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战争一开始，法军在普鲁士军队的打击之下便节节败退，不一时德国人便占领了法国的大片领土，甚至还攻破了巴黎。面对侵略者，法国科学家巴斯德没有归附，而是选择将波恩大学授予自己的名誉学位证书退还，还说出了那句至理名言：“ 科学虽没有国界，但是学者却有他自己的祖国”。
这句话也被后世的无数科学家奉为圭臬，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看似公平却充斥着科技壁垒、技术钳制的时代。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苏联、美国的讹诈，无数优秀的科学家正是靠着这样一颗拳拳之心，纷纷放弃在国外优渥的条件，选择回国。也正是钱学森、钱三强等先贤们的奉献精神，才让我们有了两弹一星的成就，打破了他们的阴谋。
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受制于物欲横流的社会氛围以及国内外科学技术之间的差距、不同的学术氛围，也出现了很多年轻的学者、科学家选择定居国外，在国外进行学术研究的现象。这种做法，从个人而言，实则并无可指摘之处，毕竟人是社会性物种，追求更好、个人价值的实现也是理所应当的；但这对于国家而言，无疑也是一种相当大的损失。
不过，随着近来经济的发展、科学投入的加大、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选择回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施一公先生，便是其中一个。
1967年出生在河南郑州小郭庄的他，自幼便十分聪颖。1984年时，更是凭借获得全国高中数学联赛的一等奖的成绩，被保送到清华大学。而在毕业之后，他又远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分子生物学，顺利的取得了博士学位。
在分子生物学领域几十年的浸淫，让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其研究成果在《细胞》、《自然》、《科学》等顶级期刊发表，而他的研究方向——癌症发生和细胞凋亡的分子机制，也对研发治疗癌症的药物有着重要作用。也正是藉由此，让他不仅仅获得了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的职衔，还入选了美国科学院院士，斩获了“赛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学奖”、“生命科学奖”等诸多大奖。
但是2008年，施一公却做出了一个重要决策——回国。这在当时许多人眼中显得不可思议，因为当时美国有着世界最好的科研条件之一，还给他开出的是100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他的年薪也高达千万。这样优渥的条件，诱惑力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他还是选择了放弃。
当记者采访他时，他说道“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科技、教育无疑是有着相当差距的，但也正是如此，也让他决定为中国的发展付出更多”。
正如他所说的一样，在回国之后利用担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导的条件，以及自己在分子生物学领域深厚的造诣，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的生物学领域的后起之秀。其中最为出名的无疑就是颜宁、万蕊雪和白蕊。
颜宁，在1996年进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学习，学士毕业后前往施一公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进行分子生物学的学习、研究，而在2007年30岁时，她便成为了清华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
万蕊雪，作为施一公团队成员，清华大学2013级博士研究生，不仅在《科学》上发表了文章，还在2016年时入选了“未来女科学家计划”，2019年时还入选了2019福布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
白蕊，师从施一公的她，博士期间便已经发表了数篇高水平论文，与师姐一样2018年她也入选了未来女科学家计划。今年，他还获得了“世界最具潜力女科学家奖”。
可以说，这三位杰出的年轻科学家假以时日，必定会成为科学翘楚，而作为他们的培养者施一公先生功不可没。按道理，施一公先生学成归国、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科学家，应该口碑甚好才对，可是在社会上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言论，也让他备受指摘。
原来，施一公先生作为生物学领域的杰出代表，曾经对于年轻人选择专业上发表过言论。他主张不要以个人的兴趣去选择专业，应该凭借世界未来的需求去选择专业， 二十一世纪是生物的世纪。
或许是出于对科学家的笃信，也让一大批学子在选择专业时，选择了生物学专业。但当他们真正去学习之后，才发现生物学领域的研究，需要的并不是一腔热血，而是旷日持久的坚持与兴趣；另一则，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科学研究，在就业时生物学领域的专业就业率可以说是相当凄惨。
就这件事情而言，作为公众人物，施一公的影响力自然非同凡响。但作为独立个体的我们，在听取公众人物的话语时，则应该充分考虑自我因素。尤其是在选择专业时，应该摒弃这种个人崇拜，更多的从个人的兴趣、成长上去进行选择，而绝非是不顾及自我的偏听偏信以及事后的无端指摘。
对于施一公先生而言，我们也应该有更多的敬意！此方为对待科学家们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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