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纪录片《秃然发生》
不动声色地火了。
它是全国首档关注男性脱发的纪录片，
至今已有超过2700万观众收看。
主角何润锋，是一个资深出镜记者，
同时也是一名脱发新人。
片子以他的自救为主线，
展示他如何请教专家、了解行业内幕，
又如何卧底植发培训机构，
并与各色脱发者交流困惑和心得。
何润锋走访了全国各地的发友们
在2021年的卫健委报告中显示，
我国目前有2.5亿人被脱发困扰，
其中男性约1.6亿。
片中形形色色的男性发友，
便是这群人的缩影。
他们第一次“向大众展示自己最软弱的地方”，
有人在妻儿面前从未脱下过假发，
有人责怪父母，遗传“脱发基因”，
有人为了追讨1000个毛囊，
跟植发医院打起了官司……
我国目前有2.5亿人脱发，假发成为解决困扰的方式之一
这是一部充满黑色幽默的纪录片，
全片一反常态，萦绕着女声的旁白，
颇有种男性被凝视的调侃意味，
我们采访了亲历者何润锋，
“男性脱发背后的性别意识，
很值得被讨论。”
自述 | 何润锋
编辑 陈星 责编 倪楚娇
何润锋曾作为出镜记者奔走在新闻现场，从不顾及头发
这个纪录片的诞生，要从我的故事说起。
我过去是一个出镜记者，以前跑过战地，奔走在各大新闻发生地的现场。我是从来不管我的头发的，也没时间想要吹一个怎样的发型。
在2017年，我去日本拍一个关于福岛核电站核泄漏的调查，摄影师跟在我后头，有一个机位一直对着我后脑勺。我发现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发量稀疏。
从那之后，身边的人、同事、同行的摄影师，也隔三差五地来提醒我：“小心一点，你要脱发了。”我越发地重视起来，也察觉到我的发量真的越来越少。
转行做节目主持人后，采访现场变得很有仪式感，图为采访诺兰和比尔盖茨
后来我转行做节目主持人，采访现场变成了很有仪式感的演播室，我的形象也是西装革履的，身边还有了一个妆发师，于是又多了一个提醒我的人，“留意一下你的头发”。
我一直以来有一个认知，报道的公信力和仪表的体面是有某种关联的。你见过国内哪个新闻节目的主持人和记者，是光着头的呢？即使脱发，也会戴假发。头发，似乎成为一个衡量仪表是否体面的重要因素。
过去的几年，我尝试过一些应对措施，试过用防脱洗发水，也去看过医生。出差、旅行，行李箱里永远带着发粉、梳子和发胶……
2021年年初，我跟导演组偶然提起想要植发。当时，我们讨论了很多关于脱发的感受，我描述的每一个细节，她们居然都那么惊讶。我们都觉得这个事儿，好像还真的有一个认知上的 gap。
大家一拍板，不然就拍一个植发的纪录片。
从去年10月份开始，一直陆陆续续地拍了三个多月，去了北京、河北廊坊、成都、上海、郑州、武汉等。我在里面，既是脱发的当事人，同时也是纪录片的创作者，去寻访全国各地备受脱发困扰的男发友们，和它背后的产业。
有一位在河南的袁先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
他从19岁开始，就不敢在公众场合脱下自己的帽子。在采访时，他一直都背对着镜头。
有一次下大雨，他的帽子丢了，就穿着雨披去公司。因为帽子丢了，他跟领导请假回家。领导问他为什么要披着雨披，他不敢说因为自己没有头发，问他为什么要请假，他也不敢说，是因为要回去找帽子。
朋友到他家做客，朋友出门了，他一个人在家，门还虚掩着，他终于可以摘下帽子了。没想到门忽然开了，他吓得把被子裹在身上。回头才发现，只是一阵风把门吹开了，他就躲在被子里一直哭。这个细节狠狠地刺痛了我。
最后促使他改变的是，家里一位长辈的去世。在葬礼上，他发现自己戴着的帽子成为一个阻碍，只能把帽子反着戴才能披麻戴孝。他下定决心找朋友东拼西凑借钱做了植发，头发长出来不少，可面对我时他还是戴着帽子。
采访前，他再三跟我们确认，是否会保护他的隐私。他用一句话承认了他所有隐忍的痛苦：“我向大众展示了我最软弱的地方。”
发友大多只愿意模糊出镜
发友们其实都藏得很深，他们只愿意和同病相怜的人倾诉。纪录片的同事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潜伏在各个论坛、贴吧里，通过各种蛛丝马迹去留言和联系发友。我去跟发友见面前，没有做任何了解，防止会有预设。
有一位武汉的大学生，他给女孩告白。因为脱发，女孩血淋淋地拒绝了他：“你自己心里有数。”可他给自己填了个词 ，“你自己心里有点x数”，他打心底里先把脱发的自己否定了。
有一个发友，一度跟自己的父母处于一种崩溃的状态，他说脱发都是因为基因不好，甚至对自己的基因很羞耻。有的人甚至想要去自杀。这是让我很震惊的。
发友罗林川，在妻子面前，24小时都是完美形象
罗林川老师，脱发22年了。他在妻子面前，24小时都是完美形象，无论睡觉、洗澡，从没有摘下过假发。他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极少用“假发”这个词，而用“发片”代替。
羞耻感、自卑、焦虑、心虚都是发友中比较普遍的情绪。但当中，也有看起来是已经“走出来”的发友。
李闪光，他是一个B站up主，他非常开诚布公地分享自己脱发的故事，甚至呈现自己不戴假发和戴假发的一个前后的对照。看到他戴上假发后的样子，网友留下的评论都是赞不绝口。
他处于一种临界的状态，看起来很活泼、很坦然。
但我跟他聊天后，我会存疑，我觉得这种坦然后面，还是有隐患的。如果他需要靠跟自己的粉丝互动，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取一种认同和信心的话，一旦这些东西改变或者消失了怎么办？
发友朱志彬，可能是全中国第一个数毛囊的人
还有一位叫朱志彬的发友，他可能是全中国第一个数毛囊的人。
原本医院承诺要给他种3500根毛囊，他做完手术之后，认为手术不太成功。他自创了一种“井字数毛囊法”，发现医院只种了2000多根毛囊，于是把医院告上法庭。
他就像《秋菊打官司》、《我不是潘金莲》那样，在这几年间，拿着一大沓的申诉材料，来来回回奔走于法院、监管局、第三方检测机构之间。
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毛囊变成了他的执念。或许我们会想象他的故事很极端，但接触下来，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在这里面受到了极强的一种挤压，才对毛囊那么执着。
当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感到我们都是命运共同体。所有的挣扎以及纠结，背后都是一种成因复杂的“不自信”。
一位发友正在接受植发手术前的咨询
2021年最新的数据说，每6个中国人就有1个是脱发，总共有2.5亿中国人有这样的困扰。这么大的人群，催生了一整个围绕“脱发”的行业，所以在探访完发友后，我也走访了这个产业。
比如假发村，我总在想象，假发村到底是怎么样？我就到了河南许昌的假发村，进了村就一路走一路问。
见到有一个正在加工假发的作坊，几个大妈、老奶奶，用一些传统的工具在那梳理假发。我们平常看到店里面，卖几万块钱一顶的假发，原来是从这里出来的。
当我看到满屋子都是假发的时候，也看到了背后一种庞大的社会情绪。
除了假发，“植发”被很多人当作最后的救命稻草。我找到了好头发网的创始人徐峰老师，他算是脱发圈的“老炮”，也是我入门植发行业的领路人。
他给我看了不少用药治好脱发的患者图片，给我讲了不少植发行业的内幕：“如今的植发盛行，是社会、机构贩卖焦虑的结果，许多其实不需要植发的人都跑去植发，脱离了医疗的本质。”
采访的一位行业人员坦言：植发后可能会变“小龙人”
他给了我三条警告：
第一，毛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取出来的时候肯定会弄坏一些。一小时要取1500-2000个毛囊，其实成功率不高。
第二，毛囊取出来，种到前面也有风险。
第三，植发后，可能会变成小龙人。
植发其实属于医美领域，目前市场里边，主要分为公立医院和民营机构这两类，他们的运营驱动力和沟通过程都不大一样。
像我们采访的北医三院是其中比较出名的公立医院，整个过程跟求医问诊一样。
我接触到的谢祥医生一年前也做了植发手术，很严谨。他告诉我，即使成功种植，也需长期用药维持 ，不然，头发该掉还得掉。
公立医院不会很急切地说服你去做手术，也不会给你承诺，一定保证成功率。但第一次会诊就能见到主诊医生，他会一直跟着你的诊疗过程，直到给你动刀子那天，也是同一个医生。
民营机构里边，它是一种商业逻辑在运作。它会跟你签合同，跟你一些承诺，保证95%以上的毛囊成活率，甚至有打折。
一般去做咨询的时候，首先见到的是接待的护士和咨询师，他们会给你用各种仪器去分析你的毛囊的萎缩程度，要植多少根头发，再一并算价钱。主诊医生，一般是要到手术的时候才能见到，咨询师很可能不会出现在最后的手术台上。
民营医院的咨询师还信誓旦旦地跟我说：“植完发，再做个眉毛，年轻五岁没有问题。”在民营机构里，自己更像是一个消费者，前后的检查、养护，流程更多。
哪个好哪个不好，其实大家的标准也不大一样。我在片子里货比三家，但得出的结论也不适合拿来就用，其实还是因人而异，需要大家亲自去比对。毕竟，植发是一个非常慎重的选择。
我们都知道一台植发手术，它实际上是由4~6个人的小团队去完成的，你的手术成功与否，不仅仅取决于给你主刀的医生，还要看整个团队是否专业。
我真的想知道，如果我做植发手术的话，我会面临怎样的一个风险？
是否像很多新闻报道中的那样，做植发手术的工作人员并不那么专业？这是否是普遍现象？以及这些不专业的人，他们会流向哪里？
准备卧底植发培训班
我们就找了一家植发培训班去卧底，去一探究竟。
这是一个学费为3800元，为期3天的植发速成班，电话里的人介绍，前两天学理论，第三天实操，零基础包教包会。
在我脑子里面，预设培训班很有可能像传销组织一样，会收缴全部手机，关起来集中培训，环境特别恶劣。虽然并不是这样，但还是完全超乎我的意料。
组织者见到我们，连身份证都没看，全程没有问我们之前有没有学过医，有没有从医资格证，在微信上转了学费，就能学。培训班所在的地方还挺富丽堂皇，甚至提供咖啡、水果。在上课的过程中，还可以随时用手机拍。
我们本来是准备用隐匿型摄像机拍摄的，后来发现 人人皆拍的时代下，课堂上每个人都会拍照录像，所以就用手机拍摄了全过程。
第一天的理论培训，讲师在一个早上就进行了植发的知识轰炸，非常密集的知识点都要学员记下来，我的笔记本也密密麻麻地写满了。
下午就开始给我们推销，告诉我们，参加这次培训班的学员，可以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在他们机构进行医美，如果能拉来2、3个人，还会有回扣。我才明白，这其实是培训班的真正目的，不仅是要开拓客源，并且要开拓下沉市场
用萝卜片练手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上手了。讲师给每人发了两片萝卜练手，用来模拟植发。顺带给我们普及了提取毛囊的仪器，完了还给我们推销这些仪器。
我们还有一个在手术室里，观摩植发手术的机会，在一个不保证彻底无菌的环境下，躺着一个打了麻药的志愿者。当医生老师在取毛囊的时候，忽然一个女学生伸手想去看一眼机器，把医生老师都吓了一跳。还有一个学员，几次地在那里抠鼻子。
整个医疗环境，到处都是不规范。看到每取一个毛囊，头皮的部分就在渗血，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这靠谱吗？
最后，甚至要我们在志愿者头上动刀！每个人需要亲自动手取2个毛囊，一共有19个学员，一共要取38个毛囊。
学员一个一个地上去取毛囊，
直到最后，医生点了何润锋的名字，他只能硬上
当时学员都一哄而上，但是我很纠结、抗拒这件事，直接给人提取毛囊，给人种头发，我没有这个资格去帮人做。直到最后，医生点了我的名字，我只能硬上。我取了钻头，努力了接近3分钟，哆哆嗦嗦地，终于取了1个毛囊。
这是我跟植发行业最近的一天，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魔幻。
这个纪录片有一个独特的设计。
片子里面有两个视角，一个是我的视角，另一个是导演组的女性视角。《秃然发生》的女声旁白，主语一直是第二人称“你”，用一个女性的口吻，在审视着男性发友们——“我同情你们，可怜你们，猥琐的代名词...”
女性长期作为一个被凝视的对象，外貌、身材的焦虑经常发生在女性身上。但同样的，当出现外貌焦虑的时候，男性也成为被凝视的对象。
有很多影视文学作品里，很多人会把“猥琐男”塑造成脱发的形象。这样的一种社会认知，慢慢在大家心里固化，成为一种审美标准。
发友张建宏
张建宏，是一个山西农村小伙。他在28岁那年全网征婚，经历了三十多次相亲仍然无果。他发的那条征婚视频，被许多人嘲笑发量。他可能根本没有那么强烈的认知，说我的头发可能影响了找对象。
后来得到一个植发机构的免费赞助，植发成功，也顺利处了对象。可是好景不长，女朋友跟自己处得不好，悄悄走了。之后他还在不断地相亲，但是这回别人嫌弃的不是头发，而是因为啤酒肚、身高等别的问题。
张建宏，可能是洪流当中最无力的一个，他一直都被审美标准、社会论述推着走。
我们采访认识的朱玮，他是一个程序员，他选的方式就是光头，他觉得那样就是帅的、酷的。他跟我说：“为什么你都这么成功了，还要去在意自己的头发？”
上海光头协会，每个成员都很坦然
我在上海见到一群光头协会的老外，他们丝毫没有这样的困扰。他们对我说：“你是个记者，你就应该勇于打破这种偏见。”这话其实谁都能说，我也希望我能够自己打破这个规则，但你身在规则其中太难了。
我们的故事都不一样，但又都一样。这当中不仅仅是一个自我认知的问题，还是一种在社会观念裹挟下的自我认知。
那天片子上线，有网友的观点说，“有趣的灵魂是最重要的”。
但实际对许多人来说，外表的体面，它是某一种精神力量的枢纽，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他能够很大程度上去解决自己的自信心不足的问题，生活才有更多的可能性。
脱发的患者很多，但大家又仿佛是社会的少数派，被边缘化。归根结底，还是你能不能接受一个脱发的自己。
你要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不在意，其实很难做到。就像我，哪怕愿意去拍这个节目，但拍摄的时候还是会担心头发在镜头中过于稀疏。也许，当我把自己的在意表达出来后，才能变得坦然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