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4年9月，江西瑞金并未从夏日的酷暑完全脱身，这样的天气让远处种地的农民都只能回家休息，等待天气转凉。
可就在这种炎热的天气当中，却有一个乞丐不辞辛苦地背着一个破包，拿着一根木棍在道路上一瘸一拐地走着，来往的人群也纷纷躲避，以防他身上的酸臭味沾染到自己的身上。
这时一个红军小战士走上前来，用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正要开口说些什么，便被乞丐身上的酸臭味呛得连忙将手捂住自己的口鼻，慌忙后撤。
那个乞丐看见红军战士后，仿佛如释重负般地倒在地下，他张开自己血淋淋的嘴巴，用尽全力地嘶吼道：“我要……要见周恩来。”随后当场昏迷，不省人事。
项与年
小战士没想到此人居然认识周副主席急忙向上级汇报，并将他送到了中央军委的驻地之中。
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大吃一惊，急忙上前看望，拉着那名乞丐的双手，叹息道：“项与年同志，你怎么成了这副模样！”
原来这名乞丐叫做项与年，在国民政府中担任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部的情报参谋一职，但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红色特工。
按理说，这种在国共两党中都占据一定地位的人，为何会沦落为乞丐？他的嘴巴又为何充满鲜血？这位特工的结局又是如何？让我们慢慢去聊。
潜入敌后，家庭破碎
1896年项与年出生在福建连城县朋口乡的一户普通农民家中，他的父亲最初将他命名为项廷椿，并用自己的全部家产为孩子抱养来了一个童养媳，叫做王村玉。
因为当时社会动荡，孩子稍不注意便会早早夭折，项父为了繁衍香火，前前后后为项与年增添了五个兄弟。
旧社会的穷苦人家
然而这么多的孩子很快就成了一家人的负担，看着嗷嗷待哺的孩子，项父手中的钱粮根本无力承担，只好将项与年和王村玉过继到别人家中，希望他们将两个孩子养育成人。
项与年的养父是开药店的，家境颇为殷实。而且家中没有子嗣，所以对项与年十分地关爱，亲自将他送到私塾念书，并张罗了他与王村玉的婚礼，以求项与年日后帮他们养老送终。
1918年项与年与妻子王村玉生下了一个儿子叫项德崇（后改为项南），正当一家人欢天喜地地庆祝之时，他的养母也生下了一个男婴。一时间养父母对项与年的态度发生了巨变，养父母不光要求他停止读书，还让他去药店干活赚钱，以此养活自己。
在家人的排挤之下，项与年再也忍受不了重重枷锁，他与妻子王村玉道别之后便一个人踏上了征途，并在革命思想的感染下加入了粤军，成为了一名国民党人。
刚刚参加革命的项与年十分地热情，可冰冷的现实很快就向他的头上抛下了凉水，粤军虽然名义上支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但在暗地里争权夺利，将自己贪婪的双手伸向了受苦受难的人民。
国民党军队
1925年项与年正处于迷茫之时，遇见了共产党人宣中华，受到启发的他当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自己的传奇的一生。
入党之后，组织委派他前往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担任党委书记，并在当地发展党员，组织被压迫的华侨展开反抗运动。
1927年项与年回到中国，他以南京华侨事务委员会科长的身份进行掩护，暗中加入了周恩来在上海创建的中央特科，从事地下活动。
在此期间，他曾秘密地返回自己的家中与妻子王村玉团聚，当天晚上王村玉拉着项与年的手，泪眼朦胧地询问道：
“与年，你和我说实话！这些年出门在外，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你到底是去干什么去了？”
看着妻子担惊受怕的样子，项与年的内心也是五味杂陈，他用自己颤抖的双手轻轻地划过妻子的泪珠，坚定地说道：“这些年，我想要每个农民都有地种，让咱们这些穷苦百姓都有饭吃，所以我……”
还没有等项与年说完，王村玉急忙捂住了他的嘴巴，急忙看向四周的门窗，将自己的声音压低，小心地说道：“与年，这可都是红军干的事情啊！”
项与年微微的点了点头，用手按住了妻子的双肩，无比担忧地说道：“此事你万万不能和别人说起，这可是会掉脑袋的啊！”
妻子点了点头并未说些什么，只是深深地看了丈夫一眼，随后走出门外继续为丈夫准备饭菜。
1928年，中央为了保护项与年的家人，组织人员安排他的妻子王村玉带着12岁的项南和刚满岁的妹妹到上海八仙桥附近与项与年团聚，而这段时间也是项南最快乐的日子。
项南学生时期照片
对于项与年而言，虽然项南是自己的儿子，但对于革命的事情万万不能和他谈起，以防不小心走漏风声，阻碍革命大计，可生活中的万般迹象都让项南出现了疑虑。
1934年的一天，项南走到父亲面前，好奇地问道：“爸爸，他们为什么都叫你老梁啊？是不是和那些经常来家中吃饭的‘叔叔’有关系啊？”
听到孩子的这番话，项与年的头上很快就渗出了冰冷的汗液，但他不敢回答，只能恶狠狠地瞪了孩子一眼。
项南看到父亲如此凶恶，脸上很快就布满了惊恐，好在远处的王村玉走上前来，轻声安慰道：“我的孩儿啊，这里可不是咱们老家，在这里你就好好读书识字，其他的千万不要问，你答应母亲好吗？”
不知所措的项南只能点了点头，从此对父亲的事情再也不敢询问。但这件事却给项与年意识到一个问题，儿子在自己身边迟早会发现自己特工的身份。
为了革命，他只好将年幼的项南送到南京读书，父子二人就此分别……
铁桶合围，危在旦夕
1934年江西省第四区“剿共司令部”成立了，项与年又一次收到了组织的任务，要求他前往江西德安，加入第四区的“剿共司令部”，帮助爱国将领莫雄展开革命工作。
项与年看到手中的调令内心五味杂陈，他缓缓地走到妻子面前，强忍着内心的悲痛说道：“我……我要出门做生意，可能要……出去一段时间，你在家中好好照顾自己！”
项与年与莫雄在新中国成立后合影
王村玉当然知道丈夫的意思，她并未说话，起身帮助项与年收拾行李，并送他离开了家门。
看着丈夫离去的背影，她万万想不到，这是他们夫妻一生中最后一次相见。
1934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了秘密的军事会议。老蒋除了阐述了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计划之外，还把一份两斤重的绝密文件送到了参会代表面前：
“集结150万大军、270架飞机和200门大炮，以瑞金为目标实施进攻，在瑞金150公里处形成一个大包围圈，以每天前进5公里的速度修筑碉堡工事，切断红军的一切信息与物资往来，将红军主力压缩到狭小范围内进行决战！”
蒋介石正在召开军事会议
这份文件便是我们熟知的“铁桶计划”，为了达到消灭红军的企图，蒋介石配备了1000辆军用卡车交通运输部队，并专门用两个师作为掩护，迷惑红军的判断。
就在老蒋兴高采烈地讲述自己的计划之时，场上有一个将领的眼中却射出了愤怒的目光，他就是著名的爱国将领莫雄。
莫雄出生于1891年，并于 1907年便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在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运动、讨伐陈炯明等早期革命中，时常能看见他的身影。
因为自己的军功，莫雄很快就得到了晋升，并通过自己的旧部刘哑佛的介绍下认识到了更多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成为了我党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红色党员”。
得到“铁桶计划”的莫雄立刻想到了在自己手下工作的项与年，为了将情报送给红军，莫雄连夜驱车回到了司令部，将两斤重的文件运了回来。
当时在场的一共有三名共产党员，他们分别是项与年、刘哑佛和卢志英。莫雄来不及交代，只是着急地说道：“你们必须将这份文件尽快送到瑞金，要不惜一切代价！”
项与年（左）、莫雄（右）
看着莫雄如此紧张的模样，三位党员的心中明白了此事的重要性，就在大家拿不准主意的时候，项与年走了出来大声说道：
“莫司令，让我去吧！我的年龄最大，革命斗争的经验也更为丰富，而且我还熟悉此地的山路，能最快地赶到瑞金。”
看到其他两名同志也跃跃欲试，项与年转身嘱咐道：“我前去送信，你们一定要好好地帮助莫雄同志，万万不能出现了疏忽啊！”
装作乞丐，蒙混过关
项与年先是通过电台将“铁桶计划”的重点进行了简述，并将详细的作战方案用特殊的药水抄写在四本字典当中，并将他放入包中，准备将其送到中央。
但是从德安到瑞金要经过八个城市、十几个关卡，为了掩护藏匿情报，项与年只能装作教书先生以求蒙混过关。
正当项与年来到南昌附近时，周围搜查的国民党士兵突然变多，敌人见到他背着一个袋子，便大声吼道：“你给我过来，把后面的袋子给我看一下，搜查！”
项与年事迹的相关插画
这袋子中便是用特殊药水处理过的情报，见到国民党士兵要拿，项与年害怕此物被敌人夺取，于是他灵机一动，将手捂住自己的嘴巴，大声叫道：“疼！真疼！军爷我的牙疼，您稍微等一下我拿一下药。”
项与年借此机会将袋子中的特殊药水拿了出来，并拿着自己的袋子向敌人面前晃了晃，说道：“我就是一个教书的先生，这都是我教书用的东西。”
敌人见他袋子里也没有什么东西，便没有过多地纠缠此事，项与年这才顺利地来到了南昌城内，并在几位地下党员的帮助下，将字典上的情报抄录到一张纸条之内，并将他藏在了鞋子当中。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示意图
经过四天的奔波，项与年终于来到了泰和山区。作为进入瑞金的必经之路，泰和山区充满了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士兵，通过观望项与年发现敌人的搜查更为严厉。
当项与年看到敌人连随身的衣物都会搜查之时，他不由自主地看向了自己的鞋底，为了不拿党和红军冒险，他急忙退回山林寻找对策。
当他看了看周围的地形，实在找不到其他进入瑞金的道路，万般无奈的项与年只好向前走去，希望能找到办法。
“扑通——”就在项与年冥思苦想之际，他却被不小心被石头绊倒在地。望着眼前的石头项与年不由得叹了口气，可就在这时，一条妙计涌上了他的心头。
项与年准备装作乞丐躲避搜查，毕竟当时战火连天，许多老百姓因此沦为了乞丐，这样的身份自然可以躲避搜查。
旧社会的乞丐
为了让自己更像乞丐，项与年颤颤巍巍地拿起一块石头，用力地将其砸向自己的嘴巴。只听“咯嘣——”一声，项与年顿时就感觉到一股浓重的血腥味，一颗门牙脱口而出，掉落在泥泞的土地之上。
可这只掉了一颗门牙，如何算是乞丐？
疼得站不起身的项与年，再次拿着手中充满鲜血的石头，拼命地向自己的嘴巴砸来。鲜血、污泥、牙齿……随着项与年的挥击，他的嘴巴很快便肿了起来，嘴唇也因此破裂，逐渐变成了青紫色，三颗牙齿也陆续跌落在地上。
嘴中的疼痛像是水泵一般，一点点地冲向大脑的神经，但此时的项与年来不及止痛，他急忙将自己的衣服撕成碎布，并把地上的污泥和鲜血涂抹在自己的脸颊与身体，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真乞丐，这才放心地走到关卡处。
项与年敲掉自己的四颗门牙（图）
盘问的哨兵见到项与年如此的模样，急忙骂道：“你快点走开，什么味道啊！走啊！”被骂的项与年立即向前走去，终于蒙混过关。
就在项与年坐出了最后一个关卡之时，他的嘴巴却意外感染，引起了高烧。为了尽快地将手中的情报送出，项与年拿着一根树枝，一瘸一拐地向着瑞金走去。
烈日、疼痛、饥饿、高烧、口渴……这些都没有打倒项与年的意志，他用自己残破的身躯走到了瑞金、来到了红军驻地。
“老伯……”项与年的耳中听到有人叫他，这才艰难地睁开双眼，并看到一个红军小战士正捂着鼻子向后退去。
项与年张开自己血淋淋的嘴巴，声嘶力竭地吼道：“小同志，我要……要见周恩来，我找他有急事啊！”
还没有等小战士反应过来，项与年的双腿立即软了下来，直接摔倒在地，失去了意识……
小战士顾不得项与年散发的味道，急忙将他送到休息室休养，并通过逐级上报的方式将此事告知了周恩来。
作为上海特科的创建者，周恩来当然知道项与年的身份。在项与年清醒之后，周恩来急忙将他接到中央军委的驻地，拉着他的手，叹息道：“项与年同志，你怎么成了这副模样！”
周恩来与邓颖超跟项与年合影（2排左1）
项与年并没有诉说自己的苦难，而是将自己用尽全力地将自己的鞋子脱下，将鞋垫中的情报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中。
看到手中的情报，周恩来的心中也大吃一惊，并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最终，中央军委决定实行战略转移，保护红军的有生力量，长征的故事这才开始……
但项与年的苦难并没有因此结束！
家庭破碎，父子重逢
就在项与年传送情报的时候，上海的党组织遭受了破坏，敌人很快就将他的妻子王村玉和年仅7岁的女儿逮捕入狱，而远在南京读书的项年却因此躲过一劫。
关入监狱的王村玉宁死不屈，不管敌人如何进行逼迫，她依旧没有张开自己的嘴巴，将党的机密透露一分。
看到王村玉如此地“顽固”，敌人只能将目光投向她七岁的女儿身上，在百般折磨之下，小女孩患上了骨椎结核症，病情开始极度恶化。害怕摊上人命的国民党特务只能将这对苦命的母女释放，让他们自生自灭。
得知消息的项南急忙来到了上海，并见到了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原本母子团聚得十分开心，王村玉却在此时流下了泪水：
“你的父亲到现在没有消息，我们现在也不能在上海呆着了，我们母女二人准备回到老家，你就留在外面上学就好，一定要照顾自己！”
看到即将离去的家人，项南的眼中忍不住地洒下泪珠，离别之际，他与母亲和妹妹在照相馆中拍了一张合照，而这张照片也是他们三人最后一张合影。
项南和母亲、妹妹
王村玉回乡后，女儿便因为病情不幸离世，而她也因为丈夫的身份受到了打压，只能到处流浪，与家人失去联系。
妻子失踪、女儿离世、父子离别，这些遭遇依然没有改变项与年坚持革命的初心，而像项与年这般离开家乡、妻离子散的革命志士又何止一人？
但值得庆幸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项家父子在曾希圣的帮助下终于重逢，直到1953年，项南到北京参加工作时，这对父子才终于相见。
1978年10月2日，84岁的项与年因病去世，作为家属的项南站在了前排。这时一个小同志急忙将项南拉到一旁，询问道：“梁老（即梁明德，项与年地下工作时的名字）的追悼会，你为何走到前面，这对他的家属不尊重啊。”
听到此话，项南含泪地说道：“你们所认识的梁老叫做项与年，他是我的父亲啊！”随后项南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豆大的泪珠噼里啪啦地向地上砸去……
项与年老年
时至今日，生活在这片热土的我们再也不用砸碎牙齿、忍饥挨饿；再也不用离开亲人、独自流浪；也不用朝不保夕，可以享受美丽的人生。
只因他们，只因那些弃小家、顾大家的革命志士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将自己的身躯与热血燃烧殆尽，用残躯呵护着今天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