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在跌宕起伏的时代画卷中，历史选择了一些人让他们活出了重于泰山的一生。
十九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清政府统治之下的神州大地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之地。不甘做亡国奴的有志之士开始奔波呐喊，寻求自救自强之路，“戊戌变法”应时而出。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登上历史舞台，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在菜市口刑场被杀害。用鲜血标注着时代的使命。
然后围观的人群中有麻木不仁的民众也有痛心疾首的他们家人。其中年轻的李闰她是谭嗣同的妻子，面对丈夫的抉择，她由开始时的不解变成了深深的支持。你未完的使命我来完成，请你要记得来世我们还要做夫妻。
时代的撮合
1865年，清同治四年，李闰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父亲是户部主事李篁仙，一家人居住在京城主城东侧，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户人家。
李闰也如大家闺秀一般，七岁跟着家里的私塾先生开始识字，十岁精通女红、音律，等到十四、五岁时就开始有想要结亲的人家找上门来。
李篁仙对女儿视若珍宝，不忍其远嫁。18岁这年，谭家的人上门说亲。虽说谭家也是官宦世家，这份姻缘用现代时兴的话来说就像“抽盲盒”。
在那个时代，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中两位年轻人婚前并不知彼此容貌样子，仿佛婚姻离他们很远，是两个家族之间的商定；而婚姻又离他们很近，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事。好在谭嗣同和李闰的“盲盒”抽得不错。
与李闰出生的1865年同年，谭嗣同出生于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邸第。父亲谭继洵是光禄大夫，后又任湖广总督，门当户对又学富五车、具有为人光明磊落君子风范是谭嗣同婚姻抽得“好盲盒”的前提。
1883年，谭嗣同、李闰二人成婚，婚后的日子新鲜又平淡，他们志趣相投，同样喜好音律，更重要的是李闰能理解和支持谭嗣同的维新事业。
在那个“守旧派”和“维新派”彼此争斗打压的时代，家中有最坚定的维新支持者对谭嗣同来说是无限的肯定。
一年，暴雨中庭院里的梧桐树倒了，谭嗣同将他们做成了两把琴，名曰“崩霆琴”，“雷残琴”。这成了李闰和谭嗣同的爱物，他们每每在午后一起弹奏，所谓“琴瑟和鸣”不过如此了。
1884年，为了增长见识，谭嗣同决定外出游历，李闰不但没有阻止反而特别支持。两人彻夜长谈话别，再一次拿出“崩霆琴”，“雷残琴”，用琴声寄托思念与不舍。
1889年，光绪十九年，游历结束不断创业的夫妻二人迁居兰州。在这里，小家庭里迎来了新生命：儿子传铎降生了。二人十分珍爱儿子，可惜天不遂人愿，孩子不到一岁时染上恶疾，竟然在短短两日内病逝了。
悲痛之下，李闰也大病一场，直到次年春天才慢慢好转。疾病的折磨让她再也不能生育。这个事实让贤良的李闰痛苦着，纠结着。
为了谭家着想，经过深思熟虑的李闰下定决心要为谭嗣同纳妾，延续香火。听闻消息后的谭嗣同严词拒绝了这个提议，他认真地对李闰说：我们都接受了新思想，女人不应是生育的工具，我们是志同道合和的伙伴，无论有没有后代不影响我们的婚姻。
而后他便承诺：永远不纳妾，永远不会向封建世俗妥协，永远不抛弃李闰。
谭嗣同的这一席话语听的李闰又感动又赞叹：古人云“知行合一”，谭嗣同是真的把新思想结合到个人家庭生活中了，凭这一点他就是妥妥的君子了。
时代的选择
时代处于动荡之中，没有哪个小家庭能幸免，特别是谭嗣同这种有志于改变政局的人，早早地参与着推动时代的齿轮。
1895年，光绪二十五年，清政府与日本帝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神州大地被不断蚕食。
为了应付巨额赔款，清政府把苛捐杂税放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人民生活民不聊生；另一方面慈禧太后垂帘听政，骄奢无度，清政府的统治贪腐，官员个个中饱私囊，眼看国将不国，家将无家。
亡国的危机刺激着谭嗣同等人。同年初，谭嗣同在湖南创立实务学堂、南学会等，他创办的《湘报》成为湘赣地区弘扬新思想的重要阵地。
他宣传变法，抨击旧政，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在京的康有为、梁启超马上发动在京应试的举人联名上书，他们寄希望于光绪帝发动自上改下的改革以此来改变社会现状。
然而他们的希望落空了，上书并没能传到光绪帝手中。这也预示着期望从上而下的改革是很难实现的。
虽然如此，公车上书失败后，维新派人士开始积极地宣传组织社会活动，传播国外的改革变法经验教训，他们在广东、上海、湖南、天津等地创办报刊、学堂，宣传他们的维新理论。
他们的这一举动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1898年9月5日，经过反复努力，光绪下诏授给谭嗣同和林旭、刘光第、杨锐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这标志着戊戌变法的开始，虽然从历史上来说这一变法并不成功但也推动着时代的进步。
参与变法第二天，光绪召见维新派人士坦言道：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帝这份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
可惜好景不长，当时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大有人在，一直掌握实际权力核心的慈禧太后就是坚定地反对着。她趁光绪帝去天津阅兵发动兵变，并废黜了光绪帝。
同时废止了戊戌政变中的大部分条款，仅仅保留了设立的“京师大学堂”一项。
戊戌政变在短短103天后失败了。
谭嗣同还在为营救光绪帝做着努力，他密会时任工部右侍郎，具有兵权的袁世凯，寄希望他能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
然而作为袁世凯却是实打实的“告密者”，将他们的行动透露给了慈禧太后直接导致了谭嗣同他们维新派人士的被捕。
寄希望于统治阶级从上而下的变法注定无法实现，而维新派人士为了民族存亡的奔走却有深远影响。
特别是谭嗣同，他在个人生死面前选择用生命祭奠自己未尽的革命事业，用个人的热血推动着时代的车轮往前滚动。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时代的回响
被捕前一夜，准备逃亡的康有为托人捎信给谭嗣同，让他快逃。谭嗣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与谭嗣同的大义凛然不同，妻子李闰很难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她痛心地对谭嗣同说：我们一生志趣相投，我亦支持你的革命事业。而事已至此，往后余生，没为你留下一儿半女是我最大的遗憾。
谭嗣同听后淡然地说：我这么努力的变法维新就希望打破这个黑暗腐朽的旧世界，在这个旧世界里，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个奴隶。如果我有不测，我希望你能帮我见证新世界的到来。在那个新世界里，去教育所有人的儿女。
在刑场上谭嗣同被慈禧太后下密令“特殊照顾”，足足受了30多刀的折磨才断气，断气前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被捕后的谭嗣同在狱中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民族大义和崇高志气震撼着那个腐朽和即将崩塌的时代。
谭嗣同一生致力于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面貌，他认为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才能实现强盛。他公开提出废除科举、办新式学校，修铁路、开设矿场、兴办实业。政治上他倡导改官制，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
他是最坚定和最激进的唯新者，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着他的宏图壮志。他在湖南的新式学堂培养了大量维新志士，他用个人宏图壮志和殚精竭虑对抗这腐朽的封建专制和封建伦常。
在抗争性上，谭嗣同对时代来说有着伟大的进步意义，对后续革命事业的发展也有推动作用。
他的事迹鼓舞着后来前赴后继的革命者。其中最受影响的就是他的妻子，李闰。
在谭嗣同舍身取义后李闰引用谭嗣同狱中诗句：忍死须臾待杜恨，改名臾生。她带着谭嗣同的遗志将毕生精力奉献给教育事业。
李闰创办了新式学校，教新式的新知识，同时广泛地参与社会活动。她驳斥社会上的弃婴溺婴现象，创办育婴局，收养社会上被遗弃的婴儿。她关心女子受教育的情况，在任浏阳女子学校名誉校长期间，资助多名女学生完成学业。
1924年，李闰六十寿庆，康有为、梁启超合送了一幅横匾，上书“巾帼完人”四大字。
她虽然没有为谭嗣同留下一儿半女，但是却帮助了成百上千的儿童、妇女。谭嗣同虽然仅活了短短33岁，但他的名字在历史教科书上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至今人们在舍身取义的时候仍会吟诵他的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时间不会凉了热血，他是以自己的死唤醒国人的“戊戌六君子”，她是继承他革命遗志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