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素来有尊学重教的优良传统，无论战国时期的孟母三迁，还是两宋时期的岳母刺字，人们在纪念自己民族的先哲与英雄的时候，往往都会联系到教育对他们人生的影响。自古至今，中国人的骨子里始终传承着一种观念：文化教育，是人生的头等大事。
几千年来，神州大地上朝代更迭，即便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动荡时代，华夏文化也始终薪火相传，得以传承与发展。直到明末清初，西方教廷势力深入中华，结合满清政府对华夏文化的全面改造，在神州大地上演了一场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命运的悲喜剧。
几千年来，神州大地上朝代更迭，即便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动荡时代，华夏文明也始终得以传承与发展。直至明末清初，西方教廷势力深入中华，结合满清政府对华夏文化进行全面删毁改造，在神州大地上演了一幕幕传统与西方文化攻守的悲喜剧。
清末民初，一场以“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揭开了一场“全盘西化”的思想文化革命。1949年新中国建立，在“以我为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初步实现了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结合，并作为成功经验向世界输出。人民领袖对国人的文化改造，奠定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也为新中国建立70多年国力迅速增长营造了健康的文化环境。然而好景不长，当赵高指鹿，石敬瑭跪伏蛮夷之后，买办当道，举国媚夷，西方文化与欧美标准无孔不入的入侵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百年已逝，在漫长的时间跨度中，历史证明了有，也证明了无。经历了数代人的抗争、牺牲与建设，中国人实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初衷。不过这里的“师”不是单纯的学习模仿，而是主动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的消化吸收，如今中国已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工业门类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标算是超额实现了。
与此同时，中国人另一强国之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却渐渐走入了死胡同，传统文化在“新文化”、“新思潮”的围剿中节节败退，成了“现代化建设”中的濒危遗产。这不禁让人疑惑重重，传统文化还能复兴于世么？我们用什么支撑起全球大国的文化自信？历史已多次证明：技术可以逞于一时，野蛮的文化终将臣服于先进的文化。
与器物科技相比，先进的文化意味着更合理的秩序，更高的效率和更健康的机体，因而更适于社会的健康运行与发展。要光便有光的巫妖文化终究不能触及更高的灵魂，当精神需求成为必须直面的困惑，有识之士们不得不溯流而上，在文化的源头寻找答案。他们找到的答案叫国学。
当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传统文化，那只看不见的手不失时机地加了一把火，最终成就了热闹非凡的“国学热”。然而热闹的只是市场，市场的方向是盈利，市场的标准是有利可图。“国学”的热潮中，热闹的真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么？
“经典”的成色
在热闹非凡的国学市场之中，有一部作品占尽风头，甚至有商业机构愿意以18万元的年薪招聘精通此书的客户总监，这部书的名字叫《弟子规》。
这是一本什么书呢？
从书名来看，这是一本童蒙书，一本读书人、士家子弟的行为规范。全文1080字，以“三字经”的形式讲了七件事：孝、弟、谨、信、爱众、亲仁、学文。可以简单理解为读书人在家、出外、待人、接物、学习诸项的行为说明书。乍看起来，这是再标准不过的儒家行为规范，没哪里不对，也没哪里不好啊？正是这种似是而非，世人受其迷惑而不自知，耳濡目染而堕入彀中。
纵观《弟子规》全篇，无一不是行为法则，处世规范，这种法则与规范的指向，是对内自觉的自我约束，服务的对象，是父母、兄弟、长辈、世人。规范的内容，是行为、仪容、恩怨、名誉、勤学，学习的内容则是“非圣书，屏勿视”等等。
如此多的约束，如此多的形式的庄严，要承载怎样宏大的使命呢？圣徒般的自我修身，要达到怎样的目的呢？书中没有给出答案，也许书名就是答案。形式的修炼便是目的，通过诸多个体谨小慎微的修行以达到社会的“和谐”的目的。
通过这种“修行”达到的“和谐”社会，其成色如何呢？没有对比便没有真相。成书于“康乾盛世”时期的《弟子规》是满清当局推崇的启蒙教材，代表着满清奴隶政权立场和文化态度，也是自我标榜“文治武功”的奴酋推行“儒家”教育的重要工具。
不妨重新回溯历史，看看原版儒家文化传承的内容。孔子周游列国，孟子交游诸侯，荀子经营稷下学宫。儒家先哲所言所行，从来不曾远离自己的使命，以行践言，致用天下。
《礼记 大学》体现的是孔子的“天下”思想：“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孟子 离娄上》体现了孟子的“天下”思想：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荀子也有自己的观点：国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在以后的儒家诸圣中，也有不少关于天下的精彩表述，如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为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经过对比，一个事实跃然纸上：儒家努力践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阉割了，《弟子规》的个人修行，在“修身、齐家”之间模棱两可，“国家”和“平天下”这两个功业凭空消失。何以如此？难道读书人关心国家天下会危及朝廷的安危？疑惑之中，问题的答案呼之欲出。
孔孟诸圣对于“天下”的表述，对于作为戎狄蛮夷的建奴黑暗集团而言，字字都是诛心之论，自然要删个干净，以防患于未然。至于为什么要防，防的又是谁？答案不言自明。拿儒家先哲与经满清认证启蒙读物相比，貌似有以大欺小的嫌疑。那我们不妨找一个体量相当的童蒙教材来比较。
成书于萧梁的童蒙书《千字文》由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编纂，是一篇由千个汉字组成的四字韵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千字文以天地宇宙开篇，气度恢宏，包罗万象，四字成句，连句成韵，千字不同。整篇既有诗经的意境之美，又有宏阔的开阖之美，灵动之美，气象之美。篇幅相同，形式相似，在《弟子规》千年之前问世的《千字文》说了什么呢？千字文从天地自然讲到农业气象，从矿产特产讲到国家历史，从道德修养讲到田园生活，从百姓生活讲到修养为学。
《千字文》秉承华夏文化的观想模式，“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千字雄文，讲的是天地自然之道，国家运行之道，人文伦礼之道。
当然，《千字文》也讲山川河岳，市井百态，人文修养，“以道处，以礼合”，呈现出另一种风貌。这篇浸透生命哲思的千字文被认为是史上最伟大的一本启蒙书。一个讲天地自然、国家运行之道，一个讲谨小慎微的修身模式。两篇高下相较，不可以道里计。儒家圣贤书教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积极有为的入世精神。
《千字文》讲的是天地万物，历史家国，人活在天地中，生活在历史中，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文化中，人要顺应天地自然之道和国家社会之道。成书于“康乾盛世”的《弟子规》教人的是什么呢？好好地做一个乖宝宝，在划定的笼子里玩，恪守成规，不可逾矩，别想什么国家，别想什么天下。
在这种设定下，读书人的世界，从天下退守到自我，从捭阖世界到退修仪礼，从社会自然退守到书桌一隅，从历史当下未来退守到日常琐事。自此，世界的宏大与历史的纵深被压缩截取，精致的书房文化与个体礼仪修养成了努力的方向。
统治者以“文化”的形式，以“文明”的方式，把读书人与宏大世界剥离，完成了对读书人的风骨抽取、精神阉割与人格圈禁。随着时间流逝与代际传承，家国天下的使命感逐渐淡去，书桌砚台、日常修为日渐精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被“工匠精神”般的修身方式所取代。
教育终究是难以完全禁绝的，为了磨灭主体民族的文化意识与反抗精神，满清政权自上而下，组织与引导以纪昀、李毓秀为代表的奴才包衣文人，重新解释与创作了以《四库全书》、《弟子规》为代表的奴化教材。
在这些作品中，一方面强化臣民的奴才意识，自觉地做满清政权的奴才；一方面，对以《易经》、孔孟诸子的作品进行文化去势，对“修身”、“齐家”进行仪式化、目的性的拔高，而对充满积极进取精神与参与意识的“治国”、“平天下”作了手术切割。只知有家，不知有国，从文化基础上让华夏族群退回到无组织能力的分子状态。
孔孟诸贤为读书人指明了从个体修为到建功四海的进阶之路，在这里，个人家国是统一的，是进取的，是开放的，是向上的。而在《弟子规》这里却给读书人设定了天花板，“修身、齐家”就是读书人的天花板，也是读书人的囚笼，至于什么治国，什么平天下，那不是奴才要考虑的事。
从表面上看，仍是儒家经典，却已是失去雄性特征的作品了。因为其做得隐秘，缺乏辨识能力的人还以为这作品传承了华夏先贤的真知灼见，事实上，它已成为教人自宫的满清邪典。
治国、平天下？那是满清统治者的事情，你安心做奴隶就行了。可悲的是，当下不学无术、懵懂无知的年轻父母们还以为《弟子规》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孩子送去阉割。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自此，千里马蒙上了眼睛，戴上了笼头，义理、考据、辞章，在磨坊里孜孜不倦。
《弟子规》这锅迷魂汤，读书人越品越有滋味，浑不知积年之下，骨头越泡越软，功业越修越浅，眼光越浸越短。有明一朝，中国人的足迹遍及全球，扬帆四海。到了晚清，林则徐因组织编纂《四国志》成了“睁眼看世界第一人”，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弟子规》不是孤立的存在，回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它只是历史行为系统的一小部分。
先从这部作品的作者李毓秀说起。李毓秀(1647-1729)，字子潜，号采三。新绛县龙兴镇人，生于清代顺治年间，卒于乾隆年间，享年83岁。清初著名学者、教育家。从师党冰壑游历，平生只考中秀才，以教书为生。著有《弟子规》、《四书正伪》、《四书字类释义》等。李毓秀历四朝而不仕，以秀才之身教书育人，著书立说，终成大家。观其一生，这是一个典型的草根励志模范。
文明的悲歌
如果把目光投回那个时代，历史呈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图景：在李毓秀出生的第二年，也就是1648年，他的故乡山西爆发了反清大起义。顺治五年，十二月初三日，姜瓖趁宣大总督耿焞等人出城验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冠服”，自称大将军，公开揭起了反清的旗帜。姜瓖反清以后，“飞檄安官，朔（州）、浑（源）一带俱受伪札”。阿济格在十二月间的报告中说：“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随后，山西、陕西全省响应，反清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
由于反抗势力各自为战，在满清奴隶政权与反动地主武装的残酷镇压下，晋陕两省的反清大起义一年之后被扑灭。清军在镇压山西反清复明运动中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老弱，表现出来的野蛮残酷令人发指。清代官书虽尽力遮盖真相，从一些遗留下来的档案和地方志里仍可窥见一幕幕血迹斑斑的历史场面。
大同城破，多尔衮实行屠城，执行得相当彻底。大同和大同左卫两座城里的监狱关有重犯五名，由于“城破尽屠，无凭究拟”，人都杀光了，无法找到原告和证人，新任地方官只好提请销结案件。顺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量揭帖中报告：“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朔州志》记：“城破，悉遭屠戮。”《五台县志》记：“自戊子延及辛卯（1648—1651），人民死徙，地土荒芜，迄今三十余年，流亡尚未全复，土田尚未尽垦也”……
在野蛮的屠戮面前，英雄的血性随着鲜血流尽而归于死寂，而苟活下来的选择了顺从与卑服。李毓秀显然不是什么英雄，作为人间地狱亲历者与见证者，终其一生都在接受奴化教育，传播奴化教育。《弟子规》一卷千言，不谈天下，不及国家，更看不到一丝血性，通篇写的都是卑服与顺从。《弟子规》的真相，深深地隐藏在历史中，而《弟子规》并非是历史唯一的见证者。
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涉及明朝，不利清朝的文献全部被禁毁，查缴的书多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
种种努力之下，有关明朝的资料典籍，被系统地从历史中抹去了。我们今天只能看到空有其名的《明百将传》、《明宝训》、《明表选》、《明兵略纂闻》、《明策衡》、《明朝官制大全》……作为其存在过的证明。
现代历史把明清并称，不知道是要用满清来涂污朱明，以显示其没有那么污秽不堪，还是要借明朝的文化遗产来拔高自己的文明？
《弟子规》不过是满清奴化教育这根偏枝结出的邪恶果实。《弟子规》是一把钥匙，用它可以打开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读书人的桃花源，而是华夏民族的血色黄昏。
无论大同、扬州、嘉庆的屠城，还是戴名世的死难，方孝标的流放。这些血腥的手段既不是目的，也不是全部。满清要的是天下统治权，要以不到百万的小族，统治上亿人的天下。作为野蛮落后的少数派，要达到窃踞神州，统治华夏的目的，没有汉奸卖国贼的帮助，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
在范文程、宁完我、吴三桂等汉奸投机派的辅佐帮助下，满清奴隶政权凭借其军事优势，为攻取天下，先后实施了种族灭绝、科技灭绝和文化灭绝：
种族灭绝
早在入关之前，为巩固其在辽东的统治，满清蛮夷政权先后屠杀了100多万辽东汉人。入关之后，畿南、潼关、济南、扬州、嘉定、昆山、江阴、常熟、四川、金华、泾县、赣州、同安、平海、南昌、邵武、湘潭、南雄、蒲城、曹州、汾州、大同、广州、潮州、永昌……血路绵延、血河流淌，从东到西，从北向南。神州陆沉，黎民鬼哭。
学者葛剑雄所著的《中国人口史》记载：明万历六年（1578年）中国全国有人口陆仟零六十九万，但是当时的中国还需要缴纳人头税，所以民间隐匿了大量人口。不少专家认为明朝人口顶峰的时候在一亿以上，葛剑雄认为，明末人口接近两亿。由于大量的“屠城”、“屠村”，真相也因为缺少见证者而湮灭在历史深处。
根据后人的推测，被满清屠戮的各族人口数量在4000万到8000万人之间。这与同时代印地安人在美洲的遭遇，何其相似！再也不要说什么人多力量大，没有骨气与血性，再多的人口，与猪羊何异！
满清用了整整37年的时间，淫掠烧杀，方才平定了全国。而此时的神州大地：“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鲁迅评价说：清军入关，屠尽明朝汉人的骨气廉耻。经此之后，有思想,勇于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顺服的“奴才”。在屠戮面前，顺我者为奴，逆我者为鬼，天下噤若寒蝉。
科技灭绝
1637年，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集大成者《天工开物》出版发行。这部足以改变历史，改变世界的伟大著作生不逢时，在晚明内外交困的历史环境中无从传播与应用，七年之后，明朝灭亡。
无论是流民组成的大顺政权，还是风雨飘零的南明朝廷，都无法提供发展科学技术的稳定环境。神州大地熊熊燃烧了五千年的科技之火，在明朝照亮世界并点亮世界文明的接力棒之后，熄灭了。在世界的东方，神州大地沉入了噩梦一样的黑暗深渊。
1773年，满清奴隶政权借修《四库全书》的名义毁禁科技文化，因为发现宋应星哥哥及友人的著作有反清思想，提倡“华夷之辨”，因此借收书之名尽可能地销毁《天工开物》，《天工开物》在清代基本绝版。《天工开物》不是孤例，诸如《武备志》、《战守全书》、《百将兵法》、《边略》、《古今兵鉴》等大量政治、军事、武备、边防等著作或毁或禁。
满清以武立国，在侵掠扩张的过程中多次失利于先进的兵略与兵器。出于恐惧与统治的需要，不遗余力地扑灭古老大地上的科技之焰，用暴力与恐怖让文明世界重回黑暗。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为未来的远东政策打算，借着祝寿的名义，英国派出了马戛尔尼为代表的使团来华考察。在马戛尔尼眼中的景象是：贫苦的中国人生活质量相当简蔽，饭食不但粗，而且做饭的地方相当脏；中国人对陈规陋习顶礼膜拜，对机械工艺一无所知。建筑虽然远看富丽堂皇，近看却做工粗糙，镀金不匀；制革技术和远航技术都比西方落后；发明火药的民族竟一见放空炮就吓得魂不附体，令人不可置否。
马戛尔尼在出使日记中写道：“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而在360年前的1433年，中国人率领的船队正在全球劈波斩浪。
中国先贤用数千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的科学基石，在有明一代终其大成。在前代《算学十经》、《数书九章》、《四元玉鉴》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以《算学宝鉴》、《几何原本》为代表的数学体系；在《黄帝内经》、《伤寒论》，宋元四大家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以《本草纲目》、《瘟疫论》、《景岳全书》、《外科正宗》为代表的医学体系；以《农政全书》、《圃史》、《植品》、《泰西水法》为代表的农业水利体系；以《坤舆万国全图》、《肇域志》、《徐霞客游记》为代表的地理学体系；在前代汉唐宋元的基础上，以朱载堉、马远、夏圭、朱耷为代表，灿若繁星的明代艺术家建立的近代艺术体系，直接开启了全球的近现代艺术；在《守时历》的基础上发展完善，以《崇祯历书》为代表的天文学体系；在前代《新仪像法要》、《农书》的基础上，以《新制奇器图说》为代表的机械制造体系；以《海道针经》、《更路簿》等为代表的航海学体系；明故宫、武当建筑群、明长城背后的建筑学体系；广船、福船、沙船背后的船舰制造业体系；以《天工开物》为代表的综合工业学术体系；以《永乐大典》为代表的百科全书……
所有为崭新时代准备的一切，在买办资本集团、割据军阀、西方教廷、满清奴隶政权的联手之下，在野蛮与杀戮面前，文明成了泡影，一个伟大民族全新的梦想，还未起飞，便已折翼。
从巡弋全球，为新世界送去先进科技文化的大明帝国，到马戛尔尼行跪礼的的天朝上国。两个时代截然不同的行为表现，真实地诠释了当权者对文明与力量的理解。
1644年，是中华文明的转折点。1410年，明成祖组建专门的枪炮部队—神机营，全营官兵5000人，装备步兵火铳3600支、专用枪药9000斤、八钱铅子90万枚、多管火铳200支、专用枪药675斤、炮兵专用手铳400支、野战重炮160尊……
一个多世纪以后，西班牙仿效大明神机营建立了火枪兵，而他们的战利品是整个美洲。
出身于大明军工世家的戴梓向“热爱学习”的康熙呈献能发射开花炮弹的“子母炮”与“连珠铳”之后，他的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然后不知所踪，而戴梓本人也落了个流放辽东的悲惨命运。
1900年，义和团最主要的武器是大刀长矛。同年，满清武力的精锐，僧格林沁的骑兵们在八国联军的机关枪下完成了轮回。从17世纪的杀戮者，到20世纪被杀戮者杀戮，野蛮者的本性未曾改变，只是在时间的交点上，一方借助坚船利炮完成了起飞，另一方则在杀戮天下的同时也刑及自身。
文化灭绝
【篡解经典，实行奴化教育】
儒家正统文化肯定人的价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满清统治者这里，这种正统文化是危险的。如果任由这种“以天为道，以人为本”的思想蔓延发展，满清统治者迟早会丢掉这个由阴谋、杀戮得来的世界。基于巩固统治的需求，御用文人只有“赋予传统经典以新的时代内涵”，让圣哲先贤为政权服务，用变了味儿的文化经典，为野蛮统治注入合法性。
《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了纪晓岚这里，就变成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为忠。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为孝。”
孔子讲的是秩序与责任，天地万物有秩序才能运行，朝野家国也要遵循运行的秩序。君王有君王的权威，君王有君王的责任。臣下有臣下的位置，臣下也要有臣下的担当。君臣父子，都要遵从秩序，国家社会才能健康运行。在纪晓岚嘴里，君臣父子成了一级压一级的隶属关系，自强不息的君子消失了，代之以卑躬屈膝的奴才。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统治者歪解《孟子》，让天下黎民各安其分，各安其命。话是原话，却变了味儿。《孟子》全篇讲的是仁爱，讲“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治人、治于人的前提是德配其位，才配其位，君王与臣民都要遵从天道，都不能为所欲为。
到了满清这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成了君权神授的先验论与宿命论。君王可以暴虐，但奴才不可以反抗，反抗就是违反上天的意志，就是逆天而行。
通过对经典的篡改，满清统治者屏蔽了儒家经典的天地、庙堂、人伦“天人合一”的自然秩序与人文秩序，屏蔽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君轻民贵”、“道远人则不仁”、“生命至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屏蔽了士人积极有为、主动思考、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而以经过篡改的，适合统治的奴化思想取而代之，从幼童开始，灌注奴才思想与行为标准。
【大兴文字狱】
文字狱由来已久，但一般表现为巩固皇权与打击权臣，范围与影响都较小。满清一朝，出于民族压迫与政权稳固的需要，在思想文化领域采取了极端野蛮残暴的文化恐怖政策，范围广，烈度大，时间长，形成了世界罕见、中国绝无仅有的文化恐怖制度。
文字狱贯穿整个满清王朝200多年，其中为祸尤烈的时间约为一个半世纪，自顺治始，经康熙、雍正至乾隆四朝，而在这四朝当中，以顺治、乾隆两朝最为暴戾。康熙初年，庄廷龙修《明史》，庄家一族被屠戮殆尽。后来，戴名世编了一本《南山集》，记录了一些比较真实的明朝史料。康熙知道后勃然大怒，就把戴名世也杀了。《南山集》里收录了方孝标留下的一些明朝史料，方家的人也全部被流放黑龙江……
按保守估计，清代文字狱有200余起，文人学士在文章中稍露不满，或皇帝疑惑文字中有讥讽满清的内容，即兴大狱，广事诛连。除极个别事出有因外，多是捕风捉影，滥杀无辜。以文人颈上之血，杜天下黎民之口。
李毓秀生于顺治年间，卒于乾隆年间，正是满清大兴文字狱的时期。他不可能不耳有所闻，目有所睹。在十室九空、白骨盈野的山西土地上，在浸透鲜血的文化天空下，他不会不知道，自己写出怎样的教材、怎样编著才能让统治者欢心并采纳推广，而不是用他自己的血，去祭奠他的作品。
如果历史过于久远，我们不难从相似的历史中找到答案。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给德国，德语取代法语成为占领区的合法语言，语言所承载的，除表达工具之外，还有话语权与价值观。
更近一点的历史，存在于1932年到1945年的伪满洲国，以日语为官方语言，以倭皇为政府代表，以大东亚共荣为其民族政策。当然这个“共荣”的解释权是胜利者享有的。
对日本人而言，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是他们的黄金时代，“东亚一体，共存共荣”。对满清统治者来说，“康乾盛世”则是他们创造的伟大时代，前追尧舜，后逾汉唐。
通过展示“康乾盛世”，推行奴化教育，满清试图建立天朝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繁华气象。马戛尔尼戳破了这层画皮，他眼中的中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中国社会关系建立在一种愚蠢的形式主义基础上，人们“胆怯、肮脏并残酷”。
【毁灭文化载体】
满清的制度上的文化灭绝政策表现为科技、教育的反动政策与措施，在思想领域主要表现为“文字狱”和人为阻碍人文思想的传播和科学技术的传播。体现在具体行为，借修“四库全书”和“文字狱”为名，收集、毁弃图书，把一些重要著作列为“禁书”。因上文有所涉及，此处不再展开。从明朝中国人意气风发地走向世界，到“胆怯、肮脏并残酷”的“康乾盛世”。
有学者认为，明朝的灭亡，与明朝知识分子过剩，国家没有合理安置引导而导致社会自由思想泛滥，民族、国家意识淡薄有一定关系。数据显示，明代的科举考试的规模，江西在嘉靖三十七年的多达万人规模；隆庆四年，江西仅选“遗才”的复试，参加者竟近四万人；浙江万历十年参加科考者“至二万余员”，这并不包括在各级学校接受教育的女性与学童。事实上，明代高度发达的印刷、出版业和受教育群体的庞大数量是有直接关系的。
作为另一个极端，满清严格限制教育规模。悟实老师在《中美脱钩可能造成什么后果》一文中提到：湖南某县在清初顺治年间有17所私塾，到了乾隆年间仅剩1所。谁若不经满清政权允许开办私塾，斩立决！到了道光年间，该县两村械斗，两村人口超过5000人，竟无一人会写自己的名字。直到“太平天国”事变，满清政府不得不借助汉族地主武装的势力围剿太平军，民间教育才逐渐兴盛。这也是作为湘军根据地的湖南在大革命和新中国出现诸多优秀人才的原因所在。
1644年是一个分水岭。经过100多年的杀戮、清零与奴化，18世纪末的中国，科技的希望之火已然死寂；18世纪末的中国，人文的希望之火已然死寂；18世纪末的中国，不屈的抗争之火已渐燃渐熄，失去了科技和人文思想的双翼，仅凭血气之勇的抗争难以产生超越自身的意义……
此时，李毓秀已经去世半个多世纪，以《四库全书》、《弟子规》为代表的奴化教材已经影响了这个民族的几代人。光明消散，黑暗再次笼罩大地。暴力、宗教、蒙昧……这是神州大地漫长黑暗的中世纪。
经过几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满清的文化灭绝政策成果显著。读书人的目光不再关注九州四海，不再游历天下。他们从大航海时代的世界抽身而回，在豆棚里闲话，在聊斋里鬼语，在古书中勾陈，在词章中考据……壶里乾坤，斗室天地，世界弥远，天朝弥大。
满清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和文化恐怖政策是有效的，在杀戮和暴力面前，坚守“夷狄之防”，坚持为民族的自由而战的人倒下了，华夏的精神与脊梁也倒下了，越来越多的前朝子民放弃了反抗，丢弃了骨气与胆气，选择了顺从，选择了为奴为仆。这是杀戮下的卑伏。但对满清统治者而言，这仍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几十万统治者与上亿奴隶的巨大级差，是一个几乎无法消除的危险。这个危险不消除，天下就不会太平，统治者需要发自内心的奴性与卑伏。
《弟子规》的出现是一个标志，它的出现，使得刀剑下的血腥统治有了可资利用的文化工具，有了内容基础。它标志着奴伏者从死亡选择过渡到生活选择。不用再高举屠刀和皮鞭，马牛们自己戴上了笼头。
满清奴隶政权早期驯化的老奴才们已经从被动奴化阶段进化到主动奴化阶段，老奴才们已经心甘情愿地为满清帝国培养更多的小奴才了。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满清统治者高兴的事情么？《弟子规》的产生与成功实践，让满清统治者找到了统治天下、奴役黎民的钥匙，满清帝国的统治者们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
从机器制造机器，标志着机器革命的完成。从杀戮下的被动奴化，到主动奴化下一代，标志着奴化教育的完成。
传承国学需要明辨是非的眼睛
近年来，社会各界都在倡导和践行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正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天人关系”、“社会关系”、“人伦关系”以及这些关系背后的和谐、平等、自强、进取等文化精神。
在弘扬社会正气的舆论环境的情况下，《弟子规》重新走红，成为教育市场的宠儿，这一怪诞现象，值得世人深思。
经过上文的分析，不难得出结论：《弟子规》作为一本实行奴化教育的童蒙书，不具有文化正能量，它是奴隶政权野蛮恐怖统治下的精神统治工具，是邪恶与蒙昧的产物，它是满清包衣奴才死灰复燃，毒害民族未来的文化工具，是资本培养现代奴隶的洗脑工具。
近年来的国学热是由一批“教育机构”炒作起来的。这些所谓的国学机构是真的在传播国学么？用“莫须有”的罪名一概灭杀自然是不行的，我们不妨从他们传播的内容来判断他们存在的基础。
横渠先生评价佛教说：释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小缘大，以末缘本，其不能穷而谓之幻妄，真所谓疑冰者与！夏虫疑冰，以其不识。讲《弟子规》的国学机构是真的不知道《弟子规》在讲什么，还是原本知道还要讲呢？如果机构不明所以，那就是“夏虫不知冰”，这样的国学机构，以己之昏昏，如何使人之昭昭，还有必要办下去么？如果机构明明知道《弟子规》在讲些什么，还要广为传播，这是明摆着收你的钱，还要奴化毁掉你的下一代，如此恶毒，不诛何为？
我们的下一代要交给谁来培养，要用什么教材来培养？是我们需要重视的问题。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与获得商业收益并不矛盾，应该大力支持与鼓励，这样才能让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造福国家与社会，建设和谐社会，这也是文化传承的题中应有之义。
“公知”和“大V”传播“新颖观点”由来已久，在长期的斗智斗勇中，人民群众早已认清他们的画皮，也知道谁在背后操纵着这些鬼魅魍魉。如今，“看不见的手”打着“国学”的名义招摇撞骗、混淆视听、毒化文化环境，是时候擦亮双眼，揭穿他们画皮了。
长满庄稼的田野才不会野草丛生。伪文化和反文化的繁荣，产生于正统文化孱弱的环境。商品社会的评判和衡量标准不能简单套用于文化领域，物化与量化会锈蚀人文教化的基础。
文化不是物质的附庸，不是生活的装饰品，它是人的精神家园，它是历史土壤孕育的人与社会的运转程序与审美基础。一个稳定与发展的社会是一个文化繁荣的社会，而文化自信的基础是树立发扬正统文化。让正统文化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标准与道德标准，让正统文化成为乂除一切邪恶糟粕的武器。
正统文化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君子自强文化；正统文化是“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天道文化；正统文化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唯物文化；正统文化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诗意文化；正统文化是“终刚强兮不可凌”的尚武文化……
正统文化是衡量社会流行文化的标准，有了这个标准，就不难看出流行文化所持的立场以及所代表的利益。树立正统文化的标准，有助于让社会群众有学习的基础，判别的依据，并据此修炼内功，增强甄别能力，让伪文化无所遁形，让伪国学失去市场。
三百多年前，各族人民反抗蛮族统治血与火归于冷寂，为奴三百年的黑暗历史也终于在上世纪得以清洗。然而，洗去的只是躯体上血与火的痕迹。灵魂深处的污浊，唯有用强健的灵魂方能清洗。
如今，以《弟子规》为代表的伪国学、伪文化再度沉渣泛起，并在市场上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这究竟是繁荣还是荒芜？野草的繁荣，是田野的荒芜。邪教的繁荣，是社会文明的荒芜。伪国学的繁荣，是优秀传统文化的荒芜。
我们或许为拥有人类唯一不曾中断的伟大文明而自豪，但又有多少人意识到，在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有邪恶的力量在消灭这个文明，它们通过篡改历史、歪曲经典、以伪乱真的方式在虚无历史，抹黑文化，它们要把这个伟大的文明，要把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再一次推进黑暗深渊。《弟子规》不过是这些污水中的一滴。
触龙对赵太后说，爱其子，则为之计深远。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年轻父母们，想必并不了解以《弟子归》为代表，被满清包衣奴才改造的一堆精神鸦片借“国学之名”祸害国家民族未来的残酷现实。一个令人欣慰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用实际行动来传承优秀文化。在这方面，“典则读书”、“拜读学社”等就是一个个正在成长、推广传统文化的优秀学习平台。
国学文化教育的对象是青年与儿童，考验的却是人父人母的文化底蕴与鉴别能力。营造良好的家风与学风，家长、社会与学校，没有谁能够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