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贺海波】
近期，河南、山东等地出现小麦青贮现象，多个灌浆期小麦被收割的视频在网上热传。
有人批评农民短视，没有道德；有人怀疑这是俄乌冲突背景下西方大国的阴谋使然；甚至有人认为，“割青小麦作饲料”是一股歪风，对国家粮食安全造成了威胁。这些讨论有一个共同的预判——小麦青贮影响了国家的粮食安全，相关行为不合情理法，必须制止，必须对“割青小麦作饲料”零容忍。
视频截图
客观的社会事实到底是什么？这些讨论是否符合客观的现象与逻辑？
市场交易的供需结构
事实上，小麦青贮并非只在今年才出现，正常年份也有这种现象。往年有一些高档牛羊肉的育肥会用到小麦做青贮，但使用量很小。也就是说，小麦青贮其实是常态，只不过今年因种种原因，需求量大一些，才引发了比较强烈的社会反应。
为了能更客观、理性地评价这一现象，我们有必要先搞清楚这次小麦青贮的供需双方交易的行动逻辑。
首先，这是需求主体的市场替代策略。
小麦青贮的需求主体主要是河南、山东等地的牛羊养殖企业。以前以青贮玉米为主，单从量上看，一亩地可产1吨青贮小麦或4吨青贮玉米。今年青贮玉米不足，一方面是因为去年河南、山东等地部分地区降雨成灾，导致青贮玉米减产减收，另一方面是因为养殖业的适度扩张导致需求量有所增加。
据山东的一家肉牛养殖场负责人介绍，养殖场的青贮玉米库存基本见底，必须想办法保障6月到秋冬季青贮玉米上市前的饲料供应。
从替代品角度来讲，购买青小麦并非首选，购买苜蓿、干草、豆粕等作为补充是更为合理的备用方案，这些饲料的生物量超过青贮小麦，更有利于牛羊的成长成熟并达标。河南一家养殖场负责人也坦言，“吃青贮小麦不是太好，如果没有其他饲料，也可以喂，但对牛羊来说，不是特别好的饲料选择”。
换言之，养殖户当下难以找到更合理的市场替代品。
具体来看，国内紫花苜蓿等饲料草产不足需，且品质不能完全达到养殖要求，而进口饲草又受制于出口方及市场等多重因素，价格较高，当前进口紫花苜蓿价格已达到2500元/吨；国内的豆粕、玉米因去年受灾欠收，也供不足需，价格较高。
收割苜蓿
此外，我国常用的青贮作物有玉米、苜蓿、狼尾草、黑麦草之类，但是今年上半年以来疫情防控期间，流通管制较多，一些地区草料流通受阻，企业从外地调运草料难度增加，运费成本大幅攀升，而且青贮物品也不适宜长途转运，运送半径在200公里内为宜。
所以，养殖企业就近选择灌浆小麦作青贮饲料，实在是一种无奈的市场替代“救急”方案。
其次，这也是供给主体的理性选择。
农民为什么会出卖青小麦？其中也涉及“成本-收益”的经济学考虑。
河南一名小麦种植户表示，2021年一亩青小麦卖给饲料厂能卖1500元，而一亩成熟的麦子才卖1200元左右。今年小麦干粮销售价格已达到每斤1.5-1.6元，如果每亩产麦1000斤，亩均收入1500-1600元；而青贮小麦每亩收入1500元-2000元，可以确保与干小麦的收入相当。
收益相当，成本与风险还得另算。
先来算成本，如果到五月底六月初卖干小麦，还有以下几项成本：一个月的打药、施肥等管理成本，小麦成熟后的机收成本，额外处理小麦秸秆的人工机械成本，人工晾晒成本等。随便算算，总成本就上去了好几百，相应地收益就要减少好几百。
此外，小麦种植属于弱势产业，受自然影响，存在很大风险，比如遇上大风、干热风、冰雹、阴雨等天气都可能导致倒伏减产，收益将直线下降。
反过来如果卖了青小麦，还有几项可能的隐性收益：下一季的粮食（以玉米为主）可以提前播种，可以选用生长期更长的玉米品种，提升玉米单产；卖完青小麦，可以安心进城务工；如生产生活资金短缺，可解一时燃眉之急；等等。这些隐性收益对农民来说也相当重要。
敏感的社会反应
据第一财经记者从业内多方了解，小麦青贮市场不大，今年不可能出现大范围的情况。笔者调查了安徽小麦种植区，也并未听闻小麦青贮的市场交易。看来，河南、山东等地的青贮小麦交易确实只是特殊时间、地点下的买卖，并非也不可能发展成为普遍持续的交易行为。
但是社会反应很敏感，围绕粮食安全作了众多解读。梳理一下，反对青贮小麦交易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无权论。
该观点认为我国耕地属于国有资源并非个人私有财产，目前由农民无偿使用，并且享受种粮补贴和各种扶持，因此需要承担粮食安全的使命和任务，并且小麦不是普通商品，是一种社会性的战略物资，是国家安全的一项基本保证。如果大面积地采取青贮操作，定会破坏整个安全战略规划，违背基本农田的初衷，违反相关的土地法。
二是短视论。
该观点批评农民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牺牲国家粮食安全大局。受疫情、俄乌冲突等因素叠加影响，今年全球小麦供应趋紧。我国大豆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玉米供应偏紧，进口安全面临严峻挑战。今年我国只有实现粮食稳产的目标，才能从容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卖青苗谋利就显得不应该了。
三是阴谋论。
有人认为，事出必有妖。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农民卖青小麦是西方大国与中国冲突的表现，是继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舆论战、生物战等之后，推出的粮食战。“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西方大国想方设法打破中国主粮自给平衡，从而试图控制中国……
资料图：新华社
关于粮食安全的四个意识
据专家估算，我国每年有10%左右的小麦用作饲料。本来，我国主粮基本上可以自给，而近几年各种全球性风险对我国的粮食安全确实造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对于粮食安全，敏感的社会反应属于正常的社会心理活动。
但是，对于分散而不知详情的网民而言，若不加思考地跟随所谓的“意见领袖”，很容易无意识地带来网络暴力。所以，有必要建构理性话语疏导社会心理。
对于如何判断我国的粮食安全，我们必须要有四个意识。
第一，国际意识。
受俄乌冲突、中美贸易战、作为全球第三大小麦生产国的印度近期遭受极端干旱天气等因素干扰，中国的粮食安全确实面临一定的潜在威胁。但总体而言，当前全世界仍处于和平与发展阶段，我国对外开放正常，粮食进口存在一定的国际周旋空间。并且国内也早有准备，前几年未雨绸缪地提出了“要将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并且不断整治“非农化”、“非粮化”，实施耕地保护。可以说虽情况复杂，但我们已有应对策略。
第二，国情意识。
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仍是当前最大的国情。反映到农业上面，仍然是以家庭联产承包的分散经营为主；以亿万小农户为主，农业是家庭内部分工的结果，老人农业、兼业等现象突出；农业除了生产经济功能，还有生活保障功能；可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自由进退的空间。特别重要的是，我国的农业生产中仍然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特殊情况可以动员从事农业生产。
此外，如遇主粮不足，我国大部分山区可以种植土豆、红薯等杂粮，及时予以补充。我国也有存粮备荒的传统，我国现在小麦、稻谷库存可以食用一年左右，可以应对短期风险。
第三，市场意识。
我国建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如今还在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而努力。国家一再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作用。关于粮食交易，国家虽设置保护价，但大多采取市场流通方式。也就是说，粮食流通是全国市场配置的结果。
当前，少数地区小麦青贮也是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是特殊条件造成青贮玉米不够的市场替代选择，并不存在广泛而持续的市场交易的可能性。没有买方主体，就没有交易对象，卖方主体也就不存在。重要的是要进一步摸清供需双方主体的现实状况。
第四，大粮食安全观意识。
粮食安全并非只有主粮安全。随着我国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人民群众对于肉蛋奶及新鲜果蔬等的消费欲求越来越高。养殖企业综合各方面条件，只能用青贮小麦救急。换言之，如果让养殖企业提前售卖牛羊等，会不会影响中国的肉食品安全呢？
比较重要的应对措施
我国一直都很重视粮食安全，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规范耕地占补平衡、增减挂钩，强化土地流转用途管制，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就笔者近两年在江西、湖北、安徽等地调查来看，粮食安全已经成为基层重要的中心工作，有的省份乡村干部还被逼成为了“种田大户”。整体上，我国的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
不过就青贮小麦引发讨论一事，并综合笔者在不同省份基层调查来看，我们可能也需要采取进一步的应对措施。
首先，给社会以确定感。
当青贮小麦现象引发社会纷争时，农业农村部及时组织相关省份核查核实，后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全面排查毁麦开工、青贮小麦等各类毁麦情况，对违法违规行为，发现一起处理一起。相关省农业农村厅专门下发了《关于严禁任何毁麦事件发生的紧急通知》。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可以增加社会的确定感，具有稳定社会心态的功能。
其次，维护市场配置粮食资源的基础性地位。
我国早已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已经发展到“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有能力扶持农业的发展。只要不出现因战争、大面积灾害等造成粮食极度短缺，就仍要运用适当提高粮价等柔性手段调控粮食交易，以市场交易为主，没有必要提升粮食的管控等级。当然，对于毁麦开工等人为损害要坚决打击。
最后，进一步为粮食生产提供公共服务。
截至2021年，我国仍有5.56亿人生活在农村，2.3亿小农户经营耕种的土地占全国耕地的70%，是粮食安全的有力保障。因此要持续向小农户提供农业生产的公共服务。
比如：在村社内部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将分散农户组织起来真正实现统分结合的经营方式，让农户节约生产的交易成本；防止假种子、假农药、假肥料流入田间地头，造成人祸；维修增修水渠、道路、电路，为粮食生产提供便利的基础设施；根据不同地区农民主体需求，提供差异化的翻耕、播种、打药等服务；等等。
在全国不同地区的乡村调查时，一位基层干部告诉笔者，现在很多地方农业部门不研究农业政策，无法跳出“项目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怪圈。
看来，要想真正维护国家的粮食安全，除了上有正确的宏观政策、下有亿万农户愿意从事粮食生产，中间还要有地方政府及部门非利益化地执行政策与服务农业。只有建构起稳定的农业现代化治理与粮食生产体系，才可以不用再担心粮食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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