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他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
孔子虽然承认，其所谓天命对人生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孔子并不主张，人生应完全遵从天命而行。这在孔子自己的人生实践中，就有其典型体现。
例如，一方面孔子把自己所追求的仁道能否实现，归结于天命，认为天命是其最终决定者，此即其所谓——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
另一方面，孔子又已清醒意识到了“道之不行”（《微子》）这一社会现实。面对自我人生命运的这一严峻挑战，孔子依然矢志不渝，孜孜以求。尽管为此而招致了时人的嘲讽，被讥讽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宪问》），孔子却依然不为所动，不改其衷。孔子的这一人生实践，正鲜明体现出了，孔子虽然承认天命对人生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孔子却并不赞成，人生应完全消极地遵从天命而行之。
孔子之所以并不主张，人生应完全消极地遵从天命而行之，究其原因，主要应是缘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据前述已知，孔子虽然承认有天命存在，承认天命对人生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孔子对于人格化上帝与鬼神的存在，却明显持以趋于否定的基本态度。这在孔子的《易》学思想中，又有其鲜明的体现。例如，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要》篇中所载孔子曰——
“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
“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塗而殊归者也。”
这是孔子倾向于否定人格化上帝与鬼神存在的又一例证。其具体含义是说：只有不懂得“德行”的人，才会去求神问鬼；只有缺失人类理性精神的人，才会频繁地求卜问卦。孔子与史巫虽然同是研究《易》学，但是两者却有根本的区别，孔子只是从《易》中探究人生之“德”而已。孔子这里所谓之“德”是动词（详见本篇孔子的“中庸”观），其实质涵义是“依于仁”（《述而》）的人生实践，亦即毕生坚守仁道不动摇。据此可见，在孔子看来，既然人格化上帝的存在问题尚且难以论定，而只能付诸阙如；那么，人生自然也就不应完全消极地遵从所谓的天命或曰上帝之命而行了。
其二，孔子的“人本”观（详见本篇第二节）认为，人生的根本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实现人生之仁，或曰实现自我人生的理想人格化；只要有了对于仁道的理性自觉，实现自我人生之仁的主动权与最终决定权，归根结底，就掌握在每个人自己手中，实现自我人生之仁的实践主体，归根结底，就是每个人自己。这也就是孔子所谓——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
据此可见，在孔子看来，既然人生的根本意义与价值是实现人生之仁，而实现自我人生之仁的主动权与最终决定权，就掌握在每个人自己手中，实现人生之仁的实践主体，就是每个人自己；那么，人生当然理应始终坚守仁道不动摇，而不可完全遵从所谓天命而行了。
孔子对其所谓天命的上述基本态度，亦即人生不可消极地完全遵从天命而行，经后世先儒的一再阐释，表述得更为明确而具体。例如《孟子•尽心下》载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其意是说，君子只是依照当然的理则（实即仁义）而行，至于其结果如何，也就听天由命了。又例如宋儒朱熹所谓，“人事尽处便是命”（《朱子语类》卷九十七）。其意是说，人生的本分是把自身的“努力”做到家，至于最终结果如何，那就是天命了。此外，今天人们还常说的尽人事而听天命，以及事在人为、成事在天，其实就都是由此发展而来。
冯志亮，笔名禾子尼，号渤海居士，北京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易经文化馆馆长、中华百家姓博物馆馆长、北京姓氏文化馆馆长、北京海图书画苑首席文化顾问，著名品牌推广人、姓氏文化学者、姓名学专家、修谱师、网络新闻营销奠基人和发展者，曾提出关于网络广告价值排斥论的“蓝海观点”。2013年受聘为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与哲学系特聘教授。冯志亮涉猎广泛，书法绘画造诣深厚，并痴迷于文学历史，亦是一位古体词人和家史家谱研究专家，著有《渤海诗词集》、《姓氏溯源与民俗探究》、《怎样修家谱》、《怎样编家史》、《怎样写自传》，以及《百家姓寻根手册》五百余部，《中华姓氏家谱》三百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