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浩瀚的历史长河里，酒和酒文化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翻开史书，有关酒的精彩故事不在少数，从商纣王的酒池肉林到秦末的鸿门宴，从刘曹的煮酒论英雄到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酒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息息相关。
但提到葡萄酒及其文化，不少国人都有着刻板印象，认为葡萄酒是舶来品。
葡萄酒真的是外来酒吗？我国从来没有葡萄酒文化吗？今天我们就来打破这个传统错误观念，科普一下我国的葡萄酒历史！
此前根据考古学家们对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9000年前）的考据，就发现了酒类饮料沉淀物，成分和葡萄酒、米酒一样。
在殷商时期，人们就开始采集食用各种野葡萄。《诗经》中《周南·蓼木》有云：“南有蓼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其中，葛藟指的便是野生葡萄。
西汉建元三年，外交官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从盛产汗血宝马的大宛（现费尔干纳盆地，乌兹别克斯坦）带回了葡萄还带来了酿酒艺人，使我国的酿酒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提高。
东汉末年，由于战乱及国力衰微，葡萄种植业及葡萄酒业日益困难，葡萄酒异常珍贵，仅限于贵族中饮用。
《三国志·魏志·明帝纪》记载，孟佗用一斛葡萄酒得到了凉州刺史一职（汉朝一斛为十斗，一斗为十升，一升约合现在的200毫升，故一斛葡萄酒是现在的20升，以750毫升的葡萄酒计算的话，约27瓶）。可看出在东汉末期葡萄酒异常珍稀，可谓“滴滴值千钱”。
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葡萄酒的生产和销售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魏文帝曹丕喜欢喝酒，尤其喜欢喝葡萄酒，还把自己对葡萄和葡萄酒的喜爱写进诏书，告知于群臣。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种植的不仅是张骞引进的欧亚葡萄，还有我国原产的葡萄
至唐朝贞观十三年（公元640年），唐朝打败高昌国（今吐鲁番）所获的战利品中，包含马乳葡萄种及葡萄酒酿造方法。
唐太宗在皇宫里大种葡萄，还亲自参与葡萄酒的酿造，酿成的葡萄酒色泽好，味道好，还兼有清酒与红酒的风味。《太平御览》称，唐太宗酿的酒“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盎”。
皇帝陛下亲自“带货”，加上人民富裕，民间葡萄种植、酿造及饮用葡萄酒呈爆发性的发展趋势，全民饮用葡萄酒的风尚在唐诗中有所反映。
诗仙李白的《对酒》，王翰的《凉州词》，白居易的《寄献北郡留守裴令公》，以及刘禹锡的《葡萄歌》等都为葡萄酒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中最脍炙人口的要数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唐代，是一个上至天子满朝文武，下至平民百姓，甚至文人墨客都喝葡萄酒的时代。
而到了立国虽只有90余年的元朝，却是我国古代社会葡萄酒业和葡萄酒文化的鼎盛时期。葡萄酒与马奶酒并列为宫廷的主要用酒。
元朝政府对葡萄酒的税收扶持以及葡萄酒不在酒禁之列的政策使得葡萄酒的普及成为可能。同时，朝廷允许民间酿葡萄酒，且家酿葡萄酒不必纳税，使得民间自种葡萄，自酿葡萄酒十分普遍。
至清朝，葡萄种植品种不断增加，尤其是康熙年间引入了多种葡萄品种。康熙皇帝本人也是一位热衷于饮用葡萄酒的皇帝。
其在一次疟疾之后，养成了每天喝一杯葡萄酒的习惯，直至去世。他把“上品葡萄酒”比作“人乳”，认为常常饮用是很有好处的。
清末民国初，葡萄酒不仅是上层社会的珍贵饮品，也频繁出现在一般的社交场合及酒馆中
新中国成立后，葡萄酒行业百废待兴。1953年全国税法会议上提出“限制高度酒，提倡低度酒，压缩粮食酒，发展葡萄酒”并给予葡萄酒免税待遇。自此，我国葡萄酒发展迎来新生。
近年来，我国葡萄酒逐渐打破了固有印象，一大批企业、酒庄立足民族特色，已走出高质量发展之路，并得到了国内外的认可，在国际评选大赛上屡屡获奖。
国内逐渐形成了宁夏贺兰山东麓、新疆、东北、山东等著名葡萄酒产区。
而凯仕丽酒庄正是位于国家葡萄酒地理标志产区：宁夏贺兰山东麓，在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范围内。
酒庄以塞上江南的优良风土与“尊重自然”的传统工艺，酿造出了可与世界红酒行业佼佼者媲美的双有机独特佳酿。
酒庄酿造的凯仕丽神话干红葡萄酒2015先后获得了“WINE葡萄酒第11届金樽奖最高奖项——金樽大奖”、“2018中国优质葡萄酒挑战赛（优质酒）质量银奖”以及“第十届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金奖”。
今年是凯仕丽酒庄成立的20周年，2002年—2022年是栉风沐雨、筚路蓝缕的二十年，也是历经磨砺、奋发向前的二十年。
时光易老，不忘来路，不改初心，凯仕丽人期待下一个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