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5月18日凌晨0时20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达到1000004例（总人口约3.29亿，占比约为0.3%）。拥有先进医疗技术和丰富医疗资源的美国，新冠死亡人数为何如此之高？
或许西方人很难心平气和地看待中国的抗疫政策，但其实还有不少挽救民众生命比美国更多的国家向美国人展示了他们本可以采取哪些不同的做法，以及还有哪些地方可能需要改变。
与美国经验对比最为鲜明的可能当属澳大利亚，因为这两个国家基本情况很相似，都是说英语的民主国家，人口年龄中位数都是38岁，约86%的澳大利亚人生活在市区，而美国人的这一比例为83%。
截至5月17日，澳大利亚累计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为7926人（总人口约2600万，占比约为0.03%），虽然也不少，但占比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若与澳大利亚比例相同，约90万美国人的生命将会被挽救。
那么，澳大利亚做对了什么，而美国又做错了什么呢？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推出观察员DAMIEN CAVE的文章进行了分析，或许部分做法也值得其他国家思考，特摘编如下：
地处遥远的太平洋之中，通常被认为是澳大利亚防疫相对成功的原因。然而，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两国防疫成果的差异，因为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与美国一样，通过贸易、旅游和移民与世界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从最直观的角度看，差别是相当明显的：澳大利亚限制了旅行与人际交往，直至疫苗广泛可用，随后再逐步重新开放。
在一轮又一轮的疫情爆发中，澳大利亚也犯了一些错误：养老院的不规范防疫导致了许多死亡；疫苗推广因采购缓慢而受阻。随着奥密克戎的出现和管制的放松，死亡人数也在增多。
但澳大利亚的新冠策略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很多调查数据和科学研究都表明，从政府高层到医院各科室，澳大利亚人都以救人性命为指导方向；而美国人则暴露了他们缺乏的东西：对科学与机构的信任，尤其是对彼此的信任。
从政府高层到医院各科室，澳大利亚人都以救人性命为指导方向。
疫情之初，76%的澳大利亚人表示他们信任医疗系统（相比之下美国人的这一比例约为34%）；93%的澳大利亚人报告称，在发生危机时他们能获得来自家庭以外的支持。
全球调查显示，比起美国人，澳大利亚人更认同“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研究发现，这是让民众为抗击疫情改变个人的行为模式，包括减少活动、佩戴口罩和接种疫苗等的一个关键因素。澳大利亚在疫情期间的经济增速超过美国，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民众遵守规定，从而更有效地控制了病毒传播。
但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即相信他人会做正确的事，不仅为了个人，也是为了社区——能够挽救生命。最近发表在《柳叶刀》上的一项针对177个国家的研究发现，信任比吸烟率、医疗支出或政府形式更为重要。
1、政府：迅速行动
2020年1月25日，澳大利亚出现了首例阳性。
5天后，美国疾控中心确认国内首次出现人际传播，但当时的特朗普总统淡化了风险，“我们相信，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而在这一天，澳大利亚已经部署好边境、隔离、监测与病理追踪的防疫机制。
澳大利亚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时行动迅速。
在不到24小时后的2月1日，澳大利亚关闭了与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边境。2月3日，241名澳大利亚人从中国撤离，并被政府隔离14天。当美国人仍在大批聚集、好像一切都没问题之时，澳大利亚的新冠防御系统已经启动并运行起来了。
随后，澳大利亚彻底关闭了过境，酒店为获准入境的国际旅客提供隔离服务。政府开始进行免费检测和密接追踪，同时还推出了一项联邦计划，为受新冠影响的员工支付工资，以便他们居家隔离。
在这个自1924年以来就通过强制性投票来限制政治极化的国家，澳大利亚的领导人选择避免党派纷争，莫里森政府、反对党工党以及两党在各州的领导人一致支持“一种声音”的办法：以医务人员马首是瞻。
尽管如此，面对这种高传染性的病毒，在讲台上发言的科学家能尽到的努力也是有限的。
疫情期间，澳大利亚全国以医务人员马首是瞻。
“只有当民众真正信任政府采取的行动，信任左邻右里的时候，专家们的所谓‘共识’才有意义，”康奈尔大学流行病预防与应对中心主任杰伊·瓦玛博士表示，他曾是纽约市长白思豪的新冠防疫顾问。
“与美国其他地区相比，纽约市的这种信任程度相对较高，”瓦玛说。“但我怀疑，与大洋洲相比，这种信任程度仍相当低。”
2、卫生保健：分担
许多澳大利亚人认为新冠疫情中该国面临最大的考验始于2020年6月下旬，在为穷人服务的庞大公立医院皇家墨尔本出现了聚集感染，病例数和密切接触者急剧上升，疫苗仍然遥遥无期。
几周后，系统开始出现问题。7月中旬，在传染病顾问克斯蒂·布辛的建议下，皇家墨尔本开始向接触过新冠患者的工作人员发放防护性更强的N95口罩。
澳大利亚全国性的健康保险计划包括公立和私立的医院系统，有分担负荷的协议和转移病人的运输服务。
在美国，医院的管理人员正在物色第三方个人防护装备供应商，进行达尔文式弱肉强食的竞争。皇家墨尔本的物资则来自联邦和州的储备，并且有关于分配优先级别的指导方针。
在有800万密集人口的纽约，截至9月底，300多名医护人员死于新冠，不同医院的患者和工作人员的情况存在巨大差异，主要取决于财富不同。
墨尔本有500万人口，口罩、对病人更大力度的隔离以及111天的严格封锁让病毒受到了控制，皇家墨尔本的疫情是澳大利亚迄今为止最严重的机构聚集感染，然而没有一名工作人员死亡。
在美国，医疗保健系统内部的协调杂乱无章。澳大利亚有全国性的健康保险计划，还有包括公立和私立的医院系统，有分担负荷的协议和转移病人的运输服务。各个医院通力合作，相信付款问题会得到解决。
3、社会：服从和关爱
当澳大利亚人被问及为什么接受多次封锁、一度关闭边境、隔离规定，以及针对某些职业及大型活动的疫苗规定时，他们往往会给出同样的回答：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事，而且确实大多数人坚持下来了。
澳大利亚大多数国民都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
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与较低的人际信任水平密切相关。在澳大利亚，贫富差距虽然在扩大，但没有那么美国严重。
根据悉尼大学的模型，在疫情最严重的早期，对社交距离准则的遵守率以及新冠病毒检测、接触者追踪和隔离的比例稳定在90%左右。在美国，流动性的减少不那么明显，时间更短，也更不稳定，部分是地理位置、政治身份或财富的不同所带来的。
在澳大利亚，遵守规则是一种社会规范。冲浪巨星米克·范宁去加州旅行后需要与美国妻子和婴儿在一个小酒店房间里隔离14天，他完全没有质疑该措施的必要性。边境官员取消了世界顶级网球运动员德约科维奇的签证，原因是他没有遵守关于新冠疫苗的规定，导致他最终被驱逐出境。
还有那些澳大利亚人，他们排队接受检测，毫无疑虑地戴上口罩，把自己的手机变成带有签到应用程序的病毒追踪器，为被封锁的老弱病残或穷人提供食品服务，为被丈夫虐待却被困在家中的女性提供住处。
除了服从与关爱，也许还有适应能力。
现在，超过95%的澳大利亚成年人完全接种了疫苗。
去年，当德尔塔变种由于疫苗供应不足而泛滥成灾，而此前发现澳大利亚制造的阿斯利康疫苗的副作用风险似乎高于预期，人们开始对疫苗产生了恐惧和怀疑，政府慌忙采购其它疫苗。
许多澳大利亚原住民有充分理由不信任当局，但也尽其所能让人们接种疫苗。64岁的韦恩·韦伯是澳大利亚的一名长者，他是众多参与集体呼吁的人之一。
他说，他告诉社区里的年轻人：“这一切都与保护我们的老年人是相辅相成的。”
去年，在疫苗供应到位后，澳大利亚的接种率即刻飙升，16岁以上的澳大利亚人的接种率在六周内从大约10%飙升至80%，上升速度在当时达到了世界之最。达到80%后，澳大利亚就放宽了其国家和州边界。
现在，超过95%的澳大利亚成年人完全接种了疫苗，其中85%的总人口接种了两剂。在美国，这个数字仅为66%。
现在，更具传染性的奥密克戎变种的到来使澳大利亚的病例数又一次飙升，但由于大多数人口接种了疫苗，死亡人数的上升速度较慢。（编辑：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