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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宽刑事政策在法律形式中的体现

宥沐说史

2022-05-19 07:05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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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制定的《刑统》依然承用隋唐时期的五刑之制,但宋太祖为实行“宽仁之制”,创制了“折杖之法”,对五刑中的流、徒、杖、答四种刑罚分别按轻重折合成相应的杖刑决定处罚。

郭东旭先生称:折杖法纳入《宋刑统》后,以法定刑的形式得到广泛的适用,突出表现了宋初的轻刑省罚思想。同时,宋太祖为宽贷杂犯死罪,又创制“刺配法”,对死刑犯刺面、杖脊、配役后免除死刑。刺配法成为宋代使用最广泛、最持久的一个独立的刑种。后来为宽贷命官犯罪,又创制了编管、安置、居住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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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由刺配、编管、安置、居住组成了一个五刑之外独立的刑罚体系。这个独立的刑罚体系,为从“宽”的刑事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 宋太祖深知,要笼络民心,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就必须把“宽简刑罚”作为稳定政权的首要任务,并以救令的形式着手改革五代时期的繁法重刑。

建隆二年,他在下诏制定《窃盗律》的时说:“禁民为非,乃设法令,临下以简,必务哀矜。近期之制,重于律文,非爱人之旨也。四月又制定了《私炼货易盐及货造酒律》,放宽了盐曲之法。 除此以外,宋初制定的《捕盗令》、《捕贼令》、《折杖法》等一批单行法规,其内容都不外是减轻盗贼罪的量刑幅度,体现朝廷刑事政策的宽缓之意。迫于内外矛盾的不断加剧,宋朝皇帝因人因事因时而颁布的救特别多,这些救通称为“散救”。

司法制度中的体现

为了使散救上升为相对稳定和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编救’,就成了宋朝最重要、最频繁、最有特色的立法活动。如南宋初的《绍兴编类宽恤诏令》有200卷,宋宁宗的《嘉定宽恤诏令》多达758卷31。这些救虽然也有严,但大多都是为显示皇帝“宽仁”之心、体现“以宽为本”刑事政策而作,颇能体现“宽恤”的政策精神。宋神宗之后,救就成为定罪量刑的法律规范,与律有着同等的法律效力。随着编救的发展和地位的提高,独立于《刑统》之外的编救甚至取代了《刑统》的常法地位。

这样的“取代”,也使法条严酷的《宋刑统》和一系列特别法的作用被淡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遭到废弃。

第一,宋朝历代皇帝为了显示自己的宽仁之心,往往通过诉讼制度中的死刑复奏制,使大多数死刑案件得到从轻处理。南宋的宁宗一朝,曾有个案子,被判了斩刑,复奏到皇帝处,宁宗改为发配海南,免其一死。宋朝,如果死刑犯人行刑时喊冤,则可暂缓行刑并进行复审,给予犯人最后一个申诉机会,这便是元丰“决囚条制”。

四月,殿中御史林旦提到元丰“决囚条制”,它规定:“决大辟于市,不得掩塞其口,及令人众奔燥”,给行刑前的死犯人一个说话称冤的权利。该“决囚条制”决不是走过场,宋代十分重视这一问题,对选派复审官员有严格的规定,规定原审官员不得参与复审,还规定刑部对复审案件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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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复审的结果,往往可获免死。不仅制度较为健全,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也充分体现了从宽的政策精神。宋朝虽然也强调从严治官,但也非常谨慎,不可一概而论。朝廷有时也本着宽缓的刑事政策,对官员犯罪尽可能从宽。如宋仁宗时期,以编管代刺配,对贪赃枉法的官吏虽然仍有杖脊、刺配沙门岛及远恶州军牢城者,但在实际司法中免杖黯而编管者口渐增多。

到南宋时期,宋高宗以过去的法律“重于杀士大夫”为由,要求对犯官从宽处理 第二,翻异别推制度,使罪犯得到充足的申诉机会,加大了从宽处理的可能性。 宋朝州府以上的司法机构,设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院,犯人在一个法院审问遇到障碍,或录问翻供,就改由另一个法院重审,称为“别推”,或“移司别推”。

如再翻异,或临刑时称冤以及家属申冤者,则须由监司派官复审,称为“移推”,或“差官别勘”。允许翻异的次数,宋初为三次,后改为五次,而在实际执行时对翻异次数的限制则放得很宽。

翻异别推

宋代司法制度中的“翻异别推”,实质上是司法机构自动复审的制度,体现了慎刑的精神。此外,州县判决之前,还有上级司法机关的“驳正”,判决之后,监司发现问题要“按发”,御史台要“奏发”。这些都属于司法机构自行纠正的性质。犯人另外还有自己的上诉权。在上诉程序上,既不是一级终审,也不是二级终审,还不是三级终审,而是多级终审:“在法,先经所属,次本州,次转运司,次提点刑狱司,次尚书本部,次御史台,次尚书省’,甚至可以向登闻鼓院等机关投诉。

宋朝的上诉渠道可谓宽畅,申诉机会可谓充裕,这都给以宽为本的刑事政策提供了机制上的保障,也是以宽为本的刑事政策的制度体现。第三,通过对官员出人罪、入人罪的不同处理来鼓励司法官员执行以宽为本的刑事政策。

宋代以宽为本刑事政策的另一个体现,就是在对官员的考核方面:官员出人罪的责任小于入人罪的责任。也就是说,它要求官员宁可有罪判为无罪不可无罪判为有罪,宁可重罪轻判不可轻罪重判。充分体现了从宽的政策精神。

《宋刑统》规定:“官司失入人罪者,要减故入罪三等,失于出者减五等。官吏使不该定罪的人定了罪,是失入人罪者,宋朝对于这种行为的惩罚很重,轻者丢官,重者受刑,而且官员所有的特权一律取消。

相反,在恤刑思想的指导下,宋代对应该定罪的人没有定罪的所谓失出人罪,则只作较轻微的处罚。对于大理寺官员失出人罪最为宽纵,甚至不需受罚。如哲宗元佑七年八月有大臣曾经上书:“伏见法寺断大辟,失入一人有罚,失出百人无罪;断徒流罪失入五人则责之及之,失出虽百人不书过。这样就使法寺官员趋向于定罪量刑从宽,因为从宽相比从严的责任要小得多。

“原情定案”、“准情用法”为从宽刑事政策提供了运用路径 宋朝时期的亲民州县官在判决民讼时,“法”固然是烙遵不可违背的“宪纲”,但察其“原情”,又是定罪的基础。经说过:“听讼之道固当执法,如曾任知县的黄干曾亦当原情。”“缘情据理,人既悦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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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实践

在司法实践中,以人情判案,以礼法为据,使从宽的刑事政策有法可依,很强的灵活性、可操作性和人性化色彩。宋朝的判决文书经常使用“从轻”一词,又有或许是官员们在不断地显示传达来自皇帝的宽恕之情。宋儒以为:“人情万端,法制一定。夫以一定之法而制万端之情,欲轻重得宜,,不其难哉……”

于是在有宋一代出现了“断天下之讼,尽于舍法而用礼”的古今无易司法现象“原情定罪”在宋代实际司法实践中,强调注意审查犯罪的“行为动机”。如对于大辟之刑狱,宋代有一个判决,其中记载:“决断大辟公事,要见行凶人起争之因,所谓原情定罪者是也。”也就是说官员必须首先了解行凶杀人的“起争之因”,而后才能决定大辟刑案的罪刑,而不是固执地遵循“杀人偿命”的一定之法。

“《名公书判清明集》(以下简称《清明集》)记载了很多以礼断案,据情从宽的案例。如有一个案子,丁家两兄弟分家后,兄长偷盗了弟弟的牛卖掉,还强行搬走柴禾。弟弟告官后,对兄盗弟财,本应按照亲属财物法进行处罚,要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判案的刘克庄认为“官司不当以法废恩’,,仅判决兄长归还财产,明显的重罪轻判“依法要严,但是从宽为恩,宋朝的很多“名公”,就是这样不废恩,要从宽啊!再以一件“再嫁妻带前夫子包侨亲子财物”案例来说明宋朝的“入情于法,酌情从宽”。

结语

《清明集》卷七《户婚斗·义子》中记载:五岁的萧真孙随着母亲阿郑再嫁姚岳,姚岳将真孙抚养长大。

在阿郑与姚岳相继身故之后,真孙即冒的儿子主家,即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侵夺姚崇的裨仆、财物,名姚崇欺负阿郑与姚岳还逃入都城归投姚岳的官吏对此案的判决书写道:“今据真孙作姚崇名供招分明,以言其妄背亲父,辄改其姓名,以绝灭其嗣续,辜负义父,而攘夺其财物,扰害其没存,皆当重置于罚。

以其小人因贪犯法,不足深责,从轻勘杖一百,监还搬运姚家银、金、箱笼……当职自到官以来。定罪于民,率从轻典,并各从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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