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个人征信”已经成了现代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之一，良好的征信记录是人们正常生活的保证，而征信受损也会带来许多不便。
那些借贷却未能按时归还的人，会被蔑称为“老赖”，甚至有银行将其名单投影在大厅屏幕上滚动播放昭告天下。不过，与这些“老赖”相比，中国最家喻户晓的债务人就数《白毛女》中的杨白劳了。
而杨白劳借了黄世仁的钱没还，算不算“老赖”？真正的“老赖”其实就是此人！
到底什么算“老赖”
《白毛女》的剧情，相信上了年纪的人们都懂：旧社会的佃农杨白劳是个奸夫，含辛茹苦带着貌美如花的女儿喜儿，依靠给地主黄世仁种地为生。杨白劳不幸病倒，走投无路时找到了黄世仁借了十多万元钱。
贪得无厌的地主黄世仁，为了自己的利益，逼着卧病在床的杨白劳借了高利贷，还让杨白劳欠了他一些田地。杨白劳本以为病好了以后就能干活，倘若土地丰收便可偿还债务。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当年因为天灾而歉收，黄世仁上门来催债了。此时由于借款利息，杨白劳不仅要连本带利赔付20两银子，还要偿还田地的租金，贫困的杨白劳被拿捏住了。
黄世仁见状，就要挟杨白劳用自己美丽的女儿喜儿抵债。原来这是贪财好色的他一早就设下的局，此时的杨白劳只好答应将喜儿嫁给黄世仁……
《白毛女》作为一部经典的芭蕾舞剧，用曲折动人的故事告诉人们“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道理。不过，也有一些人无法理解黄世仁的作为为什么就算冷酷无情，欠债还钱不是应该的吗？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从借贷的定义说起。所谓借贷，就是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在法律意义上，是指由贷方与借方成立一项“借贷契约”，贷方将金钱所有权移转给借方，到期时由借方返还同额的钱。如果有利息，则利息率要合法明确，且在签订契约之前就取得双方的知情同意。
在理想状态下，借贷双方都应是成年并具备完全民事能力的人，并且不存在一方受到强迫的情况。
通过上面的定义，不难看出，一次合理合法的借贷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标准：借款合同完整规范；借贷证据保存完好；利息约定合法明确；借贷担保慎重提供；债务合乎法律规定；充分保护借贷债权；借贷双方知情同意。
而依照此定义，只有当合理合法的借贷进行到债务人偿还债务时，债务人具备偿还条件，但蓄意拖欠债务，才能被算作“老赖”。
趁人之危杀黄世仁
而杨白劳的情况，和理想情况可谓大相径庭：先是重病缠身，迫不得已求助于黄世仁，黄世仁既是他的债主，又是他的老板。借贷双方存在着权力上的实质不平等。
而因为人命关天，这笔钱又不得不借，杨白劳在这时借贷，并不符合知情同意，也并非出于自由意志的行为。
而由于双方地位的不平等，杨白劳也无力与黄世仁“商量”借贷的利率，只能任凭黄世仁信口开河抛出高利贷。在当时，高利贷现象十分普遍，但在借贷人生病时借出高利贷，也令人不齿。
另一方面，“老赖”的定义主要指的是“有能力偿还债务却不愿偿还”的人，属于信用缺失，而非因不可抗力因素而无力偿还贷款的人。剧中的杨白劳因为天灾田地歉收，没有办法还上钱，和蓄意拖欠根本就是两回事。
再来看黄世仁催债时索要的财物吧：不仅是欠下的20万两白银，还有田地的租金！要知道，民国时期是银本位制度，法币（纸币）和铜钱为下币，银元为上币，也有人用金条来支付的。
当时的银元，可比铜钱和法币值钱多了。杨白劳借款时只是借了十几块法币或者铜钱，可一年不到就翻了番，变成了20两银子！20两银子比银元还要值钱，这是多么残酷的剥削呀！
至于田地的租金，更是黄世仁吃人不吐骨头的铁证：租金是固定的，可是佃农租下的不是土地本身，而是土地的使用权。土地并不能给佃农带来收益，佃农的收益完全依靠今年的收成。
佃农本身就是无产者，收成好的时候尚可付清租金还有零星结余；遇到年景不好的时候，不仅血本无归，恐怕还要倒贴钱养土地。
而地主呢？雇佣了佃农来打理土地，还能收取租金，甚至在丰收年也能搜刮一些额外收入；要是佃户退了租，自己不但不损失什么，土地还可以租给其他佃农；由于常年有人打理，土地肥力越来越高，收入就会越来越多，又可以继续买入土地，继续出租，如此循环往复……
杨白劳的土地遭遇天灾而歉收，并非因为自己打理不当而减产，也就是说黄世仁把这片地租给谁都只有损失，还要问杨白劳要租金，那就是想榨干他最后一滴油水！这就是地主阶级的残酷之处。
而黄世仁接下来用喜儿抵债，更是将经济上的剥削，扩展到了对人身的控制和盘剥上：喜儿是个人，不是他的私有财产！他用债务控制杨白劳并强占喜儿，不过是借着欠债的由头为所欲为罢了。
看来，这桩公案中杨白劳看似理亏，实际上才是吃了哑巴亏的人；而黄世仁看似正当，暗地里却是真正的“老赖”。
异化的土地财政
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感叹：旧社会的地主真可怕，他们仗着自己拥有土地，就开始为富不仁，骑在广大佃农和无产者的背上作威作福。幸而有了党和国家，推翻了旧社会，开辟了新天地，将地主阶级扫进了历史的尘埃中，还每个人以自由。
不过，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一种现象正在悄然而至：步步攀升的高额房价。
对于当代青年来说，“买房难”是生活的头号难题。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房价早已经突破天际，而像成都、武汉等“新一线城市”的房价也开始令人望尘莫及，近年来连一些二三线城市的房价都涨到了需要掏空“六个钱包”的地步。
曾经家家户户都能“分配”到，或者奋斗几年就能买下的平价房产，究竟为何身价倍增呢？这就涉及到土地财政的问题。众所周知，我国土地全部归属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只拥有经营权。
这一规定既保障了我国实质性的公有制，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土地承包和买卖这一“暴利”的行业，从经济层面防止了“地主”的重现。然而，没有所有权不表示不能用经营权盈利。
2010年后，大量开发商低价收购各地区的土地经营权，趁着经济的发展大搞房地产开发，目的就是将土地变成房子，收割一批城市中产的钱包。
这也和中国的城市化和城镇化进程息息相关：大量劳动力由农村涌入城市，在城市安家落户势必需要房屋。而由于我国尚未实行租售同权，且户籍制度导致没有户口就无法享受到城市的优待，因此许多人拼尽全力要获得大城市的户口。
而目前可行性较高的、获得大城市户口的方式，就是购买当地的房产。就这样，一间房子和人的工作、生活、婚恋、未来……捆绑在一起，逐渐将房价炒高，炒成我们都买不起的样子。
而日渐激烈的竞争也催生出“学区房”“商圈房”等花样繁多的购房选择，开发商坐收渔利，土地财政大发横财，被掏空的只有购房人自己。
更有一些有钱人动辄购买大面积土地经营权，俨然成为“新式地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农村大量的抛荒地和闲置地，以及一些小城市空置多年的楼盘。
这样的场景，无疑显示出土地财政的异化，令人忧心。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现象只是暂时的，终究会成为过去。
看了文章对《白毛女》的分析，我们对旧社会穷人的困境的领悟又深了一层，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新时代，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