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期抗战中,八路军支持正面战场作战,在国民党军队中有很大影响,各军回旋之际,在给养,扩兵、地域等各方面,不免发生磨擦,双方以团结为重,均及时得到解决。其后,国民党军大部渡河而南,八路军在华北开辟了敌后抗日局面,国民党大军又得以北上,回驻中条山区和冀鲁豫边。计达30余万人。这时,情况便有了变化。一部分过去的友军不积极抗日,凯觎八路军收复的失地,不断制造磨擦,演出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流血惨案。1938年是八路军在敌后大发展的一年,1939年便成为对付国民党军进攻的磨擦年。

一、华北战场的国共磨擦,以河北事件为发端

抗战之初,国民党军仓促撤出河北,其残部和地方势力以至土匪、会道门,各以抗日号召,招兵买马,自立政权,占据一方;日军乘机收买败类,成立伪组织——维持会,鱼肉百姓,社会陷于崩溃。

与此同时,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河北各地也纷纷组织起地方抗日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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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冀中,1937年10月,拒绝随大军撤退的原国民党东北军六九一团团长——中共地下党员吕正操,誓师抗日,与地方党和游击队会合,至1938年4月在冀中38县地区建立各县抗日政府,成立冀中行政公署,创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

在冀南,1938年1月至5月,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部队打开了20余个县的抗日局面,相继建立起各县的抗日政权。

冀中、冀南,地处平原,扼平津南下的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为华北粮食、棉花的最大产地。工商业、农副业也很发达。掌握冀中、冀南,既可在军事上制华北敌人的腹心,经济上也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在敌后收复大片失地,由赞扬转为忌恨,特别想利用河北的复杂局势,伸手冀中、冀南。恰于此时,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认为,建立河北政权要通过南京政府才算合法,提议由蒋介石派人到河北沦陷区去担任省主席,以使冀中、冀南抗日政权取得“合法”地位。蒋介石欣然接受。

派谁去河北呢?

蒋介石想找一个既能为其所用、又能为共产党接受的人物;中共也想找一个既能为蒋通过、又能与共产党合作的人。这时,与蒋介石有拜把之谊、又与共产党有友好关系、且坚决抗日的冯玉祥出来居中商洽,冯推荐他的旧部原西北军的将领鹿钟麟。

鹿钟麟在1924年冯玉祥发动驱赶贿选总统曹锟下台的“首都革命”中立过功,又奉冯命率兵驱逐清废帝博仪出皇宫(即今之故宫),以此出名。1938年初,蒋介石处决韩复榘,在武汉举行对韩的军法审判中,鹿以军法执行总监身份任副审判长,又赢得了主战派的声名。冯玉祥推鹿出来,即被接受。

二、蒋介石对鹿并不放心

1938年5月,蒋介石给鹿委了三道官衔: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北省游击总司令,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蒋对冯这个又联共、又抗日的拜把兄弟,其实并不放心,让军统特务头子康泽,推荐了河北反共地方武装头目、拉有六七千人队伍、自称河北民军总指挥的张荫悟为河北省民政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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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在洛阳组织班底,准备上任。当时从洛阳到冀南有两条路可走。东路经豫北、鲁西转入,这条路要通过几道日军封锁线,沿途土匪又多。鹿钟麟手下只有两连人,不敢走这条路。北路经太行山八路军开辟的根据地,由晋东南到冀西转入冀南,这条路也要过封锁线,但如有八路军护送,安全就有保障。只是要取得八路军总部的同意。

鹿钟麟害怕危险,派他的游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申伯纯去八路军总部联络。

申伯纯是中共地下党员,彭德怀见了申伯纯,问申:“你对鹿怎么看法?”申介绍鹿主张抗日,过去也未积极反共,但封建军阀意识十分浓厚。彭德怀皱眉想了一想,问申:把鹿留在太行,且不去冀南,你看怎样?申答:鹿已秘密派人去河北做调查,和各方联络,一心想去当省主席,留不住的。彭德怀遂叫申回话,欢迎鹿取道太行赴任。

鹿钟麟对敌后抗战的形势,和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民主政策昏然无知,为自己物色的阁僚与河北封建势力关系很深。未离洛阳,就唆请鹿钟麟密委国民党在大名的杂牌残军丁树本为冀南威县、束鹿、巨鹿、南宫等10余个县的行政专员,与冀南刚成立的抗日政权唱对台戏。

封官未毕,申伯纯来报,说有了彭德怀的亲口承诺。鹿钟麟大喜,率部渡河,一路北上。8月21日抵长治后,亲到市郊古显村八路军总部拜访。八路军总部为抗日合作,为鹿一行人召开了欢迎会,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均出面接见。随后,由彭德怀与鹿会谈。

彭德怀向鹿介绍了河北的敌情、八路军的分布、抗日政权的建立、民众的发动与组织等情况。彭德怀建议鹿暂驻辽县拐儿镇,那儿地势安全,群众发动较好。鹿坚决要去冀南,但未敢对彭德怀提他已另委了个冀南行政专员之事。

双方会谈结束,冀中、冀南行政专区人选暂照八路军所任不变。组织河北省总动员会,统一全省民运,以鹿为主任委员。八路军在河北之正规军和游击队,由朱、彭委任指挥人,指挥期间无更换行政人员之权。现归晋察冀边区政府之冀中各县,名义仍归河北省政府。但行政命令要经边区转或同意方生效。

座谈毕,彭德怀对鹿钟麟申明共产党、八路军愿与国民党长期合作抗日的诚意,说:“过去大革命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现在抗日战争是第二次合作。国民党是老大哥,八路军愿同大哥并肩作战,共同发展。”

古显村会后,鹿钟麟一路东行,在即将进入河北时,鹿派去河北联络的人带了一批鹿钟麟老家定县的地主豪绅来见,这些人大肆攻击八路军发动民众和实行合理负担的政策,与鹿手下的官僚政客一拍即合。

三、鹿抵冀南南宫,召开第一次省府委员会,就发生尖锐冲突

省府委员兼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杨秀峰——中共党员,原为北平著名的大学教授,“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带领平津学生深入农村组建冀西抗日根据地,又率部随一二九师参加冀南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杨素孚众望,在会上请鹿对冀南公署和所辖20余个县抗日政权加以委任,鹿尚未表态,张荫梧便开口问:你杨秀峰是干什么的,谁命令你去冀南开展政权?

杨秀峰反问张荫梧:“没有这些政权,今天你能到这里来开会么?原来国民党的政权都跑了,我们能丢掉这些地方不管吗?”张荫梧在会上气势汹汹,要撤销冀南行政公署,鹿钟麟又提出,将八路军开辟的20余个县作为河北省府属地,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辖一半,各自统一指挥辖区内的党政军活动,遭杨秀峰坚决抵制。为团结抗日,经中共长江局出面与总部研究,朱、彭同意,划出南宫、冀县等3县为鹿钟麟所率三个机关的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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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钟麟到河北自感没有实力,便尽力收编地方武装,向八路军挑衅。情报不断传至八路军总部、延安中央和长江局,总部开始采取了忍让态度。10月5日,朱德、彭德怀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待电中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周恩来、叶剑英说:“连接冀南来电,自鹿钟麟到南宫后,曾数次发生友军攻击我军事情……现为自卫起见,已集结一部兵力以备万一,请酌量报蒋,请令停止。”

八路军原拟与鹿真诚合作发展河北抗战力量。由于鹿到冀南的表现,只好打消这个希望。但仍未放弃对鹿的争取。10月12日,朱德、彭德怀和王稼祥、刘少奇、杨尚昆研究了冀南问题,又告冀南朱瑞、徐向前、宋任穷、陈再道说:“协助鹿整理扩大部队并在经济上帮助鹿,目前还过早,请你们慎重。应等一时期,看鹿的态度转变如何再说。因鹿在许多坏分子包围中,企图向我们进攻。如即帮助他的力量扩大,他将更有力的和我们磨擦”。

27日,在毛主席、王稼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共同致朱瑞、徐向前等人的电报中,又提出,要“向鹿极力解说目前形势之严重。广州失守,武汉不保,敌人已开始肃清华北计划的情况下,各方只有依靠已得成绩,加紧工作,才能支持难局,否则只有失败。”嘱咐朱瑞等,“主任公署(冀南)及军区均应与鹿建立密切关系,请其指示方针”。并估计“武汉失守,局势变化,我有更大可能促鹿觉悟,求得亲密合作。届时当可对鹿作某种让步”。

对于八路军和冀南民众艰苦创建的民主政权——冀南行政公署,中央和总部则持坚决态度,指示朱、徐等:“不能以任何交换条件取消。”

鹿钟麟在河北大张声势,引起了日军的注意。11月,日军对冀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扫荡,鹿钟麟得到情报,当夜率全班人马,转移到衡水乡村。杨秀峰部署所部发动群众拆毁城墙,防敌固守,至天将明,率冀南公署转移至巨鹿。这时鹿发布公告,说杨秀峰逃走,不知去向,撤去杨的冀南公署主任职务。日军在八路军各部袭击下退出南宫,张荫梧部又抢先入城,“大肆抢掠,群众认为比日本人更凶”。鹿手下众官僚与张荫梧乘机各以省府和民政厅的名义,到处委派县长,于是,在冀南行政公署下辖的20几个县内,一个县出现了两个县政府、三个县政府,演出了“双县长”、“三县长”的“双包案”、“三包案”。

鹿、张委派的县长,各据数村,索款要粮,引起民怨,日伪乘机而入,也在一些县委派伪县长。于是,有的县更出现了四个甚至五个不同背景的县长。老百姓无法应付,叫苦连天。

这时河北的反共军队和地方武装,集合于鹿的战区司令部名下,约六七万人,号称10余万众。蒋介石以为鹿有了实力,大喜,加委鹿为冀察战区司令。鹿等更加得意,从演“双包案”而发展到袭击八路军驻地,解散民众救亡团体,河北事态,乃愈演愈烈。

此时,日军已攻占武汉,随即回师华北,加紧对河北平原的扫荡。1938年13月,中共中央军委和集总决定八路军3个师的主力东进。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巩固河北阵地,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同时,应付由鹿钟麟到河北造成的抗日阵营内发生的种种严重事态。

转自史料史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