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网易号&脉脉「100种职业100种人生：行业故事大赛」参赛文章
这是我们讲述的第357位真人的故事
我叫刘新电，1971年出生，河南周口人，是个卖了近30年烧饼的老北漂。
吃过的苦，读过的书，铺就我们的人生之路。不吃学习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这是我的真实写照。我初一辍学，四处打工，烧过砖窑、修过路、学过车床……还因此进过10天收容所。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因祸得福，我学得一门手艺——烙烧饼。凭借这门手艺，我从摆地摊到开店面在北京闯荡近30年，实现买车买房的梦想。最重要的是，培养出2个大学生。
做一件事不难，难的是坚持做一件事；坚持做一件事也不难，难的是坚持到底。不管做什么，都不要急于回报，播种和收获不在同一个季节，中间隔着的时间叫“坚持”！
（2006年在北京）
1971年，我出生在河南省周口市的农村，家里五个孩子，我排行老四。
我出生的那个年代，农村还是大集体，每个村子就是一个生产队。父母是生产队的社员，每天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过着从地里刨食的辛苦日子。
那时候，家庭的收入全靠工分按劳分配，工分挣得多，相应分的粮食也多。每家每户都有好几个孩子，因为长大了都是劳动力，可以多为家里挣工分。
当我们还小的时候，不用参加集体劳动，家的收入全靠父母的工分分粮食。过去粮食产量不像现在这么高，家里孩子又多，所以每年的口粮都不够吃。
记得吃得最多的是各种粗粮和红薯，就的都是萝卜咸菜。过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回白面馒头和肉。
除了肚子里没有油水外，穿的、用的也很简陋。我和弟弟都是捡姐姐哥哥的旧衣服穿，不合身是常有的事，有时也免不了会穿件花衣裳，这也再正常不过。我身边的伙伴几乎都有一样的经历，谁也不会取笑谁，反而觉得蛮有意思的。
（2006年跟母亲和侄子在长城留影）
后来长大一点上了小学，也有一定的劳动力，农忙的时候学校都会放假，我就跟着姐姐哥哥到生产队帮忙，干些力所能及的活。捡麦穗、打猪草、放牛羊都干过，靠这些我们姊妹五个也能挣不少工分。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生活虽然艰辛，但童年的时光过得很快乐。农村的孩子都是散养的，父母每天要上工，根本没时间管我们，“野孩子”遍地都是，也没有那么娇贵，天天放学后都是疯玩。不像现在的孩子从小压力大，要上各种补习班。
后来，农村也开始实行包产到户，每家都是自我经营、自负盈亏，人们努力奋斗追求幸福生活的劲头更足了。
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那些有文化、头脑灵活的人家通过发展副业、外出务工，在经济上走在了前列，村里竟也出现了万元户。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父母也都是老实人，他们觉得侍弄好家里的“一亩三分地”才是农民的本分。但总归是在土里刨食，怎么着也不会刨出金疙瘩，父母在地里劳作的劲头一点都没减，家里的经济收入和生活状况却不见好转。
那时，父母总是为家里的生计而发愁，有时候甚至连打理村里人情世故的钱都没有。
（70年代的麦收全靠人力）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发生在15岁时候的一件事，也正是这件事让我淋漓尽致地认清了家里贫穷的真面目。
那年的麦收时节，田里的麦子都已收割完，等着施肥后种下一季的粮食，但家里实在拿不出买肥料的钱，种庄稼的时令又不能错过。父亲只好无奈地把刚刚打下来没有晾干的麦子装上地排车，拉到镇上卖了才有钱买肥料。
当时，我在后面推着车，抬头看着父亲佝偻着的瘦削背影，心里说不出的难受。这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直到现在，每每回忆起这个往事，眼里还会止不住地流泪。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就在心里狠狠地下定决心要努力改变家里贫穷的现状。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还没有在那时的农村形成共识，我也觉得读书成才是件很遥远的事，不如早早下学务工，来得又快又实在。我初中只读了1年就辍学了，立志要出去闯荡一番，多赚些钱，改善家里的生活。
不吃读书的苦，就会吃生活的苦。最开始的时候，我干得几乎都是体力活。
（当时就是在这样的砖窑厂干活）
我在砖窑厂做过工，成天跟土坯和硬砖打交道，特别到了闷热的夏天，还要在密闭的窑坑里码砖，不一会儿的功夫，全身的衣服就会湿透，一天下来整个人几近虚脱。这个活又脏又累，但每天只有4元的收入，厂里还要扣除生活费，一个月下来最多能赚60多元钱。
1年后，我跟着河南新乡的施工队到山西大同修路，那时不比现在，几乎没有机械化，修路的各种工序基本全凭人力。那个地方又是山区，施工难度之大、劳动之艰苦任谁都可以想象一斑，这样辛苦地活每天也才6块钱。
在山西大同修了2年路，这期间，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身上几乎不留钱。特别是到了每年的麦收、秋收的季节，更是会及时把工资都寄回家，因为这个时候总是家里最缺钱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吃苦还不觉得苦，生活再苦再累也没有把我压垮。我知命，却不认命，总想着办法改善和提高自己的收入。
（94年结婚时的家现在已破烂不堪）
通过这几年的劳动经历，我也渐渐明白了单纯靠出卖体力干活，就是汗珠子掉在地上摔成八掰，也不会有很好的收入，就下定决心要出去学点技术。
我到山东烟台牟平学过车床，那时的车床还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就是纯粹程序化操作。我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非常用心学，不出1个月就学会了。
接触车床的时间长了才发现，干这一行工资也不高，更重要的是自己打内心里根本不喜欢这个枯燥的行业。3个月后，我就离开烟台去了辽宁大连，在一个水磨大理石厂打工，这一干就是3年。
在外面打工的人更是不容易，背井离乡、吃苦受累都好说，最让人无法接受的就是工资不能按时发。记得93年快过春节的时候，厂里一直拖着不给发工资，辛苦劳动一年，到头来却两手空空，甚至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那年的春节，我没有回家。除夕夜看着万家灯火阑珊，家家团圆和谐，再想想自己的窘迫，在这个中国人阖家团圆的传统节日里，自己是一边想家一边难过。
（现在的小康生活来之不易）
94年的时候，家里给定了一门亲事。这时已经23岁的我也该成家，就回家结婚了，同年的10月份，我的大儿子也出生了。
成家以后，我感觉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总不能让老婆孩子再过苦日子。当时还是盘算着出去学技术，学成以后将来自己单独干。
那时县里的电视台总是滚动播放着教各种技术的广告，其中有一条教做拉面的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心想民以食为天，人到哪里也离不开吃饭，最不济将来自己开个小饭馆，全家也不会像我小时候那样再吃不好、饿肚子，我就此打定了学习拉面的主意。
等学成以后，本想在县城开一家小饭馆，但各种条件都不成熟，一直也没有开成。后来，听家乡的人说天津那边饭馆多，好找工作，我就惜别了妻儿，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天津谋生活。
（98年与大儿子的合影已失去往日的色彩）
为了尽快找到工作，先站稳脚跟，我去了位于天津城区八里滩的劳务市场。可谁曾想工作还没找到，自己却进了收留所，也正是这次经历，使我跟烧饼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刚到天津没多久，也不知道要办理暂住证，那天去劳务市场找工作，正好赶上严查外来务工人员。本来他们已经查完都要离开的时候，却看到了在劳务市场门口的我。经过盘问之后，得知我也没有暂住证，就这样不明就里地被带进了收容所。
然而让我没想到，也可以说幸运的是，那天一起被带回收容所的，有一个是和我来自同一县城的老乡。
都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这种情况下相识，不说相依为命，其实也差不多。后来还是在老乡老板的极力帮助下，我在收容所呆了10多天后才得以解脱。
（我做的烧饼颇具天津口味特色）
从收容所出来后，老乡热心地把我介绍到河南老乡开的烧饼店工作，就这样我一边在店里帮忙，一边学习做烧饼。
之前学习拉面时学到的面点基础帮了我，同时，也许是自己本来就是农民的缘故，对粮食和面粉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学得很用心。
在和面、揉面以及做烧饼的整个过程中，就像是在跟它们进行一种无声的交流，用师傅的话说就是悟性很高，我学习做烧饼进步很快。
我在天津学习了一年后，感觉自己的技术能够支撑起独立开店的梦想了，我就离开了天津，满怀雄心壮志地想去北京闯一闯。
来北京的那一年是1996年，我带着1500元钱，其中还包括借来的200元路费，来到了首都北京。
北京，祖国的心脏，全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全国人民都心向往之。这里遍地是机会，也充满竞争，一个普通的烧饼想要在北京人琳琅满目的食谱中确立一席之地，谈何容易！但是，我想只要我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何愁闯不出一片天。
我在北京的第一家烧饼店选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严格来说它不应该叫烧饼店，而应该叫烧饼摊，因为我租的是人家饭店门口一块不大的地方来做烧饼。
（我和老婆在八一湖公园）
当时我借了老乡的一个烧煤的炉子，置办了一个案板，七拼八凑弄齐了所有的家什就开业了。交了2个月的摊位租金以后，身上已经没有多余的钱，晚上我就住在案板的下面。
因为根本没有赚到钱，在这里我坚持了半年，这是我第一次尝到了在北京创业的艰辛。
1996年10月，第二次开店我选在了比较繁华的西三环，也是在人家饭店的门口摆摊。因为这里客流量大，这次赚到了钱，但是也只是仅限于比普通的打工强一点。
虽然赚到了钱，但是也遭了不少罪。那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冷，白天零下7、8度，晚上最低零下20来度。我的烧饼摊是在室外，因为温度太低，只能用热水和面，但是不多长时间，贴着面盆壁的面很快就会结冰，大大增加了做烧饼的难度。然而，我的手也经常被冻伤，有时只能用一只手和面。
1997年的时候，老婆为了过来给我当帮手，带着孩子来投奔我。刚来的时候，我们一家3口租住在大约5平米的房子里，只能放下一张床，做饭只能在床头的一丁点地方。
（老婆和孩子刚来北京在公园合影）
作家丁玲曾说：“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都能适应。”我在这里坚持干了有1年多，后来，随着北京市取缔马路市场，第二个烧饼摊也无法经营了。
从1998年开始，为了寻找合适的门面房，我在北京不知搬了多少次家，只2001年1年里，我记得就搬了4次。也是在这段居无定所的时期，我的第二个儿子也出生了。老婆跟我拖大带小到处搬家，也吃了不少苦头。生活虽然还是艰苦，但一家能在北京团聚，就是辛苦也觉得幸福有奔头。
直到2003年的时候，我们才在北京稳定下来，并一直干到现在。那时我在北京丰台区大红门附近找到了合适的店面，为了讨个彩头，也为了赶一个餐饮的空挡期，在大年初六，我的烧饼店就开业了。
（背后是我现在的烧饼店，门面也不大）
当我们向着美好生活大步迈进的时候，谁知刚开业2个月，就赶上了非典疫情。所有的餐饮业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当时，几乎坚持不下去了，我还萌生了把店兑出去的想法。
我老婆却主张再坚持一下。有段时间，我出去打工赚钱维持生活和开支，老婆就守在店里卖烧饼。最少的时候，一天只能卖五六十元，就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再说过要放弃。
所有的坚持都会得到回报，我们终于守的云开见日出。非典疫情得到控制后，北京的经济很快恢复，我们烧饼店的买卖也随之迎来了春天。
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我和老婆一心扑在经营烧饼店上。我们做出不同口味的烧饼出售，无论是咸口、甜口还是有馅的烧饼，都是外皮酥脆，瓤心绵软，适合北京人不同的口味需求。为了保证质量和口感，我都是纯手工制作，凭着多年的经验，各道工序的火候都把握的恰到好处。
（北京电视台美食节目采访我时，我与主持人火旺合影）
好酒不怕巷子深，好吃的烧饼本身就是广告。我们的烧饼被附近的人们接受，并慢慢的向周边扩展，我们的顾客越来越多，一天竟能卖300多个。后来，一些饭店也来跟我们合作，让每天固定地供应烧饼。
我做的烧饼算是打开了市场，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一天下来腰酸腿痛。但是看着生活一天天的变好，心里也甜滋滋的，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累并快乐着。
在北京稳定下来后，我的很多亲属都来跟我学做烧饼，并且学成之后，也都在各自生活的地方成功的开了烧饼店，家里的经济条件和生活质量都有的很大改善。
（2014年我和堂哥在天安门留影）
我经过多年的努力，也在家乡的县城买了房，买了车，过上了小时候连想都不敢想的小康生活。
而最让我感到幸福和欣慰的是，我通过做烧饼这个行业赚钱供养出了两个大学生。我小时候没念多少书，吃了不少没有文化的苦，所以我很重视两个孩子的教育。
两个儿子也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大儿子高考考上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现在已经毕业，小儿子正在南京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看到他们学有所成，我的心里乐开了花，心想这一辈子的辛苦确实值得！
（两个儿子是我的骄傲）
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国爆发，我回老家歇业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接触了自媒体，没事就拍一些短视频。我将多年做烧饼的经验分享到网上，没想到很多网友都喜欢，并且很多都跟我交流经验。
后来，我看到网上有人教做烧饼，也萌生了教人做烧饼的想法，但是不同的是，我完全免费。
我免费的初衷是，做烧饼这个行业看似简单，却也需要悟性和坚持，学了不一定学会，学会了不一定能成功开店盈利，并且大多数想学的也都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如果我收了学费，人家没学会，或者没能成功开店盈利，我心里过意不去。所以我决定全免费、不保留地教人做烧饼。
（现在我老婆也成了做烧饼的一把好手）
两年中，来找我学做烧饼的全国各地的都有，也有来跟我交流经验的，在我的帮助下，很多人也开了烧饼店，很多人也改变提升了自家烧饼的品质。每每收到这样的信息，我都会由衷地感到高兴。
回想这么多年来的经历，我心里感慨万千。其实做烧饼是个辛苦活，每天4、5点钟起床，晚上8、9点钟休息。我已数不清坚持了多少个日日夜夜，记不清看过多少个凌晨4点的北京。但是，奋斗的人从来都不孤单，无论你多早或多晚，在北京的街头都能看到很多奋斗的身影。
就像汪峰的那首《北京北京》唱的那样“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也在这里失去。”我跟在北京奋斗的所有人一样，在这里追寻着自己的梦想！
（我也通过网络直播教人做烧饼）
我的梦想其实很简单，现在就是一边做烧饼，一边免费教技术，并帮助更多的人开店，走上致富路；等我退休了，我把店面交给徒弟，跟老伴儿去环游中国，遍览祖国大好河山，去追逐一段惬意的人生。既然选择了远方，那就让我们风雨兼程。
人不能选择家境，却可以选择出路，有些事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坚持了才有希望。
【口述：刘新电】
【编辑：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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