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里山河，钟灵毓秀。桃李芬芳，文脉璀璨。2022年5月8日，山西大学将迎来120周年华诞。在历史文化灿烂的三晋大地，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这所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迎来了实现高质量崛起的光明前景。
今年对我来说真巧。
我是1962年生人，正好60周岁，人生度过了一个花甲，恰好 又碰上母校山西大学建校120周年，也 是我从大学毕业40周年。我上大学时的年纪，算起来只有16周岁。当年觉着自己不小了，是个男子汉。现在回望，还真是个毛头小子。
记得一位伟人说过：每个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人的行为，无不踏上时代的烙印。我生长于襄汾县北古县村，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晋南农村，我是地地道道的村里出身，上大学前，学习工作没出过村，我能上大学，感觉如一场梦。当年我一开始升学的目标是考中专，阴差阳错，最后以较高分考上了山西大学，说起来可谓一波三折。
出现波折的一个原因，是我上的高中不伦不类，名字叫“农业中学”，当年冠以“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总之不属于正规高中。 当时实行春季学制，即一个学年的起点从这年的春天开始。我们村里是七年制学校，我从1969年过完春节开始上小学，一口气读到1975年底，算是初中毕业了。 以往我们初中毕业的学生，只要自己愿意，政审不出问题，经过简单考试，一般都能到公社中学上高中， 轮到我们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那些年，社会上盛行“读 书无用论”， 可是挂着“读书”的“名堂”反而 多了起来，比如 “农业大学”、“学习班”、“读书班”、“科研班” 之类。 一些“名堂” 形式和 内容与真正的教育背道而驰， 这些变化直接 影响到了 我们 。
当年公社要办农业大学，大队相应要办农业中学。可是，办农业中学要有条件，我们村那一带，许多大队因为初中毕业生人数太少或师资力量薄弱而办不成，我们村的情况“似乎要好些”。我们村是襄汾县较大一点的村子，当年有“两顶桂冠”，一顶是县上“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革委主任（相当于县长）长期在我们大队蹲点包队；另一顶是，村里的七年制学校被授予“临汾地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十杆旗之一。如此原因，县教育局选定在我们大队成立农业中学（景毛公社当时定了北古县、陈郭两个大队），正好从我们开始。我们公社，终究由于各种限制，没有办起农业大学，维持了原来的公社高中。不管怎么说，反正是我们不能到公社中学读书了。
农业中学顾名思义主要是农业劳动，许多人认为，这与回到生产队劳动区别不大，还少挣工分，大家一哄而散回家了。
我们回生产队劳动两个多月后，学校与大队联合召集我们的家长开会，其实是关“禁闭”，谁答应让自家孩子上“农中”，就放谁回家。那次是我母亲参加的会，她老人家答应让我上。当时我是被“教育”的重点，一个是我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班里的班（排）长，二是我的父亲当时已是大队革委会主任（相当于村长），如果我不上农中，对外影响较大。就这样，我们大队的农业中学上道了。
农业中学具体怎么办？上级只有原则要求，没有具体指示，也没有教学大纲，更没有因此加强师资力量，纯粹是学校自己探索。我们在此期间，一周除星期天外，按6天分配，大体是三天劳动，三天在课堂上。
同样是劳动，我们与大队社员的劳动又有区别，那时叫劳动课，其实也是干活。只是我们干活，一方面听从大队按排，既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也称学大寨工地）的劳动，印象深的是“改河治滩”和“深翻土地”；也参加抗旱清淤和抢收抢种等农忙劳动。另一方面，按照学校要求，经营管理学校在“寨子”里开办的一个十多亩地大的“五七农场”和在学校北殿后开办的以翻砂铸造为主的“五七工厂”。当年学校开办的农场和工厂，所以冠以“五七”字样，主要是落实1966年5月7日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学工、学农、学军”。 大队和学校没有劳动任务时，我们通过自愿组合，按照农机、铸造、木工、棉花栽培等小组进行专业技术的“科研劳动”。
我们的劳动与学校其它班级的劳动也不相同。我们的劳动时间长，相对要“苦重”些，可以计工计酬，但执行的是妇女劳力标准。我在农中时继续担任班长，也是同学们劳动的计工员。
在 农业中学 课堂上，一部分时间 是搞 政治学习 。 印象深的是学习报刊发表的重要社论和 出版不久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另外也搞政治大批判。 一段时间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段时间是批判“四人帮”。 我们按照培养“新型农民”的目标，还开设了与生产劳动有关的专业课，记得学过农机原理，学过化肥、农家肥的制做技术，学过棉花的密植栽培，等等。
高中的文化课也要学，但时间少的可怜。学校开设了政治、语文和数学三门课程。政治课结合政治学习和大批判进行。语文、数学课没有上级印发的教材，主要靠任课老师参考公社高中课本，结合我们的实际，每个学期编辑油印一本小册子。公社中学开设的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课程，统统被取消。记得开过英语课，也只学了几次就停课了，倒是学会了一首英语字母歌，记住了26个英文字母和几个简单的英语单词。语文课学过几篇印象深刻的文章，比如苏联文学家高尔基的“海燕”等等。数学课开了高中课程里的三角函数，此外就是学习了华罗庚的优选法，记住了0.618这个优选数字。
那两年，我们关心和自豪的是挣工分。我们参加劳动虽然是按妇女劳力标准计算工值（一个工记6一8分），一年下来也能挣到1000一一1400多工分。工分转回各自的生产小队参加分红兑现。按照我们大队四个生产小队的分红水平，养住一个人，大体800一1000多分就够了，这样算下来，我们每年还能挣到比较多的剩余工分。
到了1977年底，我们农业中学该毕业了，随着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的启动，教育战线开始“拨乱返正”。村里学校低我们一个年级的同学，没有继续我们的路子上“农中”，他们被允许通过考试择优录取上高中，成绩好的到了临汾地区第一中学。我们成了村里空前绝后的一届农业中学学生。时代就是这样捉弄人，许多事情就是这么奇葩。
奇葩的事情还在继续。没想到的是，县教育局把本该给我们发的农业中学毕业证，干脆发成了正规学校的高中毕业证，我们名义上又成了村里七年制学校唯一出过的一届高中毕业生。发证时间到了1978年的1月，那一年，农村学校的学年结束时间从冬季调整到夏季，我们被算做1978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这一变化使我们五味杂陈，尝到了升学之路的酸甜苦辣。
名不符实的高中文凭和刚刚恢复高考的政策，使我们有了考大学的机会。有自知之明的我们面对望而生畏的高考，主观上并不想考大学，而是想考更容易的中专。最终，“应届高中生”的身份，“逼迫”我在1978年高考时进行了“惊险一跳”，演绎成我人生的喜剧故事。
1977年10月份，国家下发关于恢复高考的通知，考试时间是当年的12月底。到了我们要参加考试的1978年，国家把高考时间调整到7月份的20、21、22三天。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半年的备考时间。但是，我一开始并没有做高考准备。
恢复高考的同时也恢复了中考。当年升学政策与后来不一样，分为报考大学和报考中专两个渠道。报考大学就无缘中专。也就是说，报考大学如果名落孙山，上中专也不可能了。有人说，可以下年复读呀？我的家庭又不允许。这样一来，报考大学还是报考中专，对我成了两难选择。
我父亲是一个看问题比较现实的人。当时我已经有了两个弟弟，一个小我6岁，一个小我15岁，家里需要我尽快回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在确定报考方向时，父亲明确告诉我：只能给你一次考试机会，就这半年时间，无论考什么学校？考上走，考不上回村劳动。我深知这不是激将法，后来大人就此事解释说，如果你一次考不上学，多年复读，你的弟弟长大了也学你的样子，会明显加重家庭的负担。
那个时候，农村相对城市困苦地多，除了生产力水平落后这一客观因素，国家搞工业化积累执行的是“剥夺农民”的政策，通过户籍、就业和票证制度，形成了牢固的“城乡二元结构”。对于我们，大学毕业和中专毕业以后的去向，从解决城市户口和谋到有体面工作的角度看，没有本质区别，无论大学和中专，只要能顺利考上就好。
从当年升学考试的难易程度看，考大学比考中专难了几个量级。我们作为村里学生也看得清楚，考试最有竞争力的几类人，大都选择了报考大学：比如“文革”开始时的老三届毕业生；我们学校的老师；县上和公社机关有些文化的干部；年龄长于我们，早已进入社会，却一直没有放弃读书的青年；还有我们同学中学习成绩优秀的分子，等等。
在我们选择考试方向时，1977级的高考录取名单已在社会上传播开，我们有的老师也落了榜。那一年的高考，襄汾县虽然在临汾地区成绩算好的，也不过小几十人。在我们村周边，十里八乡都没有考上几个大学生。
从我的情况看，也对高考信心不足。我们虽然有高中毕业证，但基本没有上过高中课。即使在小学和初中阶段，文化学习就被“四人帮”严重干扰。小学阶段遇到“学张铁生、交白卷”，许多课程结业考试都改成了开卷，学生照着课本抄就行；初中阶段又经历了“学黄帅、反潮流”，批判“师道尊严”，搞得老师都不敢严格要求学生；我们作为农村学校，无论哪个阶段，许多老师都是民办性质，几乎是小学毕业教小学课，初中毕业教初中课。小学5年，一位民办老师一个人给我们代了3年全部的主课。有一门课，一位老师5年“一贯制”代了下来。记得一个时期，班主任老师的母亲在临汾医院看病，需要他照顾，他代的语文课干脆就交给了我。我是班长，语文成绩也好，他交代了需要背诵、听写和温习的课程内容以后就离开了。初中阶段是我感到比较规范学习的两年，那是1974年和1975年，一方面是社会上重视读书学习的氛围出现回暖，后来说成是资产阶级教育回潮；另一方面是遇到了公办老师王玲玲（她后来到县城学校当了小学校长，是中央电视台著名记者柴静的母亲），“文革”前襄汾中学毕业的优秀学生刘希聪等好老师。感觉还是学了一些知识。到了“农中”阶段，对照规范的高中课程，我们学到的知识少地可怜。
权衡各种因素，我毫不犹豫选择了报考中专。 我 所以坚定报考中专，也与失掉提前参加1977级高考机会有关。 我们“农中”班同学，按文化成绩论，排在“第一梯队”的共有5位同学，其中2位报考了大学，我们3位报考了中专。 报考大学的2位恰好是代表我们班提前参加了1977级考试的同学。 他们2位能提前参加高考，依据的是上级规定： 一个应届高中班可以有2名学生提前参加高考。 由谁参加？ 学校规定依据文化课考试成绩。 当时进行了文化测评，我排到第3名，总分与第1名差2分，与第2名差1分。 巧的是排在前面的二位同学，他们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是我们学校的 老师 。 我是班里的班长，班主任李伯龄老师力主我参加，终究不成... 记得李老师在班上为我鸣冤叫屈。 也在当时，我已对高考心生畏惧，心思不在上大学， 事情就此作罢。
中专备考，我至今记忆犹新。相对而言，我们初中课的基础要好些，复习的资料也简单。中专考试共有5门课，即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化学，我们备考的办法是把初中课本翻出来再学习一遍。记得物理、化学两门课程我学得滚瓜烂熟。对于数学应试，我感觉也很有把握，班里几次模拟考试都是满分。语文学习本身是我的强项，政治复习也感到稳操胜券，总之我对中考信心满满。就在这个时候，县上针对我们的考试政策有了新的变化，好像一位作家说过，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讲的真是不错。只是这座山一般说来会把你压得粉身碎骨，但也有可能，让你迸发出你自己也不知道的巨大潜力，成为攀登高峰的“垫脚石”。
清楚记得在1978年的“五、一”节前，距离高考时间只剩下几个月，临汾地区计划组织的两次高考模拟考试，已进行了第一次，第二次也近在眼前，学校突然接到县教育局通知：应届高中生不能考中专必须考大学。后来才知道这是地方上的土政策。当年临汾地区对各县高考进行成绩排队，依据是大专以上录取人数，应届高中生全部参加高考，可以增加排队人数。但是，通知时间不早早下发，临近高考了才下，估计是哪个领导突然拍脑袋做的决策，这下可苦了我们不少人。
这对我们犹如晴天霹雳。时间已过大半，我们还在村里学校，一切要从头开始，感到有点措手不及。糟糕的是，我们又一次面临两难选择。假如报考大学，是报考理科还是报考文科？我们中专复习的重点是初中数理化，高考是要考高中数理化，对于高中课程，我们几乎没有学习过，这又不是短时间能补习到位的。考文科也行，可是高中阶段的历史地理课，我们在“农中”时与物理化学课程一样没有学习过。由于中专考试不考历史地理，我们中考备考时完全没有涉及。如此等等，使我处于一个尴尬的局面。加之当时，我们已经感受到社会上“千军万马过高考独木桥”的白热化局面。我们参加高考要能达到录取分数线，不仅是我们自己，许多老师同学都认为是白日作梦！大家失去了信心。学校出现了如二年以前我们上“农中”时几乎一样的场景一一复习中专的应届生同学绝大多数回家种地了。
即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父亲只给我半年时间的话风依然不变，现实又一次置我于煎熬之中。我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回家务农心有不甘；隐瞒身份参加中考，不是我的性格；听上级话转向高考，希望渺茫。又是一次权衡！又是一次抉择！对我来说，其实摆在面前的选项只有后者。老师在劝说，我们也在自我安慰：希望渺茫不等于没有希望。这丝丝微弱的希望之光，通过不言放弃的顽强努力，也许会走出一条光明大道来。当然，这需要决心、勇气、坚韧和行动。我的决心已定，参加高考！努力变不可能为可能。
我们“农中班”几位一起复习中专又不轻言放弃的同学成了“患难兄弟”。我们一起转过来报考大学；一起离开村里读了9年的7年制学校到了公社中学参加高考补习班；一起开始了每周两次回家取馍（当年公社中学灶房只给学生提供蒸馏主食和简单的菜品及开水服务，偶尔也熬制玉米粥或小米粥。我们的主食几乎清一色是玉茭面或高粱面馍，也有少量的白面即小麦面馍。这些馍馍和作为主要配菜的咸菜，由学生从家里拿。为保持“新鲜”，学生一般一周两次徒步回家取，统称“取馍”），匆忙而又孤寂地往返于从家到公社中学所在地的乡间土路上（大约5华里）。
与年初备考时报考大学还是报考中专的艰难选择不同，多数同学轻松选择了理科，我们少数选择了文科。我所以选择文科，一则是我的语文基础自我感觉较好。二则是我们的历史地理课程虽然只有初中基础，但这两门课识别率高，容易自学，可以死记硬背搞突击。善于背诵是我少年时的一个优点。由此开始了我人生之路的关键一步。
从那时算起到高考只有60多天时间。当时的感觉像打仗一样。第一个目标是迎接数十天后临汾地区在高考前进行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模拟考试。 这次模拟考试，对我来说至关重要。 我看成是应考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验。 这几十天我拼尽了全部力量 。 那个年纪，真是我“综合素质”的一次突出发挥。
我的情况不允许我再走些许弯路；我要下比准备了较长时间的同学更苦的功夫；我要持续地保持学习的高效率。
在公社中学，一开始我的情况并不为辅导老师所重视，这一点正合吾意。正常准备高考的同学，系统复习已经结束，转入重点复习和自习阶段。我们这类情况是班里的少数，跟着大家的课程按排走，实际上是旁听生的角色。如此一来，也使我有了相当的“自由度”。当时我的情况，“最大的风险”是不被班里的主流进度带偏节奏，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依靠自学、自律、自我管理，完成每天的学习目标。
我首先要做的是寻找到优质的、适合自身情况的辅导教材。我认真翻阅了学校老师给同学们准备的复习资料，通过关系找到了两套外地教育单位编印的高考资料。经过比较，选择了一套我认为既能紧扣高考大纲，内容又比较简炼的一套，作为我学习的依据，雷打不动，紧扣不放。回头想来，做好这一前提工作，明确学习的思路，对后来能出好成绩十分重要。
我进行了适合自身情况的“大胆取舍”。时间已不允许我完整系统地复习。鉴于我已有一个时期中专备考的基础，其中的三门课对考文科还是有一定的作用，我把它作为高考备考的一部分统筹按排。我在语文课上投入的精力极少，数学课也只复习在农中时学习过的属于高中课程的函数部分，政治课重点是时事政治。我把大量时间和精力，用在从零起步，占分比例较大，容易提高成绩的历史和地理课程上。
我做了比较周密细致的学习计划和时间按排。在距离临汾地区第二次模拟高考只剩30天时间里，我前三周突击高考大纲中以往从未涉及的部分，完成一轮备考。最后一周，按复习资料，把5门课集中学习巩固提高一遍。
我至今都刻骨铭心！在我的高强度努力下，我在临汾地区组织的第二次高考模拟考试中，取得了公社中学文科第一名的好成绩。当时我大感意外，许多老师同学也很吃惊。学校把全体同学的成绩，用大红纸在公社所在地的大街上张榜公布。我们公社中学虽然是一个普通中学，但是，教学质量排在全县前列。据老师讲，我这一成绩在全县也是靠前的。我由此信心大增。又过了一个月，正式参加高考，取得了襄汾县第9名的优异成绩。经过报名、体检等程序，被山西大学历史系录取。
我当年的高考在公社中学被称为奇迹。全县类似于我这样的例子也极少。据说我成为学校老师激励后来同学高考备战的典型。我这里讲这些，不是讲我有多聪明，其实在村里的学校，我也不认为自己是天资聪慧的那一位，就文化学习论，我的成绩也只是偶尔为班里第一。
作者为左边第五位
现在回想，当时我能取得那样的好成绩，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第一：我们当年的考试，相对而言还是简单地多。当年高考的出题范畴，对应了我们在“文革”期间的学习范围。难以设想，如果当年的高考考题难度提高些，我的成绩恐怕就是不堪的了。我后来知道，我们大学班里一位老三届同学，高考成绩几乎是满分。参加高考时，他们高中毕业已经十多年时间，考分能如此之高，当年的考题显然难不住他们。再迟我们之后三、五年，高考考卷的难度又明显提高。另外，当年的外语考试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考分不计入总分，这对只会ABC简单字母的农村孩子，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当年我们能考上大学，一方面感谢中央的决策层，另一方面，也要感谢具体组织考试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没有他们对考生情况细致入微、实事求是的把握，就不会有我们当年“考上大学”的荣耀。
第二：在当年备考时，那样一种松散管理的状态下，我从小做班干部培养起来的组织管理能力，对于按照目标管理好自己，起了很重要作用。在高考备考的那两个月，我精准突击了可以提分的课程内容，把学习计划控制到非常适合我状态的地步。在小时候“批林批孔”时，我记住了一句话：“克己复礼”。知道人生做事，克制自己很重要。那时，我把每天学习的内容，按照实际效果，划分开时间段。每天早上5点准时起床，然后，该背颂学习什么，该逻辑演算什么，该巩固提高什么，有条不紊进行，直到晚上9点准时上床休息。一天一天下来，一个周期下来，感觉学得很扎实。此外，我还把自己的独立学习和需要向老师同学的请教帮助，妥善结合了起来，发挥了个人自学和集体备考两方面的益处。
第三：我们上学的年代，虽然是国家教育战线的动荡时期，教学秩序破坏地很厉害，但是靠平时的日积月累，还是学习了一些知识，在高考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我们当年知识的来源非常杂乱。 有来自书本课堂上的教育，有报刊杂志和课外的学习，有生产劳动的知识，也有从被批判的反面教材中获得的学问。 当年考卷中的一些考点也很不确定，完全靠集中复习可能也抓不住。 要取得好成绩，离不开平时的日积月累 。 比如我们零星的儒学知识，就是在“评法批儒”中获得的。 各种大批判，都要抓“反动本质”，这实际上是文章中心思想的归纳 ，当年的语文考卷，有一道大题是“文章缩写”，这种形式，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我们有总结归纳文章中心思想的训练，这道题答起来，其实很顺畅。
第四：“文革”对教育工作的影响，最大的问题是搞得学校不像学校，普遍失去了安定的教学环境和稳定的教学秩序。相对而言，城市学校甚于农村学校。这种因社会倒退而出现的“城乡教育差距缩小”，对农村出身的我们，反而是一种“幸运”和“机遇”。尽管它是“苦涩的”。面对突然恢复的高考，对于我们，有了一个与城市学生相对“平等竞争”的机会。
其一是，在“文革”时期，城市学校的“革命”氛围更浓，一个直接后果是不少优秀老师从城镇学校“发配”到了农村学校。相对而言，农村学校的情况要好些。从全县而言，我们村里的学校还是集中了不少比较优秀的老师。记得在我们上小学时，我们班有两位从临汾城和县城转来的同学，这在昌平日久的年代，几乎是天方夜谭的事。
其二是，城市学校不像后来，许多优秀学生过度集中在那里，反而是“均衡分布”在广大的农村学校。在我们初中阶段，我们村的学校，是包括周围堡头、吉村、西郭、董村共四个生产大队的联村学校，后来出了不少的优秀人才。
其三是，在那个年代，城市学校的教学设施，包括教室、器材、用具、文体活动等器材，许多教具与农村学校一样简陋，基本都是手工制作。这样一来，我们读书的环境，就与城市学校处在一个差不多的水平线上。
时代给我们打开了一扇天窗。 从1978年到1982年，我们村考入大中专学校的学生多达50余人，在周边产生轰动，引起社会的热切关注。 我们考入大学后好些年，县城的孩子，包括不少的干部子弟，通过关系转到我们村里的学校读 书，成为当年襄汾县教育界的一个奇葩现象。 在当年，在我上大学的班里，共有 120名 同学，分为历史、考古两个专 业，最大的同学比我大了16岁，年长我“一倍”，平均年龄也 比我大七、八岁。 全班应届高中生共有6人，1962年 出生的3人。在这 3人中， 我是唯一来自农村，也是唯一从中专复习生转过来考大学的。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