过他向上级汇报工作，我不想让他觉得我是在向赵干哲献媚打算逃离他的管辖。
“这你不用管，我去给杨胖打招呼！”赵干哲大笔一挥，竟然直接去了楼上办公室。
赵干哲出面，杨所长自然不能说不。就这样，我莫名其妙地被赵干哲“调”去了刑侦支队。原本挺开心的，觉得终于不用整天去跟晒太阳的大爷大妈打交道了。但后来才知道，赵干哲跟杨胖子打招呼时说的是“他人还在所里上班，我尽量在非工作时间找他，不会影响他在派出所的正常工作”。
这样一来我相当于一人分饰两角。白天在派出所忙，晚上去支队找他，休息时间彻底泡了汤。平白无故多了一项工作，我有点后悔当初答应他。
“年轻人尽量少休息，休息多了人就会饿，饿了就要吃，吃了就会胖，胖了就像我这样！”赵干哲拍拍肚子，拿自己做例子安慰我，却忘了曾在李广文面前一直说自己是“过劳肥”。
“既然答应了，咱就得正儿八经搞起。还是‘专班’编制吧，我当组长，你来当副组长！”赵干哲说。
“组员呢？”我开心极了，给支队长当徒弟真棒，转眼名字后面就带了“长”。
“本来李广文是组员，但他太懒了，还放我鸽子，咱不带他玩了。”赵干哲说。
我开始深刻怀疑他成立这“专班”的初衷就是为了恶心李广文。
“这专班就咱俩人，也忒寒碜些了吧，治安支队李建涛领衔的‘实名制上网专班’还有五个人呢？”我提出异议。赵干哲却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年轻了不是，‘大事开小会小事开大会，特别大的事不开会’，所以越是重要的专班人数越少。而且你别看咱人数少，但咱级别高啊，‘熊熊’什么级别，我什么级别？”
他这理由让我无言以对。
我把赵干哲成立“专班”又让我荣升“副组长”的消息告诉了李广文。
“我早就知道‘甘蔗’想套路我，我没上套，结果把你给套路了。”李广文捂着肚子笑，“你别看咱赵支队平时像个憨憨，但你要真把他当成憨憨，你才是真憨憨。”
“憨憨”这词儿后来一度在网络上流行，但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就是被李广文发明出来用于形容赵干哲的。“还好你没被他完全调走，不然咱班上真忙不过来了。”他接着说，“你在这儿，我平时还能有个蹭烟抽的主儿。”他补充说。我觉得最后那句才是李广文的真心话。
但事已至此，我也没了别的选择。
第一次跟赵支队见面讨论案情是“专班”成立那周的周三晚上，他叫我去他的办公室，先把那五起案件的卷宗看一遍。
赵干哲的办公室位于市局机关主楼四楼东头。第一次进办公室时我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屋里堆满了各种东西，十几个纸箱子垒在墙边；成捆的旧报纸、杂志和文件袋摞在办公桌上，其间还夹杂着一些赵干哲的私人物品。房间南墙根竟搁着一辆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看坐垫歪曲的形状恐怕是赵干哲以前的坐骑。
偌大的支队长办公室比装财处的仓库还要拥挤，我喊了两声“报告”才见赵干哲在一摞文件后面露出半个脑袋。这会儿反倒有些庆幸赵干哲人胖脑袋大，不然真不好找他人在哪儿。
“多少年的老物件了，一直没来得及收拾，你啥时候有空帮我整理一下吧。”赵干哲一边说，一边从身后的柜子里搬出一摞卷宗。桌上已然没有地方放，他让我接过去，放到沙发上看。我四下巡视了一遭，才在另外一堆箱子后面找到了他口中的“沙发”。
那其实本是一张行军床。
“你先自己看卷子，把整个案情熟悉过来，有看不懂的地方问我。我手头有点事，先处理一下。”他说。说完便低下了头，整个人又“隐藏”在那几摞文件后面去了。
我说了声好，坐在他的行军床上开始看卷宗。
1999年系列强奸杀人案在公安局官方档案中记录为“2·15专案”，应该是以第一起案件案发时间命名的。七名受害者分别叫唐晓东、关姚、张丽娜、陈萍、刘晓华、杜娟和陈春丽。唐晓东和关姚是夫妻，也是第一起案件的受害者；张丽娜和陈萍是一对母女，是发生在武装部仓库的第二起案件受害者；其余3人对应后3起轮奸案。陈春丽是唯一幸存的受害者，也是她当年向辛吉然提供了犯罪嫌疑人毕德华的相关信息。
案发时没有网上办案系统，所有卷宗材料都是民警手写完成的。从笔迹看应该有很多民警参与了这起案件。看笔录材料题头的签名，包含了辛吉然、李广文、赵干哲、王正操、程虎、徐延生、杨向前一干人等，还有许多不认识的民警名字，估计已经退休或者调走了。
我拿起辛吉然为最后一起案件的受害人陈春丽所做的报案笔录，时间是1999年4月11日下午3点，笔录采集地点是长川油田总医院住院部。
问：我们是长川油田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现依法向你询问有关问题，你应当如实提供证据、证言，如果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法律责任，你听明白了吗？
答：听明白了。
问：你的基本情况？
答：我叫陈春丽，女，汉族，高中文化程度，1955年7月11日生，户籍地：山东省烟台市XX县XX镇XX村3组12号，现住址：湖北省XX市XX区华泰小区13栋202市，原长川油田采油厂六队职工，现下岗待业，电话号码131XXXXXXXX。
问：你今天因何事来到长川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
答：我来报案，1999年4月3日晚上十点多，我在318国道旁的菜地里被人轮奸并捅了三刀。
问：说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
答：1999年4月3日晚上，我去长川油田第二医院看望患病的亲戚，大概晚上8点半左右离开医院回家。我家住在华泰小区，回家路上需要经过一段318国道。我早上去医院时骑的自行车，但是坏了，一时也修不好，晚上我就走路回家。但路过318国道时我被三个男青年拦住，他们先是找我问路，后来又说自己来这边玩，身上钱不够了，找我借钱。我当时很害怕，就把身上带着的108元钱都给了他们。但他们还是不放我走，还把我挟持到了318国道南边的一块农田里。我一直求他们放过我，但他们还是轮奸了我。轮奸之后其中一名高个男子捅了我三刀，我装死，趁他们不注意往318国道跑，当时国道上正好有一队卡车路过，我拦住其中一辆求救，那位司机救了我。三个男青年原本在追我，但可能是看到了车队，就跑了。然后司机报警并把我送去了医院，我才得救的。
问：轮奸你的三名男青年长什么样子？
答：我记不清了，当时天太黑，国道上也没有路灯。我只记得一人说普通话，个子很高大概有一米八五，偏瘦，短发。另外两个都说地方话，中等身材，个头也在一米七五以上。我当时很害怕，所以没记住他们各穿了什么衣服。
……
问：讲述一下你被三人轮奸的过程？
答:那名讲普通话的高个男子先从后面把我抱住（以下内容略）……
问：法医并未从你体内提取到有关嫌疑人的DNA，嫌疑人在侵害你的过程中是否使用了计生用品？或是其他原因？
答：他们都用了安全套，是那个高个男子带来的。牌子我不记得。
……
问：在被轮奸过程中你反抗过吗？
答：反抗过，我趁那个高个男的在我身上时用手边的石头砸了他的头，但当时我已经没力气了，所以砸得不重，只是后来听他跟另外两人说“出血了”。然后他们又打了我一顿。
问：他们轮奸你之后做了什么？
答：他们要杀我，是一个地方上的男的提出来的，我一直在哀求他们不要杀我，但他们没理我，还是每人捅了我一刀。
问：什么样的刀？
答：没看清，好像是一把折叠刀。
问：你伤在哪里？
答：胸部一刀，肚子上两刀。
问：有没有财产损失。
答：有，他们抢走了我108元钱。
问：现场地上发现一条女士项链，是你的吗？（警方出示证物）
答：是的，我有购买发票，也是被他们扯断的。
……
笔录最后是受害人陈春丽的签名和手印。
看完陈春丽笔录，我继续向后翻，紧接着的是帮助陈春丽报案的卡车司机证人笔录，同样的格式。笔录签名民警是王正操和程虎。
问：我们是长川油田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现依法向你询问有关问题，你应当如实提供证据、证言，如果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法律责任，你听明白了吗？
答：听明白了。
问：你的基本情况？
答：我叫于侃，男，汉族，中专文化，1962年9月1日生，户籍地重庆市巫山县XX镇XX号，现住地湖北省XX市XX区XX号，汽车运输公司大货车驾驶员，电话138XXXXXXXX.
问：你今天因何事来到长川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
答：我来作证，1999年4月3日晚上十点多，我的车在318国道XX段被陈春丽拦住，她说自己被人强奸，求我救她，帮她报警。
问：你当时帮她报警了吗？
答：报了。
问：说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
答：1999年4月3日晚上十点十五分左右，我和几个同事从长沙送货回来路上，开车行至318国道XX段时，一个女的突然冲到公路上拦住我的车。当时我吓了一跳差点撞到她，好在刹车及时。我下车后发现她没穿衣服，浑身是血，好像受了很重的伤。她一下跪在我跟前，求我“救命”。这时我后面的几辆车也停了下来，司机都过来了。那个女的说她被人轮奸了，轮奸她的人还要杀她，求我帮她报警。我看她的样子感觉不像是在说谎，于是就拨打了110和120。大概十几分钟后警察和救护车相继到了，之后我便跟警察一起来了公安局。
问：你此前是否认识受害人陈春丽？
答：不认识。
……
问：当时你有没有看到陈春丽伤在哪里？
答：应该是胸部和腹部都有伤口在流血，流了很多，我害怕，不敢细看，况且她还没穿衣服。
问：现场有没有看到追赶陈春丽的人？
答：没有注意，当时天很黑，我只顾着救人，没注意太多。
……
问：当时和你在一起的其他司机有几位，分别是谁？
答：有四位，分别是高XX，吕XX，项X和王XX。联系方式分别是……
笔录最后是司机于侃的签字，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说的一样”，
然后是他的红指印。
我继续向后翻，后面还有几份证人笔录，都是当时跟于侃一同跑车的司机做的，内容与于侃说的基本一致。再往后是各种现场照片，证据清单和伤情鉴定结果。之后辛吉然和另外两位民警又给陈春丽做过三次补充笔录，所问内容大致与第一次笔录类似，看来辛吉然在当年的后续侦查中也没再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从卷宗目录看，最后应该还有一份受害人陈春丽做现场辨认的材料，但这份材料中只有毕德华生前的几张照片，下面留有陈春丽的签字确认。证明毕德华就是当年侵害她的嫌疑人中的“操普通话，高个男子”。
“当时做过另外两个强奸犯的辨认吗？”我问赵干哲。
“做过，我找了十组人过来，但陈春丽都没认出来，既然没认出来，那材料也就没必要放进卷宗里了吧。”他说。
第五场
我又翻看其他四起案件的卷宗。由于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作案人也是毕德华，因此封面上都备注了“在侦”二字。
唐晓东和关姚的案子案发时间是1999年2月15日，地点为幸福农场西南150米的土路边。报案者名叫郝某，幸福农场退休职工。2月16日清晨出门拜年路过时发现两人尸体，遂报警。
唐晓东殁年25岁，身中8刀，其中致命伤在颈部，大动脉出血，妻子关姚殁年23岁，致命伤几乎与丈夫在同一位置。两人身上所带财物被洗劫一空，据关姚家人称，关姚脖子上的金项链，关姚和唐晓东手指上的结婚戒指都不见了踪影。警方在随后的勘察中也发现，唐晓东左手无名指关节折断，估计是歹徒强行解下戒指时所致。
杀害二人的工具大致为刃长8至12厘米、刀身宽2.5厘米、厚0.2厘米的单刃刀，刀锋弧度大概在42°左右，怀疑为家用水果刀或厨刀。因为案发时在下雪，因此警方未能在现场找到有关嫌疑人的脚印或其他痕迹。
张丽娜和王萍的案子案发时间是1999年2月20日，案发地点为长水路的长川油田武装部仓库，距离市区很远。报案者为武装部后勤管理员徐某，报案时间为两天后的2月22日。那天是徐某和张丽娜约定缴纳1999年上半年房租的日子，徐某一早前往仓库收租，发现张丽娜母女被害。
张丽娜殁年38岁，女儿王萍17岁。根据警方侦查，张丽娜衣着凌乱身中5刀，王萍下体赤裸，身中3刀，二人致命伤同在颈部。警方在现场提取到三份足迹样本，从足迹判断出凶手的身高大概分别为一米八五，一米七五左右和一米七零左右。受害人室内被翻乱，原本准备交给徐某的1400元房租也不见踪影，怀疑被歹徒拿走。
涉案刀具的检验结果与第一起案件不同，刃长20厘米，刀宽4厘米，厚0.4毫米，单刃，刀锋弧度在70°左右，推测为砍刀等大型道具。但警方在母亲张丽娜的尸检报告中却留了一笔记录：不排除遭遇性侵。
“不排除？”我问赵支队。他说“不排除”的意思是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毕竟当时毕德华一伙戴了避孕套，没留下精斑等痕迹。但她女儿肯定被强奸了，因为阴道口有撕裂伤。
我继续往下看，的确，王萍尸检报告中只写着“生前有过性行为”，没有“疑似”二字。
第三起刘晓华的案子发生在1999年3月1日15时左右，受害人殁年22岁，兴源化工厂办公室秘书。案发地点为兴源化工厂东500米附近农田，报案者为附近村民刘某。报案时间是3月1日17时许，刘某和妻子外出归来，在农田边发现一具裸尸。刘晓华身中17刀，右臂骨折，肋骨骨折，身上多处淤青，下体撕裂，遇害时应该进行过激烈反抗。
此案中的凶器与第一起唐晓东案相同。另据家属回忆，刘晓华脖子上的白金项链、左手腕佩戴的银手镯、右手腕佩戴的上海牌女表和随身玫红色单肩包都被嫌疑人取走，包内大概有现金770元左右。
刘晓华的致命伤同在颈部，同时警方在刘晓华右手食指和中指的指缝中采集到一组非本人DNA数据。
“还有一组DNA?”我疑惑地望向赵支队。
“对，但也没啥用处，这组DNA之前从没有过记录，之后十几年也再没出现过。”赵干哲说。
第四起杜娟的案子发生在1999年3月7日凌晨2时许，受害人殁年24岁，系长川油田职工技校教师，案发地点在学校单身教师宿舍208房间。报案者为杜鹃的同事，报案时间为3月7日下午1点。因为杜娟上午没去上班，同事前往杜娟住处探望，发现其遇害。
杜娟全身赤裸，身中三刀。其中胸部一刀，腹部两刀，后经司法鉴定，刃长7厘米，宽1.5厘米，厚0.2厘米，弧度约为40°，双面开刃，怀疑为匕首或弹簧刀。但经过法医尸检，杜娟的实际死亡原因却是心脏病突发。
“心脏病？”我有些疑惑。
“是的，我们推测歹徒施暴时杜娟进行了反抗，但由于心脏病突发迅速失去了反抗能力，事后我们查了杜娟的病历，她全家都有心脏病史，杜娟父亲1993年就死于心脏病突发，所以这起案子里她不能算是被歹徒直接杀害的。”赵支队说。
杜娟案的卷宗明显比前四起案子的卷宗厚一些，勘察和检验记录之后还有侦查痕迹。而先前四起案子在勘察和尸检之后便结束了。我继续往后翻，竟然看到后面还有两张图片。
第一张是视频截图，从斜上方拍摄的。拍摄地点标注为教师单身宿舍西侧楼梯拐角处，时间是凌晨2时37分。图中是一名男子，上身穿灰色夹克，背后印有白色“Sports”字样，下身穿黑色裤子，白色运动鞋，短发。图像较为清晰但却没有男子的正面影像。第二张图片很模糊，细看之下应该是把一张照片放大后取出的一部分影像。图像上有三个人影走在路上，其中两个高些，一个矮些。
“这图片是咋回事？”我拿起照片问赵支队。他朝我手里看了一眼，说是杜鹃案现场监控拍的，校内有监控摄像头，拍下了第一张照片里的可疑男子，学校说并不是他们的学生。第二张照片是3月11日早上7点多拍的，拍摄者是职校一名学生的家长。原版照片是那位家长在校门口给女儿拍的纪念照。
“第五起案发生后我们四处张贴协查通告，这位家长无意中发现给女儿拍的纪念照边上有三个人的影像，便把照片给了我们。我们做了一定处理，只留下了那三个人的影像，但是整个片子的质量很差，后期做辨认时基本用不上。”赵干哲说。
“女孩照相是在早上七点，杜鹃案发生在凌晨两点，歹徒作案后不可能在现场停留五个小时等天亮再离开，所以你这张照片似乎根本没啥用处吧？”我质疑道。
赵干哲点点头，说照片是当年辛吉然留下的，不知他当时咋想的。可能确实没线索了，有什么就查什么吧。“但你仔细看看，我觉得第二张照片左边那个男的，穿的衣服似乎跟第一张照片里的那个人有点像。”但他又说。
我瞪大眼睛仔细对比，看了半天，感觉好像有那么点道理。
第二张照片里左边男子同样穿一条黑色裤子，背后似乎也印有什么字样，只是距离太远看不清楚。而且男子的鞋是白色的，在照片中比较显眼。
“这个男的有没有可能是技校学生？”我问赵支队。
“刚不是已经说了，技校那边已经辨认过，说不是本校学生。”他说。
卷宗资料看完了，案情经过跟之前李广文讲的大差不差。唯一多出来的只是刘晓华案中一份DNA样本，但赵支队也说了，基本没用上。
“看完了？”赵干哲问我。
“嗯。”我点点头。
“还坚持之前的观点不？”他接着问。
我一时不好回答。案子这种东西，听别人说案情和亲自去看卷宗是两种感觉。李广文给我描述这五起案子时，我的确感觉没有串并案的必要。但自己看时又感觉那些所谓的细节似乎也并不关键，或许是我自己想多了。
“别着急，给你十分钟理顺一下思路。”赵干哲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根烟，自己叼在嘴里一根，把另一根甩给了我。又从桌上纸巾盒里胡乱抽了几张卫生纸，着急忙慌地往办公室外跑去。
“中午吃坏肚子啦，我去趟卫生间，你慢慢想。”他的声音消失在楼道里。
赵干哲是个可爱的胖家伙，明明是已经年过半百的刑侦支队一把手，有时却像个小孩子。
他走后，我使劲思考刚才在卷宗里看到的信息，试图尽快在十分钟内梳理出一点头绪。不期待真有什么重大发现，但至少能说出点不被赵支队骂的东西。
但是说什么呢？
十分钟过了，赵干哲一脸痛苦地回到办公室。坐下，拿起水杯“咚咚”灌了两口。
“唉，这人呐，就不能太胖，不然上个厕所都费劲。”他又从纸巾盒里抽出两张面巾纸擦了擦脸上的汗珠。或许真是因为太胖，他去趟厕所都能满头大汗。
“咋样？还坚持你的观点不？”赵干哲问我。
“嗯，坚持吧……”
“别‘坚持吧’，坚持就坚持，不坚持就不坚持，咋还有‘吧’呢？”
“嗯，坚持……”
“理由。”赵干哲的问题很干脆。
“感觉……感觉有一起案子有点怪……”我支支吾吾地说。
“哪一起？”他追问。
“就是技校老师杜娟的那起。”我确实感觉那起案子有些怪，其他案子都发生在野外，只有这起发生在室内。而且杜娟并非死于刀伤，而是心脏病发作。另外还有一些其它细节，我感觉不对劲，但究竟哪里不对劲一时还说不出来。
赵干哲点了点头，脸上竟露出了些许赞许。
“是吧，你个门外汉都觉得怪，那就是真的怪！”他做了一个投篮的姿势，想把刚擦完汗的纸团丢进门口的垃圾篓里，不过技术太差，纸团实际着陆点偏了很远。“刚才你要是说‘不坚持了’，咱这‘专班’也就开幕即是结束了。”他接着说。
“你也觉得奇怪？”我一边反问一边帮他捡起纸团扔进垃圾篓。
“可不是么。”
“哪里怪，怎么个怪法，你试着说详细吧，不要怕说错。”或许是刚才的观点说到了他心坎上，此刻的赵干哲变身成了中学时代的老师，一副循循善诱的样子。
既然这样，我也不顾忌什么了。
“第一个疑点，在杀人手法上。”我说，前三起案子嫌疑人持利刃直接划开受害者颈动脉，明显是奔着杀人去的，至于之后几刀，大概是担心受害人没有立即死亡而补刀。但杜娟案的三处刀伤都在受害者胸腹部，这一情况与前三起案件不同，却与第五起陈春丽案一致。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什么，伸手拿过陈春丽案的卷宗翻找，不多会儿便翻到了我要找的地方。
“对了，两起案件中出现的凶器也基本一致，都是刃长7厘米，宽1.5厘米，厚0.2厘米，弧度约为40°，双面开刃的弹簧刀。”我说。
“第二个疑点在案发地点上，第一、二、三、五起案件发生在荒郊野外，但杜鹃案却发生在校园教师公寓室内。按照一般经验，发生在荒郊野外的性侵害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往往抱有‘守株待兔’的主观态度，而发生在室内的类似案件则一般是提前谋划并踩点的。”
“第三个疑点在对于受害人财产的处置上。除杜娟案外，其余四起案件犯罪嫌疑人都有侵财的动作，但杜娟案中我没有看到有关财物被盗的内容，似乎歹徒只是奔着强暴杜娟而来。”
把想说的说完后我便坐在那里，默默地抽起赵支队刚才丢给我的那支烟，紧张地等待他的点评。
“不错，上班两年不到，能想到这一步说明人很聪明，而且有侦查天赋。”半晌，赵支队说。
“其实我一直是不赞同把这五起案子串并案的。”他说。尤其是第四起杜娟案发生后，赵干哲认为此案与前三起案件的情况有出入，因此建议单独立案侦查。但该提议被专班组长辛吉然否定。辛吉然认为四起案件肯定为同一伙犯罪嫌疑人所为，具备串并案条件。
“他的业务水平没得说，我以前一直听他的，但就是在“2·15”案子上，我觉得他糊涂了。如果按我的想法，前三起案子可以串并案，但第四起案子值得推敲。但老辛不同意，非要串并案。”赵干哲接着说。当时辛吉然是专班组长，他和现在桥东分局的王正操是副组长。辛吉然要求串并案，王正操同意，他不同意，组员大多支持辛吉然。最后少数服从多数，还是串到一起侦办了。
“当时只有李广文站我的队。这次之所以单独调你过来，也是因为李广文跟我说了你的看法。我觉得咱俩思路一致。查案子嘛，思路很关键。不然从一开始就走错，后面只能越走越错。唉,本来想叫李广文一起的，但这家伙懒得要命……”赵干哲说。
赵干哲说，当年如果不是紧接着又发了第五起案子，他一定会坚持反对串并案的。因为杜娟的案子与前三起差别太大了。
“不说别的了，杀人手段都不一样。前三起抹脖子，第四起捅肚子。杀人不是件容易事，想想杀猪你就明白，不是随手一刀就行，更何况对方是人。所以杀人惯犯一般会采取同一种手段作案，前三起都是一刀抹了脖子，没理由突然改成捅肚子，杜娟又不是没脖子……”
赵干哲的解释没毛病，但不知为何我却突然想笑。可能是他说了那句“杜娟又不是没脖子”后下意识地伸了伸自己的脖子，而赵干哲是真胖到没脖子。
“为什么第五起陈春丽的案子让您改变了主意？”我问赵干哲。
“因为这起案子里歹徒同样用了捅肚子而非抹脖子的杀人灭口手段，而且你看，除了杀人手段外，其他各项也基本符合前三起案件的特征。比如凶手是三人，印证了第二起案子里的足迹数量。案发时间在夜间，地点比较偏僻，也都对得上号，所以当时我又感觉可能只是杀人方式选择的问题，并不关乎案件差别。”赵干哲说。
“当然，陈春丽这起也有一些跟前面不一样的地方。”他补充道。“比如侵财特征，陈春丽的钱是一开始就交给三名歹徒的，而且陈春丽报警后，我们去她的遇害地，发现她有些财物并未被歹徒拿走，比如金项链。”
我点点头，这点我没有想到。
“另外，你看一下女受害者的年龄。”赵支队说。关姚23岁，陈萍17岁，刘晓华22岁，杜娟24岁，陈春丽44岁，你不觉得陈春丽的年龄大了些吗？
我说第二起案子里受害者张丽娜不也是38岁了？赵支队说所以那起案子里也是“不排除性侵”的观点，并不能确定张丽娜同样遭遇了强奸。
“那您现在的观点是？”我问。
赵干哲却沉默了，像是在努力思考什么。
“有种局长讲话的感觉，你能理解不？”
我不理解。
“就是平常开大会，前面各支大队主官讲完了，局长要把所有人的意见总结一下……唉……不理解算了，等你当了局长就理解了。”
估计赵干哲把自己都解释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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