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5月14日在领教商学堂所做线上演讲的第一部分：
至少从2016年之后，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世界有点变得让人不认识了，从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到中美贸易战，俄乌战争，几乎每天都有出乎意料的事件发生。而在全球化时代，这些事情的后果正在间接直接地落到中国人身上，影响到我们的工作生活；近年来我们看到的一些似乎很突然的变化，无论是对互联网行业的整顿还是提倡共同富裕，其实也都有深刻的国际背景。
接下来我会分析这些看似不相干的现象背后深层次的逻辑和原因：
第一， 全球化产生的利益分化，各国面临再分配难题
我们目前强调的共同富裕，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课题。全球化发展到今天，面临着需要检讨的地方。
全球化在全球性的配置资源方面的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整体上看，全球的整体利益、GDP、经济发展，都受益于全球化。
但是利益的分配是不均的，具体到一个国家的不同群体，有人受益，有人受损，美国就是典型的例子：华尔街、硅谷和好莱坞，这三个地方是全球化的标志，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华尔街的投资人，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找那些有利可图的投资标的；好莱坞的影片可以在全球各地的电影院上映；硅谷的科技公司，拥有了来自全球的用户群体。这些人群和产业肯定是全球化的拥护者，因为他们的商品是要卖到全世界的，全球化发展越深入，他们获益越大。
另外包括一些专家学者、名人明星，他们原来可能只在美国赚钱，现在可以到全世界去，诸如福山、亨廷顿、基辛格这些学者的著作也都可以卖到全世界；到中国来做一场演讲，收入就是几十万等等。这些人自然认为全球化非常好。
但是，对于美国铁锈地带的蓝领工人而言，本来一家人的生计就靠这个制造业工厂，一个人高中毕业，就可以在工厂谋一个工作，有不错的福利和薪水，让家人能过上中产生活，每年还能去度假，让子女上大学等等。从二战之后，一直到2000年左右，基本都是相安无事，好几代人都这样过来了。
突然有一天，这些工厂没有了，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去，那这些人该怎么办？
你说让他们去学习，去提升自己，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现在美国有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学士学位的话，很可能就无法参与到高端产业里面。因为金融和高科技产业，入行的门槛比较高，要有相应的学历和资历要求。前些年诺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和妻子、美国科学院院士安妮·凯斯一起写的《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说的就是这个现象。
做不了高端产业，剩下的选择就是大量低端的服务业岗位，很多是零工经济，没有固定的雇佣关系，哪里有工作就去哪里，薪水跟以前完全不能比了。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内心的安全感，对一个机构的认同感，都已经荡然无存了。
可能很多人都看过《乡下人的悲歌》这本书，这本书是一个出生在铁锈地带，后来成为精英的人写的。你能够从书看到，铁锈地带的生存状况，以及居民的精神状况。
美国是一个例子，欧美老牌发达国家也都基本面临这个问题，虽然国家整体的GDP在增长，经济在发展，但蛋糕大部分都被某些群体切掉了，其他人得不到什么好处，反倒原来有的东西，现在还没有了。
这些人就对全球化产生质疑，欧美民粹主义的上升，其实跟这个现象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联系。所以再分配，现在是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难题，如何更均衡地分蛋糕，平息人们的失落感和怒气，是一个大课题。
其次，新一轮科技革命还未出现，全球经济陷入存量搏杀
过去十来年，移动互联网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推动力，科技公司刚出现的时候，是改变世界的一股新锐力量，现在越来越变成了一个既得利益者。这一点在美国表现得尤其明显，如今美国民间对于科技公司的不满已经非常明显。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扎克伯格，原来的Facebook、如今的Meta的老板，去年被媒体评为“美国的第一恶人”。
（扎克伯格；图/REUTERS）
扎克伯格的太太普里西拉·陈是华人，原来在旧金山公立医院工作，前几年，扎克伯格夫妇想要捐7500万美元给这个医院，条件是让医院以他们夫妇两个人的名字命名至少50年。原本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但是这件事却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医护人员和市民不断抗议，最后旧金山市议会还通过了决议，不同意改名。
此外还有谷歌，原来的slogan是“不作恶”，一度被人广为称道，现在谷歌已经改了slogan，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包括公司内部的性骚扰问题、打压竞争对手等等。
近些年，美国一句话叫“对苹果有利的未必对美国有利”，这句话对应的是通用汽车总裁威尔森1953年的讲的“对通用有利的就对美国有利。”因为通用在美国，最高峰的时候曾雇佣了几十万人，而且员工薪水很高，企业的发展惠及了很多美国人。
但是，对苹果有利的，是不是对美国有利？或者说对谷歌有利的，是不是对美国有利？这是一个问题。因为这类的科技大公司，虽然创造了很多价值，但是他们雇佣的人数非常少，谷歌雇佣了几万人，已经算很多了，所以受益的人也比通用少了很多。
而且科技大公司雇佣税务专家，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操作，在不同国家设置分公司和子公司，几乎可以不交税。这也是科技公司在美国民怨很大的原因，当年的屠龙少年，现在变成了恶龙。
我们国内近些年对于科技公司的政策变化，实际上不是中国才有的。至少在美国，有些企业家的遭遇跟中国科技企业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最近一二十年，很多时候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在推动世界经济。但是现在移动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到顶的状态，而且多少有点压制竞争的意思。
那么下一轮的科技革命在哪里？如何做增量？大家经常讲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现在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前景不是特别明朗。
（四次工业革命；图/wiki）
我们回顾前面三次工业革命，每一次革新都会有一些标志性产品，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候的蒸汽机，后来的飞机、汽车、电脑……如果我们将会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那么标志性产品是什么？我们现在还看不到。
另一方面，前三次工业革命，每一次都有能源方面的大变化。反观当下，现在的锂电池在基础研发的方面，还没有根本性突破，在实际使用中，仍然需要把很多锂电池绑在一块，跟100年前刚出现时相比，在效率方面没有大的飞跃。
也有人在探索新的材料，是不是有可能替代锂？但仍然没有很清晰的方向。
另外还有储能的问题。去年欧洲出现了停电现象，出现能源价格上涨的现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近些年一直在推动能源的转型，要做清洁能源，很大比例是风能。但是在去年，欧洲的风力下降得很厉害，导致这部分的供电不足。从中也可知，眼下新能源的效率和可靠性，还是比不上传统能源，那么能源转换是否能够实现，也是一个大问题。而当风能充足的时候，电能储存的电池技术也还没能够解决，仍然是一个卡脖子的问题。
再者，还有芯片的问题。
目前芯片的生产已经到了一个物理极限。现在台积电已经做到3nm制程的芯片，据说到了2nm就已经是芯片的物理极限，再往下就没法做了，会有量子隧穿的问题，接下来芯片技术要往哪里去？
现在也还是在研发之中，在尝试使用新材料，不是使用硅基，但现在也都没有成型。
所以说新一轮科技革命到现在，至少还没有到可以应用并大规模推动经济发展的阶段。所以现在全球经济陷入到一个存量搏杀的阶段，很多时候，你之所得就是我之所失。
第三个原因，美国相对衰落，群雄并起
由于美国的相对衰落，导致目前国际局势有一点群雄并起的感觉。美国的问题，很突出的一点就是“两个美国”现象。
最近我看了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作者是美国原来的一位农业部长，讨论的是近期美国关于堕胎法案一事，最高法院很有可能从联邦层面取消堕胎权利，以后就变成各个州的事情。围绕着这件事情，美国社会现在也是打得不可开交。所以这篇文章就指出，目前美国在经历的这类观念上的“内战”，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大量的精力都放在内斗上面。
近些年，美国社会内耗非常严重，除了国防外交这些大的层面大家比较一致之外；在社会、经济层面，这个国家几乎变成了两个群体，南辕北辙，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左派跟右派听不同的音乐，去不同的餐厅，看不同的书……不仅观点不一致，甚至生活方式已经完全不一致了。
有问题不怕，美国历史上类似的乱象也经历过好几次，诸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镀金时代”，也分化得很厉害，但是后来有了老罗斯福的改革。1930年代美国出现了大萧条，之后小罗斯福推出新政，改变了美国政府在国家中的角色。
为什么1929年大萧条会那么厉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那之前，美国在经济上基本遵循的是古典经济学的思路，政府不干预经济，强调自由竞争；一旦出现危机，就让市场自己去调节，也没有针对中下层失业人士的救助措施，导致那次经济危机特别厉害。
后来，小罗斯福上台之后，奉行凯恩斯主义，政府大力干预经济，建设公共工程，人为制造就业机会；同时发展工会，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等等，保护普通民众的利益。
在以上的每一次危机中，美国都出现了一个领袖人物，力挽狂澜，缓和了危机，同时还给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60年代约翰逊推出了“伟大社会”，尼克松时期也做了很多改革，这些改革本质上就是一种再分配，就是把钱从既得利益者的口袋中掏出来一点，给中下层的民众分点。因为只有这样子，社会才能稳定，大家才能够相安无事。你如果什么都不拿出来，那肯定就要革命了。
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推出的福利主义，其实都是为了应对中下层民众的不满，做的一种再分配调节。
2008年的金融危机，包括这两年疫情的影响，影响已经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就是吸取了1929年大萧条时期的教训，政府现在会主动干预经济，让经济不要出现自由落体式的跌落，积累的方案是很多的，所以某种程度上也缓解了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
但是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撕裂的问题已经存在，美国民众意识到社会需要改革，奥巴马为什么能上台？就是因为他提出了“change”，大家对原有那套模式已经非常不满了，希望出现一个全新的人物，改变这个利益格局。回头看，又十几年过去了，美国换了好几种类型的领导人，奥巴马、特朗普、拜登，每一个上台前都宣称要让这个国家脱胎换骨，要如何进行改革。但你会看到，现在改革已经非常难了。
因为任何一种体制，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之后，负担就会越来越重，既得利益的影响和干预会非常大，很多的改革便难以推进。
医生医疗行业便是如今美国的既得利益者之一，医疗的费用占了美国的GDP的近20%，美国人的医疗负担是发达国家里面最重的，在美国的医院做一个手术，费用可能相当于欧洲的2-3倍。医疗恰恰也是最大的一个游说团体，有数据显示，美国的医疗行业委派到国会的说客，平均到每一位国会议员头上便有五个。
而医疗、军工这些大型利益集团，他们会将旗下的工厂开设在摇摆州。美国有50个州，其中大概有40个州的倾向是非常清楚的，或者支持民主党，或者支持共和党，所以每逢大选，这40个州其实并没有多少竞选活动，因为拉票的意义不大，结果几乎已经提前确定，一直以来便是如此。真正需要进行角逐的，主要是那10个摇摆州。
在摇摆州，两党的支持率是不相上下的，投入更多一点资源，就可能转变结果，所以大部分的竞选活动会在摇摆州举行，尤其是一些摇摆州里面的摇摆地区——因为美国是分选区的，在摇摆州里面，选区的倾向性也如州层面一样有所区别。
这种选举体制，使得美国大选可能就因为几十万人、甚至几万人改变了投票意向，结果就完全不同了。
利益集团专门把工厂设在摇摆州，议员为了解决地方的就业，就只能接受这样的一种现实，这也是使得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了美国的公共政策。大家都清楚一些改革势在必行，但就是做不了。例如拜登想改革基础设施，推出的法案，就因为遭到共和党的反对而大大缩水。
种族问题在美国也是一个近乎无解的问题，大家也经常会在电视和媒体上看到此类新闻。每次出现一个事件，大家谴责一下，政治人物郑重表态、道歉，进行一些不痛不痒的改革。
前面提到的《美国怎么了》，书中有一个观点，认为美国目前是“一部一分为二的自动扶梯，一部分人扶摇而上，另一部分人被卡住，一动不动。”
因为内耗很严重，美国想要对外做一些事情，掣肘也越来越多，在一些地方就选择了战略收缩。
在中东，因为美国的页岩革命成功了，对石油进口的需求下降，因此在这个地区慢慢处于退出的状态，所以沙特、土耳其、伊朗等国渐渐冒起，搞了很多的事情。
俄罗斯这次发动战争，跟它对国际局势的判断有关。俄罗斯认为美国衰弱了，以后就是俄罗斯的天下了。近期大家也看到以亚历山大·杜金为代表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对国际局势是如何理解的。尽管外界并不认同他们的观点，但他们就是如此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