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出现疫情后，有为数不少的声音在说放开共存，这是抗疫两年多以来所罕见的。诚然，奥密克戎的病毒性似乎有所下降，轻症比例更大，不过依然可以造成大面积死亡也是事实。
对于奥密克戎的死亡率有各种各样的统计，不过应该说大部分的统计由于无法发现社会面上所有的感染者而偏高。即便如此，我们来看死亡数字也依然可以看到这个病毒并非大号流感。香港与上海类似，尽管死亡率仅有0.18%，但在经历了三个月左右的第五波疫情后总共有超过9000人病亡。如果考虑到上海人口是香港的3倍有余，这相当于上海在同样的防疫水平下会有大约3万人不幸病故。
而且，即便是上海，医疗资源也是整体不如香港的。更不用说中国内地广泛的中小城市、县城和农村。如果考虑到这些城镇里人口老龄化特征也非常明显，而医疗资源则更为稀缺。那么如果新冠肺炎疫情进入了这些地方，其带来的破坏也会非常惨烈。
医疗资源也没办法快速扩张，关键倒不是器械而是人手。医护人员的培养周期很长，我们可以算一下，即便假设2020年医疗专业扩招，现在这批学生也还需要1年半到2年半才能毕业。医疗人员规模是无法快速扩张的，事实上包括武汉和上海的抗疫都调集了全国大量的医疗人员参与才勉强足够。放开共存也不是直接放任不管，医护感染一样要隔离。这样的措施下，医护人手稀缺程度会进一步加剧，并且进一步扩散到其他疾病治疗上。本来就在饱和运转的医疗资源，很可能被疫情海啸快速击穿。
换言之，开放共存带来的至少数十万死亡和长期的医疗资源紧张，现在时不时出现得不到及时就诊而亡故的案例届时将大面积出现，有病无医这个问题基本上无解。
而且中国文化上并不是认命的，中国的政治伦理也要求国家如同家长式地领导社会，中国的国家与社会边界一直都是模糊的，这与西方契约论为基础建立的国家-社会关系非常不同。因此，西方社会可以承受巨大的人命损失，而民众会倾向于将这种社会结果归纳为自身的责任，而不是因为政府的官僚主义和民主程度带来的反应迟钝。中国民众并不会这么想，中国民众可以给国家让渡很多权利，但是如果国家无法确保民众的基本福祉，那么民众的怨恨也会在国家身上，造成政治不稳定。过去公知们的“定体问”，本身也是中国政治伦理和思维方式的产物。
这也是为什么国外可以死了那么多人还保持基本社会秩序的原因，中国这方面确实做不到。当然，西方在防疫问题上的表现也绝非是什么良好的表率，2020年就开始充斥着官僚主义、思维混乱、愿望思维、盲目自大、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中国一部分人盲目要与世界接轨本身就是思维局限性太大的表现。
所以，一旦出现有病无医的情况，必然导致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广泛的怨恨，这还没有任何回头路可走。我们在2020年2月初就经历过一次，后面西安孕妇流产事件也经历了，社会的不满很容易被引爆。届时，微博热搜、朋友圈小作文会有多少？想想就心累。
也正是这个无解的问题，所以才要进一步坚定思想以正视听。有些地方的自以为是让全国动态清零局面几近失控，成本急剧上升还要全国来支援，这是非常惨重的代价和教训。因此才有“坚决克服认识不足、准备不足、工作不足等问题，坚决克服轻视、无所谓、自以为是等思想”的严厉批评。部分地方的表现其实与中央的精神无关，就是地方领导层的自以为是和自作聪明把防疫搞砸了罢了，不存在开放试验或者“替其他地方挡枪”的说法，有些人不要再自我感动和自我加戏了，这样显得愚蠢而又矫情。
正是这个无解的问题导致了我们需要继续保持动态清零，现在的目标是尽可能降低动态清零的成本，其中还有很多可以提高的地方。此外，我们也需要考虑如果病毒毒性减弱的动态清零退出机制，可能要有一定的可预期标准进行判断。当然，全国一盘棋避免更糟的结果的有效政治处理，这意味着地方不要在防疫问题上自作主张，也意味着只有中央可以承担这样的政治责任。
防疫的逻辑与经济发展不同，这事必须集中才能办成，各地如果各自为政只能导致最糟的结果。这样的道理，应该不难理解吧？
整体来看，中国保持动态清零还可以再支撑一段时间，现在很艰苦，但需要避免更坏的结果发生。至于未来，还需要边走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