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所看重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都是近代以后才从西方引进来的，有它的存在理由，也有它的特点，然而也不可能代替中国自古以来所有的学术文体，不可能让中国所有的学者都写这样的外在形式规整划一的东西。
■ 文| 邹建军
四、我们发现在这本书的后面，自然也没有“索引”的存在，也有一点不合常情的，因为作者是学西方哲学出身的。所谓“索引”，是指与书中各章中关键性的术语和概念相关的内容，在书的后面列出一个详尽的列表，看哪些术语和概念出现在了书的某一章或某一节，哪一页或哪一面，有利于读者进行全面的回顾与重点的检索。
在西方的许多学术著作中，包括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学术著作，往往都是有着详细“索引”的，这一部分往往在译著中得到了全部的保留，成为译著的重要特色。虽然本书并没有“索引”，然而这本书中所涉及到的专用术语和通用概念还是不少的，不过绝大部分的这些术语和概念，都是作者自如地与自在地进行了运用，而不是从西方和古代的著作中故意引进来的。
在这本书中的确是少有引经据典的东西，因此，我们基本上看不见什么孔子说、老子曰之类的论述，也很少看见海德格尔、康德、黑格尔说什么之类的话语形态。对于一部哲学著作来说，用自己的语言把问题讲得如此之清楚，把具有相当难度的美学原理讲得如此深入浅出，体现了一种十分难得的选择。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们许多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往往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浅显的问题深度化，总是在那里故作高深，故弄玄虚，本书的作者反其意而用之，反其道而行之，不得不令人佩服。为什么一定要言必称西方呢？为什么一定要言必称孔子呢？为什么一定要堆砌许多的术语和概念呢？
中国古代特别是诸子百家的著作，几乎是没有任何引用的，也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概念的，即使是像《老子》这样的著作，除了“道”这样的术语外，几乎再也没有其他术语，不照样把高深的哲学问题讲得很清楚吗？既然没有多少术语和概念，那为什么还要有“索引”呢？
前人所谓的大道至简，同样也体现在这里了。不按现有的学术体例来，而是根据自己研究的需要，根据学术表达的需要，进行全新的选择与重新的创造，体现了本书作者的最新构想，也体现了一位真正的学者之最高追求。学术的创新体现在许多方面，可以是内容方面的创新，也可以是形式方面的创新。
本书作者所提出和讨论的问题，当然都是全新的问题，是哲学中存在的重要问题，也是美学中存在的重要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学术的内在体系上，同样是一个大胆的创新，是一种全新的论述。所以，我们认为这本书在外在的形式上没有“前言”与“后语”，也没有能够体现自己学术框架的细致的目录，同时也没有“注解”、“参考文献”和“索引”，在形式上也是一种大胆的创新。
自古以来，学术文体本来是多种多样的，学术体例也是不断变化的，然而，当下的中国学者以及他们的后学们，在文体上走向了一条越来越窄的路，成为我一直忧虑不已的事情。学术文体是多种多样的，有学术论文、学术著作、学术编著、汇注本、教材、调研报告、咨询报告等，还有书信、日记、绘本、图表、项目设计、项目说明、大会报告等，然而在今天似乎就只有两种才算是学术研究的结果，一个是论文，一个是专著。
许多高校在计算科研成果的时候，除此之外的任何东西，都不算了。文学作品也不算了，艺术作品也不算了，音乐作品也不算了，舞蹈作品也不算了，这不是十分的荒唐可笑吗？如果长此以往，我们还有文学与艺术的繁荣吗？我们还有中国古代那样的学术研究吗？
现在所看重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都是近代以后才从西方引进来的，有它的存在理由，也有它的特点，然而也不可能代替中国自古以来所有的学术文体，不可能让中国所有的学者都写这样的外在形式规整划一的东西。
这是中国当下学术评价中所存在的一个很大的毛病，或者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每一篇论文都要有摘要、关键词、英文翻译，每一篇论文都要附参考文献、索引等，不说其他的，只是版面就浪费了许多许多，似乎外在的形式比内在的内容更加重要，没有外在的形式就没有内在的内容，这在逻辑上不是搞反了吗？
本书的作者与时下的要求背道而驰，充分地体现了一位现代学者的自我，一位当代名士的个性，一位“珞珈山人”的气质。对此，我是相当欣赏的。当然我更为高度肯定的，还是本书于内在本质上的诸多创造性的贡献。
本文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华裔小说、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与文学地理学。本文标题为编者加，原题《体例的逆行与学术文体的创新——以彭富春著作<论大道 >为个案》，此为第3节，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