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权者不得善终”便是慈禧最后的结果。如果说大清的灭亡是必然的结果，那么慈禧便是加速这个过程的催化剂。中华文化中，历朝历代女子独权的不在少数，历史评价也议论纷纷，唯独慈禧不然。
执政者的地位受到威胁时，可以召见各地的臣子进行会面。但是实际上，当执政者的地位危在旦夕时，所召见的臣子就不是救兵了。
所谓“进京勤王”就是谋反之人需要的出师有名。历史上，进京勤王的次数不在少数，唯独庚子年间的那一次的“进京勤王”最为不堪，究其根本便是慈溪的任意妄为。大树将颠，非一绳之所维。
为何要“勤王”
一九零零年六月至九月，由英、美、法、俄、德、日、意、奥八个国家组成两千人的侵略联军开始扩张对中国的侵略。这次的侵略长达三个月，对中国遗留文化进行了一场重大的打击。
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荒谬的事情，那便是慈溪的《宣战诏书》。此诏书一出，不仅仅是意味着大清向侵略联军发动反击，更是表明了大清向组成联军的八个国家进行宣战。
本就处于绝境的大清，临死前偏偏让慈禧来着这一昏招，随后便意味着大清会举全国之力去对抗八国，这是史无前例的一打八。
慈禧虽然仍然是大清明朝的当权者，实际不然。历代当权者必然是手握重兵之人，此时的慈禧手中又有什么兵力呢？
当时的“满清八旗”早已经是皇室的私人侍卫，不再是从前好战和强大的“八旗”，甚至“八旗”中的众多成员都是皇室子嗣，只是为了混个官衔。
如此羸弱的“满清八旗”是不可能抵御住侵略者的，并且除去已经“半废”的皇室兵权，清末兵权其实大部分都在五个大将手中：荣禄、宋庆、聂士成、董福祥、袁世凯。
这五个大清将领都是汉人，使得慈禧十分尴尬。那时的汉人很难跻身朝堂，也表明了这五大将都是在外大臣，于是慈禧只能下令——“进京勤王”。
如何不“勤王”
慈禧将《宣战诏书》下发至邮政大臣，命盛宣怀将其发给各个总督。盛宣怀看见后便将诏书扣押，并且下达命令让各地的电报局都强行滞留诏书，由他亲自筛选发往何处。
经过盛宣怀的再三思考，他决定将诏书单向发往各个督抚，并且大力号召不要应诏，否则将会是亡国之举。
当时接收到诏书的李鸿章十分气恼，身为两广总督的他严肃地表明：“此为乱诏也，粤盖不奉诏。”此话一出，连身为慈禧心腹的荣禄都表示不用理会诏书。
随后不久，便有四川、安徽、浙江、闽浙、湖广各个总督联名共同抗旨，他们串通一气力保东南地区，其中湖广总督张之洞更是表示：“坐拥东南地，不死不奉召。”
各地总督的回馈后，身为邮政大臣的盛宣怀也开始了行动。一九零零年六月二十六日，由盛宣怀牵头与各个列强签署《东南互保章程九款》，以此确保列强和东南地区的互不侵犯，史称：东南互保。
清末年间，除去各地总督，还剩下五个大将，荣禄的士兵全部被侵略联军歼灭、聂士成战死、董福祥因个人行径早已丢失官位，剩下的士兵给宋庆收纳，而袁世凯则参加了东南互保。
诏书何来又如何解决
面对无人“勤王”的局面，慈禧也是慌了阵脚，但是她也并没有方寸打乱，因为她还有主力兵力——义和团。当时的义和团从“反清灭洋”转变成了“扶清灭洋”，对慈禧而言是从敌人变成了队友。
义和团便是慈禧最后的底气，慈禧有一个心腹——端王载漪，是一个十足的义和团信仰分子，崇尚所谓的神功，坚信义和团刀枪不入。
在他近乎疯癫的叙述下，慈禧对他口中神化的义和团有了莫名的信任，随后端王为了让义和团一战成名，便怂恿慈禧发布《宣战诏书》，接引义和团进京作战。
义和团建立是靠着催眠人的固有认知而建立的，与列强用传播教会的方式如出一辙，用精神信仰去侵略一个国家是最优的选择，也是列强传播教会的目的。
义和团的出现无异于是打破设想，清政府如果接纳了，便意味着教会的精神会被完全剔除出大清，如此一来，列强无伤侵略的美梦就会完全的破碎。
庚子事变过去后，义和团再也不见踪影，《宣战诏书》是由慈禧下达的，那必然是让慈禧承担这个罪魁祸首。
可戏剧性的是，下达诏书的是慈禧，而罪魁祸首却变成了两个替罪羊，端王载漪和慈禧的儿子溥儁。对于这一说辞在受到各地总督承认后，列强也认可了，不久便签订《辛丑条约》。
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彻底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末王朝也彻底沦为列强的玩具，所谓的大清王朝也名存实亡。
慈禧的报复？
一系列闹剧和悲剧后，一切又恢复了看似平常的安宁。对于各地总督拒绝“进京勤王”的事件，人们都坐等看慈禧的报复，可实际上，慈禧她敢吗？她不可能会去招惹任何一个总督。
慈禧要兵权没兵权，要靠山没靠山，这样的处境又如何向各地总督报复呢？庚子事变后，清朝兵力又一次打散了。尽管没有了东南互保，但是各地总督也是实在的封疆大臣。
除去总督，剩下的两名大将，其中袁世凯是东南互保的主要参与者，而宋庆和袁世凯一直都是私交甚好，如此一来慈禧便是孤立无援。
对于慈禧而言，她不但不能招惹拒绝“进京勤王”的大臣，还需要大力地优待和善待他们。最后大部分拒绝“进京勤王”的臣子都得以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