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告急的求助信息是在3月中旬开始出现的。数量不多，但情况却很紧急——断药意味着什么？“病毒苏醒。”一位艾滋病感染者这样形容。
4月1日，上海在大面积封控后一度陷入停摆，2500万人的生活状态被迫推倒重来。碍于“身份暴露”的担忧，很多濒临断药的感染者们只得在线求助。
断药意味着恐慌和煎熬，但，比断药更可怕的是“暴露身份”。
这其中不乏因疫情滞留在上海的外地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封控”，如何借药是更棘手的问题。很快，上海官方关注到了这个“隐匿的困境”，在特殊时期的保障方案里，陈珺的个人电话被公之于众。
3月中旬至今，陈珺与伙伴们已经为近千位感染者做了线上咨询，并为600多名配药、分发。
陈珺今年38岁，是上海青艾健康促进中心携带者关怀部门负责人。他也是一名公开身份的艾滋病感染者。
“借药函”背后的“摆渡人”
陈珺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了。他的电话经历了一轮轮的“轰炸”，几乎每个电话背后，都是一个濒临断药者的紧急求助。
1600公里外，一位心急如焚的重庆妈妈向陈珺求助，请求帮帮她在上海念大学的儿子。当时她的儿子只剩3天的药量，由于不愿与外界交流，已经产生了放弃治疗的念头。
断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病毒量的反弹以及可能产生的耐药性。前者危及生命，后者则是现有的治疗方案失效，感染者只能购买更昂贵的自费药，这将是一笔重担。
在电话被公布的那一刻起，陈珺就暗下决心：绝不能让感染者断药。“因为断药是不可取的，一定是最严重的，无论我自己多累，一定要让他们吃上药。”
4月上旬是上海疫情最为紧迫的阶段，陈珺和青艾的小伙伴们被封控在家，他们以线上指导和帮助为主。但随着封控时间的延长，不确定因素增多，越来越多的感染者面对断药。再加上跨江交通的限制，很多浦东的感染者无法到达浦西的取药点，这又成为横亘在其中的障碍。于是在4月中旬时，陈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向所在社区申请“外出”。“很多感染者在联系我的时候就面临断药或者已经断药了，如果我能出去的话，能缩短他们拿到药的时间。”
其实这并不是疫情下感染者们第一次遭遇“断药危机”。艾滋病感染者是属地化管理和首诊负责制，各省根据本省籍的病例数制定药品及经费预算，在哪里建立档案就在哪里定期领药。2020年武汉封城期间，中国疾控中心曾发布《关于保障异地滞留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免费抗病毒治疗药品的通知》，旨在帮助因隔离或滞留当地无法回到原治疗机构的外地在治感染者，在滞留地临时领取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对于很多感染者通常来说就是“借药”，他们需要在原治疗机构开具一张“借药函”，紧接着向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提出借药申请方可借药。一张“借药函”可领取一个月的药量。而陈珺就是这一张张“借药函”背后的“摆渡人”。
申请“外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当时陈珺所在的社区没有阳性，他又不断向社区工作者表明了外出目的及重要性。终于在经过一轮轮申请后，他被允许外出，当然前提是他要保证配合社区的核酸和抗原检测。
担心是肯定存在的。特别是当陈珺看到身边陆续有朋友确诊，甚至组团在方舱“打卡”时，他也恍惚发现，原来疫情那么近，而自己几乎每天在外面跑，风险一定是比别人高的，一旦感染，与他同住的父母和整个小区都会被波及，当然还有停滞的送药工作。
好在这都是后话，目前陈珺的身体状况不错，除了每天挡不住的焦虑外。“这段时间睡眠很不好，很焦虑。”他说，每天恨不能自己是个神通广大的人，可以把借药需求都处理完。
能顺利出门，是陈珺迈出的第一步。感染者们如何顺利接收到药品，还有几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让人崩溃的“另类求助”
首先是交通工具。因为公共交通停摆，陈珺在最初的几天出行仅靠共享单车，他住在普陀区桃浦镇，到虹口区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有十几公里路程，单程要骑1个多小时。骑车来回是件相当耗费体力的事。好在有时他能蹭车出行，但陈珺认为蹭车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幸运的是他后来借了一辆电动车，出行问题这才解决。
陈珺在朋友圈对每天的志愿工作做着记录。最初，他几乎每天都出来，取药量达到50人次以上。由于需求者数量较多，再受制于交通管制，他做不到一对一送药，于是就转换思路：不能出门的青艾的小伙伴先提前收集数据、按地区整理名单，再由他出门到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挂号、取药，用旧报纸包好药品，这些工作完成后，他会选择一个固定地点“摆摊”，由感染者们叫跑腿来取。
从4月上旬起帮第一批感染者借药，到现在第一张“借药函”所借到的药也陆续吃完，借下一个周期的药迫在眉睫。其实对陈珺来说，经过第一次的摸索，这一次在流程上已然不成问题，但他依然很有压力，因为一个人的确精力有限，二是数量比较大。
为什么外地管理的携带者借药需求大？首先是上海人口众多，当然这其中还另有原委，就是外地人也多。因为通常来说，艾滋病感染者的拿药周期是3个月，领药的同时再做复诊。如果是在外地工作，那么很多人会在春节期间回家，顺道拿药。如此推算，4月前后就是春节后的第一个取药“高峰”，对于困在上海的外地感染者来说，邮路不通，为了不断药，他们只有“借药”。
浦东范围大，有些地方叫不到跑腿小哥，当然也有的感染者经济条件较差——在特殊时期，只有不断加钱，才会有跑腿接单。4月底的时候，有志愿者恰巧可以开车外出，于是陈珺和他开车送药。
那天他们是分开行动的，志愿者去浦东郊区给一个行动不便的大哥送药，却在路上被交警拦下，出示了所有证件后都说不合规。志愿者也没办法，给陈珺打了电话，陈珺只能在电话反复沟通，表明是为了帮艾滋病感染者送药，一旦断药面临的严重后果，警察才同意放行，但还是开了告知书。从陈珺提供的告知书看，如果下次再开车上路，会被处1500元罚款，还可能处15日以下拘留。
其实，陈珺对这些送药路上的“障碍”并不多么在意，只要做好沟通，他相信很多执法者都能秉承人性化的原则。相对来说，很多携带者的“另类求助”才让他崩溃。
一位感染者需要借药，借药函上需要提供他的药品名称。但他却说不出药的名字，只发来一张图，上面有红色和黄色的药丸。“因为怕别人知道，他每次拿到药都是放到药盒里，迅速把包装扔掉。”陈珺很是感慨，他觉得这是携带者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还有的携带者把对生活的不满发泄到陈珺身上，认为陈珺的帮助是理所应当的，这让他觉得有些窝火。“毕竟我是牺牲自己所有的休息时间来做的，而且现在就我自己在外面跑，希望大家都能互相体量。”
疫情之下，陈珺也第一次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很多携带者都没有做好基本的自我管理，特别有些上了年纪的感染者，在濒临断药的临界点上，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几乎为零。
有人想解封后请他吃顿饭
陈珺也坦言，在最初做感染者借药工作的时候，他的准则是“一定不能断药”，到后来，在他真正去做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他比很多感染者都“急”，甚至有的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断药十几天了，“那真是让我很无奈的感觉。”但这也给了陈珺一个后疫情时期的工作方向——教给大家“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感染者”。
现在，陈珺的微信好友数已经到了“顶格”的状态，“其实很早就满了，我是把一些没怎么联系的好友删除了，然后腾出一大部分空间给到需要帮助的感染者，而且很多是之前我没有覆盖到的。”陈珺说，如果疫情后他没有被删除，他希望通过这个契机，能更好地帮助这个群体。
人与人的接触，因为疫情成了一件冒险的事；而人与人的联系，却也因为疫情，打破了原有的藩篱。曾经因为感染艾滋病毒被推进过ICU，在鬼门关门前走过一遭的陈珺，在重启的“第二次生命”中，他选择公开身份，成了一名生而无畏的防“艾”斗士。
很多人在得到陈珺帮助后，向他表示感谢，想在疫情后见见陈珺，请他吃顿饭。“很多人以为我只是一个志愿者，或者有的喊我陈老师，陈医生，各种称呼都有。”陈珺说，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对他，对上海青艾有真正的了解。
“所以我也是想这次疫情之后，我可以很正式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和你们也是一样的，我是一名公开身份的艾滋病感染者，我也是青艾感染者关怀部的负责人，我们有很多感染者专属的线下活动，大家都在上海，如果有空，可以跟我们一起成长。”
在17日举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卫健委副主任表示，上海全市16个区都已全面实现社会面清零。
19日，上海发布“拟从5月22日起逐步恢复跨区公共交通”……而刚刚经历了电动车“停摆”的陈珺终于长舒一口气，他觉得很快他也可以“罢工”了。“到时候，我可能想休息一个星期，什么事都不干，不接任何电话，每天睡到自然醒，把这段时间的疲惫好好消除，然后再重新充电，做更多的事情。”
新黄河记者：薛冬
编辑：刘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