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新形势下应对国际挑战、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抓手。高校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与核心组成部分，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肩负着重要使命。进一步明确高校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的定位，构建和完善从原始创新到科技攻关成果高效贯通落地的高质量高校创新体系，建立与完善支撑我国高校创新体系的人才、人事、平台、学科、文化等五大支撑体系，对于加快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新时期下坚持底线思维，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新机遇新挑战，发展更加安全稳定的开放型经济具有深远意义，也对加快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提出了更高、更紧迫要求。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在此背景下，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眼光，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从顶层设计、主体建设、基础制度、资源配置、环境优化等方面着手，优化创新要素布局，集中有限的资源于优先发展的关键科技领域，提高创新链的整体效能，是新形势下建设和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关键。
高校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技人才和前沿尖端科技的摇篮，是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主力军，是学科交叉、科教产教融合、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的先头军和策源地。加快构建和完善高校创新体系，更好发挥高校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基础性、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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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界定与理论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高校创新体系的核心主体，是强化基础研究的主力军，为中国企业加快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提供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对推动构建高校创新体系具有关键性、基础性的作用。从宏观和中观层面看，高校创新体系是由一个国家或区域范围内的研究型大学、行业特色大学、应用型大学的创新要素连接而成的，支撑国家或区域整体创新活动的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图1所示）；从微观层面看，主要是由单一高校相关创新要素连接而成的内部创新体系或整合外部创新资源的开放式创新体系。高校创新体系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在创新人才培养、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肩负着重要使命，与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和科技领军企业共同构成了国家创新体系。对于高质量高校创新体系建设而言，需要从主体、基地、平台、中介体系、项目等子系统等纵向维度和教学体制、科研体制、管理体制等横向维度同时入手，创新教学体系，培育高素质创新人才；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完善高校基础研究、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移转化体系，营造良性创新生态环境。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要求下，构建和完善高校创新体系对于加快推动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和形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具有支撑和引领作用。
（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概念、内涵与特征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以国家意志为导向，以引领发展和维护安全底线为目标，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以创新资源一体化集中配置为基础，开展有组织的科研的战略性科技力量。
从世界格局演变看，完整的国家创新体系和以国家实验室、国立科研机构、顶尖高校、科技领军企业等为代表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赢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美国能够长时间保持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正是由于其拥有一批以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简称MIT）林肯实验室等为代表的依托顶尖高校建立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硅谷为例，这个全球创新高地拥有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两所世界级学府，计算机专业及一大批全球顶尖的工程类专业，为惠普、英特尔、超威半导体等科技领军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质量人才支撑，也因此吸引了全球其他国家以及美国其他地区的相关领域企业在此设立研发中心或办公室。
现阶段对于我国而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需要从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解决事关国家安全、国家发展、国计民生等根本性问题，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和战略支撑，从宏观战略上进一步明确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三大战略的融合，包括国家创新体系、公共科研和市场主体合作、科技与教育结合等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从整体上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竞争实力与发展潜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需要具备跨学科、大协同的引领性攻关力量以及承担国家使命的能力，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支柱。
（二）高校创新体系的概念、内涵与特征
20世纪80年代，弗里曼（Freeman）首次明确提出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后，波特（Porter）、伦德瓦尔（Lundvall）和尼尔森（Nelson）相继拓展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应用，并随着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发展和深化，其逐渐成为创新政策制定和国家竞争力提升的指导工具和关键手段。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企业是创新活动的主导者，而高校和国家实验室等机构处于次要地位，各主体的职能分明且存在明显边界。但随着高校、政府和产业职能的不断演变，组织和权责界限逐渐模糊，各主体在创新活动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大幅转变，高校由以前的次要地位上升至与企业和政府发挥同等重要作用的首要地位，逐渐发展成为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大学—政府—产业并行的三螺旋模型被正式提出，三螺旋模型强调了在知识经济时代高校、产业和政府之间呈现出一种螺旋状的相互作用的动态结构。政府为创新活动提供政策支持和基础保障；产业则提供技术指导、知识利用和成果转化服务；高校在三螺旋关系中扮演着知识生产角色，对推动实现知识资本化和提升应用研究动力具有基础性作用。
高校创新体系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力量，与三螺旋模型不同，它更聚焦高校自身的创新能力建设以及基础研究、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协同整合，力争在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西方发达国家十分重视高校建设和人才培育，在高校创新体系建设方面，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超前基础研究、未来技术探索、产学合作机制协同共生的高校创新体系，它们同时参与美国国家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积极推动技术型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
我国高校创新体系与发达国家相比起步相对较晚，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85年以前是发展萌芽期，此阶段高校创新体系尚未形成，主要以政府牵头的计划形式开展；1985—1992年步入发展中期，科技市场初步形成，明确了产学研互动结合的发展路径；1992年至今处于发展成熟期，在国家产业政策和经济规划的推动下，高校创新体系迎来大好机遇。我国在2006年1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中强调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工作之一就是“建设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陈劲等认为高校创新体系是连接国家政府、科技企业、科研和中介机构的一个开放、互动、联合知识创新的网络系统。在迈向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关键起始期，我国高校创新体系要以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导向，加快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高质量高校创新体系的概念定义如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以提升高校科技创新效率和创新贡献为目标，加快构建研究型大学、行业特色大学、应用型大学分类设计、优势互补，基础研究、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三位一体的良性循环的创新系统。
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强调要优化和强化技术创新体系顶层设计，明确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主体在创新链不同环节的功能定位，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激情和活力。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要发挥高校在科研中的重要作用，调动各类科研院所的积极性，发挥人才济济、组织有序的优势，形成战略力量”，为高校把握自身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的定位提出了方向和高质量创新发展的具体要求。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明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并从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优化学科布局和研发布局、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制定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推进产学研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如图2所示），为更好发挥高校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的重要作用指明了方向。
清华大学在《关于完善和发展大学创新体系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完善和发展以健康的学术生态为基础，以制度健全、机制畅通的学术治理为保障，以一流学术成果产生和一流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大学创新体系，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成为服务国家发展的战略科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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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创新体系的建设之路
在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中国特色高校创新体系要以构建和完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总体布局为目标，聚焦强化基础研究能力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加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和成效，推动高校优势互补，构建基础研究、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三维一体的良性循环，并以人才、人事、平台、学科、文化等五大体系为支撑（如图3所示）。高校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的核心主体，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宗旨，为加快构建和完善我国的高校创新体系，整体提升高校创新人才的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能力、核心技术攻关能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与综合创新成效，推动形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中坚力量。
（一）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原始创新
2021年4月，在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校庆日即将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到清华大学考察并深刻指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往往萌发于深厚的基础研究，产生于学科交叉领域，大学在这两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要保持对基础研究的持续投入，鼓励自由探索，敢于质疑现有理论，勇于开拓新的方向。”基础研究创新是源头创新，也是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根基。党和国家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高校在基础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继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基础研究提出新的要求之后，2018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对高校基础研究进行了全面布局。2018年7月教育部启动实施了“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等，进一步推动高校基础科学研究，从而实现原始创新引领。“十四五”规划中，更是明确提出了“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优化学科布局和研发布局”的新要求。
通过对清华大学薛其坤团队（首次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北京大学邓宏魁团队（用小分子化合物诱导体细胞重编程为多潜能干细胞）、复旦大学张卫团队（提出并实现了一种新型的微电子基础器件：半浮栅晶体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验实现了测量器件无关的量子密钥分发）四个案例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和原始性创新可以从三个层面入手：
一是个人层面，包括浓厚的科研兴趣、知识积累、海外背景与职位荣誉三个要素；
二是团队层面，包括跨学科团队合作、创新方法与环境、坚持不懈的精神三个要素；
三是制度层面，合理的激励机制是其主要要素。
今后，要进一步系统地建立高校从事基础研究的新优势布局，使其踊跃从事引领性基础研究和需求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世界教育史和科技史清晰地表明，一流高校是基础研究的主体，也是科学中心的源泉。历史上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五大科学中心的诞生与发展，都是大学发挥了根本的作用。在我国，虽然高校的科技力量日益强大，但和中国科学院等其他国家级科研院所相比，高校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和经费比例过低，急需改善。在全球范围内系统性建立基础研究的显著优势是加快推动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和关键任务。科学革命是技术革命乃至产业革命的重大基石，加强我国高校，特别是一流大学从事高水平基础研究活动的能力，并培育出更多的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是实现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保障。我国高校的基础研究要从“自由探索型”和“任务导向型”两个方向分类考虑：“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要尊重从未知到已知、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科学规律，突出原创性、引领性、交叉性、融合性导向，鼓励对宇宙演化、意识本质、物质结构、生命起源等的探索和发现，拓展认识自然的边界，开辟新的认知疆域，稳定支持、久久为功；“任务导向型”基础研究或者需求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强调应用牵引、突破瓶颈，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面临的实际问题中凝练科学问题，集中支持，聚焦突破，弄通“卡脖子”技术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原理，强化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的探索。通过“自由探索型”和“任务导向型”的基础研究，产生更多具有转型意义的高水平基础研究成果，持续加快我国的科学能力跃居世界前列的步伐，为我国尽快成为世界第六个科学中心作出必要的贡献。
（二）强化工程科技，关注核心技术攻关
高校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理应成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重要参与方。高校要发挥学科门类齐全、科技人才聚集、基础研究厚实等独特优势，努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加强对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的攻关创新，进一步深化国家重点实验室改革和重组，不断产出支持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高水平的科研成果，积极推动成果的落地和转化，在服务国家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牢牢掌握自主创新主动权方面发挥作用。
高校要积极开展“有组织的科研”，努力助力我国的产业核心技术“卡脖子”攻关。“卡脖子”技术是国家间、产业间与企业间存在的技术差距，即关键核心技术存在难以模仿，需要长时间的高强度投入方能突破的技术领域，因此是关键核心技术长期与其他国家存在较大技术差距，且技术差距难以被短期缩短，在国际贸易中一旦发生贸易封锁，该类核心技术便成为一国产业发展与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卡脖子”技术。要发挥高校在突破产业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保障产业链安全，提升供应链水平中的作用，就要用好我国一流大学、国防七子、行业特色大学的工程科技研发优势，特别是推动我国高校拥有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重组、再造与提升，发挥其在破解“卡脖子”技术方面的优势。要进一步鼓励高校和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联合进行产业核心技术的攻关，切实加强高校军民融合的力度，并为从事核心技术的教师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
从关注培育发展壮大未来科学、未来技术出发，积极形成高校的引领创新势能。要加快占领新一代电子信息、移动通信、新材料、新能源、新装备、生物医药等前沿技术领域制高点，以原始创新引领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发展方向，以战略性科学计划为策源地，就要积极发挥高校在未来科学、未来技术和未来人才方面的优势。要全面释放高校学科齐全的优势，大力鼓励跨学科研究，大力鼓励信息、生物、材料等领域的交叉融合，形成我国新兴学科建设的新优势。要进一步办好未来技术学院、组建未来实验室，努力孵化培育决定未来发展方向的先导性科技、影响未来发展格局的颠覆性技术和提升未来竞争能力的原创科技，为发展壮大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未来产业作出积极的贡献。
（三）加强科技成果转化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依靠创新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明确了科技创新成果的落地要求，要加强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孵化，发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学术创业是推动创新、刺激经济、创造就业和提升高校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是我国大学服务社会的重要方式，能够促进高校创新体系与企业创新体系融合，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产学合作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孵化是提升高校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重要环节。目前高校与企业协同发展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设呈逐年上升趋势，合作方式已从单纯的技术服务推广向委托研发、联合研发发展，具有一定规模的产学研合作网络已形成。自2020年以来，科技部、教育部等国家部委密集出台了《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高等学校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等多项政策措施，不断促进高校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产学合作创新能力。
高校应坚持全球视野和开放创新，搭建以高校创新体系为基础的全球顶尖校企合作平台，深度参与央企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进程，构建校企战略合作生态体系。推广开展领军企业战略合作计划，重点加强与骨干央企、行业龙头的全面战略合作，结合学科发展特点，与科技领军企业形成持续性战略合作关系，促进新产业及技术领域的前瞻性布局，形成面向科研、人才和市场的生态合作链。建成若干以行业基础前沿研究、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成果贯通落地为导向的创新联合体。鼓励将产业前沿需求作为校企联合研究机构研究选题的重要来源，促进一批有重大影响力的校企合作成果产生，提升高校创新体系对关键行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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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我国高校创新体系的核心基础
（一）人才培养为首要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牢固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全面聚集人才，着力夯实创新发展人才基础”，明确了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培养造就大批优秀的创新科技人才这一基本战略任务，也要求高校创新体系建设应始终以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工程科技人才、科技管理人才等拔尖创新人才为首要使命。一方面，提升人才创新能力，要重视基础研究，为人才提供宽、专、交的知识基础，不断探索创新、新型的人才培育模式，“要加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建设，鼓励具备条件的高校积极设置基础研究、交叉学科相关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本科生培养，探索基础学科本硕博连读培养模式。要加强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在数理化生等学科建设一批基地，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基础研究”，“要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加强基础学科培养能力，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对现有学科专业体系进行调整升级，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加快培养紧缺人才”，以“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等为引领，切实加强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另一方面，要营造适宜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提高人才创新活力。“要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和科研活动自身规律，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团队。要高度重视青年科技人才成长，使他们成为科技创新主力军。要面向世界汇聚一流人才，吸引海外高端人才，为海外科学家在华工作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的环境条件。”总之，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更好发挥高质量高校创新体系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的重要作用，要以创新人才培养为核心，不断提升人才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活力。其重点工作是培育战略科学家、拔尖创新的工程科技人才。
一是大力培育战略科学家。我国科研人员总量虽然庞大，但世界级顶尖人才和战略科学家数量不多。以美国和日本为例，美国可以吸纳全球最顶尖人才，截至目前美国共399人次获得诺贝尔奖，占世界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一半。日本21世纪以来20年间有20人获诺贝尔科学奖（全部是自然科学类奖项），平均每年1人。而我国在获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尔兹奖等奖项的顶尖人才上数量不足，而解决这个问题任重而道远。要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高度重视培养培育具有家国情怀、战略思维、科学精神、创新能力的战略科学家，充分发挥战略科学家在国家重大科学计划和重大工程科技项目上的关键作用，成梯队地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顶尖科技人才队伍。要大力提升本科生培养质量，要坚持立德树人，以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激发学生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学术志趣，培养一支国家战略科技人才后备军。要高度重视青年科技人才成长，使他们成为科技创新主力军。
二是大力培养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队伍。首先，构建宽、专、交结合和精、深、通为特色的创新型工程科技复合人才的培养体系。高度重视学科会聚与跨学科培养，探索与工程设计和集成创新密切结合的教学平台，着力培养科学基础厚、工程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复合型工程科技人才。美国MIT以整合性创新范式，综合培养学生的工程思维、科学思维和人本思维。MIT在2017年实施了“新工程教育转型”（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简称NEET）计划，旨在培养一些高素质、高技能，有志于解决21世纪出现的各种困难工程的人才。但从NEET计划中可以看到MIT勇于创新，提出了许多大胆的构想，尤其体现在对未来工程教育方向的把握上。对未来工程产业发展的关注也使得MIT创新了培养模式。 除传统的模式外，NEET计划对大二学生设置了以生命机器（living machine）和自主机器（autonomous machine）为主题的两个串联（threads），这种串联式培养是对基于机械、信息、分子、生物、建筑、能源等的传统子培养项目的重新组织，通过整合式创新形成新的培养项目集群。 这些创新打破了传统工程科技学科隔离、划界而治的局面，为我国高校如何实现跨学科培养工程人才提供了借鉴。 其次，深化工程教育改革。 实施“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调整人才培养结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新机制，加强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增强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着力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积极开展企业工程科技人才继续教育，提升关键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人事改革为动力
建立适应原始创新和领域战略性团队攻关的教师队伍制度。以清华大学“200号”①为例，“建堆报国、建堆育人”的初心使命和“知难而进、众志成城”的建院精神是“200号”青年科技人才将核能研究的接力棒代代相传的力量源泉。在60多年前的第一代反应堆初建到2020年的第四代核能技术优选堆型世界领跑这段光荣岁月中，王大中院士从青年科技人才成长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成为了战略科学家。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是青年科技人才梯队建设的典范。在成立以来43年的发展历程中，以岑可法院士为带头人的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培养了众多人才。学院的梯队建设主要包括老中青结合、交叉融合、学生传帮带、校企结合和中外合作五个维度。团队经验主要总结为以下五点：
一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
二是实施团队攻关；
三是多学科深度交叉，重视基础研究和制造工程一体化；
四是老中青结合、交叉融合、学生传帮带、校企结合和中外合作；
五是走向工程转化和联合开发 。
高校创新体系要面向前沿科技培养学术性人才，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输送工程领军人才。完善以符合团队任务为总体目标的科研人员评价机制，规范团队及成员考核程序，形成合理流动机制，建立以科研绩效为基础的收入分配导向机制，完善科研人员的福利保障制度。
改善科研环境，促进战略科技人才的成长成材，让他们能够安心从事难度大、周期长、风险高的国家战略性重大攻关项目和真正解决国家和人民实际需求的原始创新和源头创新，这不仅需要科研环境、设施设备“硬”条件支撑，还需要改善评价激励、公平公正的科研“软”环境。要加快完善高校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科技战略管理、组织人事管理、科研经费管理、项目计划管理、国家重点实验室考核、产学研协同创新激励、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成果转化激励等各方面设计方案。高校需要开展有组织科研，自上而下在宏观战略规划、成果输出转化、产学研结合等方面给予更多的引导，在交叉协作、科研教学条件方面给予更多支持。高校要致力于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力争自强创新，引领未来，把握科技创新发展新态势，确立科技创新发展新蓝图，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贡献力量。高校需充分发挥集体优势，突破以个人项目申请为主导的传统资助模式，汇各院系之力有序组织面向国家重点战略需求和关系国际民生的大项目、大设施申请，以分工协助、集体攻关、利益统筹、稳定支持并结合竞争的方式，激励科学家参与高端先导项目研究，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体制机制探索上，要注重人员聘用灵活流动机制，推动基地和企业之间的科研人员流动，要积极探索和落实科研成果的跨学科、跨领域、跨身份互认机制，切实营造促进交叉研究的友好环境。高校可以通过设立流动岗位、完善奖励制度、提供优质资源、联合开展研究以及建设校企文化等途径来吸引企业优秀人才和团队来其国家战略科技创新基地参与科研工作，通过多种激励手段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热情，提高科研活动的自主性与合作性。
（三）科研平台建设为抓手
从加快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出发，加快我国高校的重大科技平台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需要具备跨学科、大协同的引领性攻关力量以及承担国家使命的能力，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支柱。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国家意志”为导向，以“引领发展”为目标，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领域，从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解决事关国家安全、国家发展、国计民生等根本性问题，从整体上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竞争实力与发展潜力。从世界格局演变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赢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此，高校要主动参与国家实验室建设及管理，和国家实验室形成协同发展机制。要进一步加强全国重点实验室的重组与改造，从国家战略需求导向进行高校科技资源的统筹与整合。要积极关注大科学装置、重要工程试验平台的建设。要积极搭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公共实验研究平台，提升实验室公共实验研究平台能力建设和管理水平，为开展科学前沿、关键核心技术研究提供强大实验手段。
要秉承面向国家需求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围绕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谋篇布局，加强跨部门、跨主体、跨学科进行科研协同攻关的能力，强化提升科技攻坚和应急攻关的体系化能力，构建系统、完备、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激情和活力，形成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构建功能互补、深度融合、良性互动、完备高效的协同创新格局。以高校为核心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能够打破高校内外部的体制机制壁垒，增强资源、信息、人才和技术等核心创新要素在各主体间的交流与合作，促使创新要素从分散向聚合状态转变，形成高校、政府、科研院所、企业联合攻关关键核心技术的合力。
（四）学科建设为支撑
优化学科重点布局，注重战略导向、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加强顶层设计的前瞻性和战略性，着眼于提升国家原始创新能力、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引领世界学术前沿等重大需求，高起点、系统性推动学科发展。在新文科、新工科、新理科的理念指引下完善学科建设体系，推进学科分类分层建设，明确学科调整机制。基于学科优势和发展目标，围绕国家重大需求领域遴选若干个基础前沿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方向，进行基础学科、交叉学科的相关布局，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统筹校内外资源，跨学科跨院系集合精锐力量，有组织开展创新人才培养。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围绕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开展研究、应用和推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要加强我国科技创新，促进学科建设可持续发展。在全国科技界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在科技创新上持续发力，加速赶超跨越，实现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促使重大科研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实力大幅增强，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大国。党的十九大对科技创新又做出了全面系统部署，其核心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科技创新主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构筑核心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然而，我国许多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发达国家在科学前沿和高技术领域仍然占据明显领先优势，我国支撑产业升级、引领未来发展的科学技术储备亟待加强。适应创新驱动的体制机制亟待建立健全，企业研发动力不足，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经济发展尚未真正转到依靠创新的轨道上。为此，必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步伐，加快实现科技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科技要发展，人才是根本。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分化与科技知识的激增，以及科技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和科技政策日趋战略化，我国科技管理部门、独立科研机构、高校及企业亟需科技管理专业方向的复合型人才。在此时代背景下，在高校设立“科技管理”一级学科势在必行。
（五）坚守文化底线，树立创新自信
高校要以持续发扬中国文化的优势为本，牢固树立我国高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强大信心。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走着一条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发展道路，特别是积极用整体的、动态的、平衡的观点来指导科技发展，这就比西方的还原论的、分析的、静态的科技发展思维有很大的超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描绘的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是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中的大同思想在当代发展所呈现的新图景、新形式，也是对中国科技发展从有责任的创新进一步延伸到有意义的创新的新指引。高校要更好发扬文化引领的职能，在解决国际科学前沿领域的一些重大难题以及生态环境、卫生健康、消除贫困等世界性难题时输出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国智慧。特别是进一步树立文化自信，破除对西方科技的依赖，以此带动更强的创新自信，是我国高校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思想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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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展望
本文从概念界定、功能定位、核心模块、支撑条件等方面入手，搭建了高校创新体系的理论框架以及运行体系，探讨了面向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高校创新体系建设问题。高校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主力军，是科教产教融合、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的先头军和策源地。本文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指引，通过明晰高校在科技强国战略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更好发挥高校创新体系作用、如何以创新策源地功能驱动国家科教战略、科教协同和科教融合的推进和落地问题，从理论层面强化了高校创新体系对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贡献机制。
在未来研究中，还可以拓展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是专题研究如何更好发挥高校在人才培养、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供给、核心技术攻关以及创新成果转化孵化等方面的作用，为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形成提供着力点；
二是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及为实现“迈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目标等多重背景下，深入分析研究型大学、行业特色大学、应用型大学在我国高校创新体系中的战略定位、战略合作和建设路径问题，以及高校创新体系与科技领军企业、国家实验室、国立科研机构在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功能定位问题，通过对各创新主体职能和关联协作进行深入分析，找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和制约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形成的因素，并提出针对性方案和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略）
陈劲，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研究领域为科技政策、创新管理；杨硕，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创新管理；朱子钦，清华大学智库研究中心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为科技政策、创新管理。文章刊发于《科教发展研究》2022年第2卷第1期。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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