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朝阳
编者按：在第八届杜甫国际诗歌周到来之即，巩义杜甫文化研究会将重磅发布由本会副会长毕朝阳先生撰写的长篇文章——《走近杜甫》，以此纪念杜甫诞辰1310周年。全文共七万字，每天发一万字，敬请广大读者持续关注。
巩义杜甫文化研究会
阅读提示：本文试图通过多维度、全方位透视杜甫的诗品、人格，还读者一个真实、鲜活、清新、立体、多彩的杜甫形象，使人们能够更自觉、更自信地去了解杜甫、感知杜甫、学习杜甫、体悟杜甫，从而更加从容地走近杜甫的内心世界。相信作者的不懈努力，能够让您做到开卷有益。
走近杜甫
——谨以此文纪念杜甫诞辰1310周年
（之二）
巩义杜甫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毕朝阳
“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霑忌刻，万事益酸辛。”（《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杜甫的十年长安困顿，就此拉开帷幕。应试之路，二度受阻，令心比天高的杜甫自信心大为受挫，一时间，内心的郁闷简直到了怀疑人生的程度。由于李林甫的一句野无遗贤，致使数万名考生全部落榜。许多优秀的考生因为想不开而抑郁，或跳河自杀，或遁入空门，或从此浪迹天涯。
显然，心理强大、实力不俗的杜甫并没有因国考的再次失利而一蹶不振。郁闷归郁闷，36岁的杜甫对自己的未来仍然充满信心。既来之则安之，这次杜甫没有草草收兵、匆匆撤阵，而是做好了打主动仗、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先是干谒。出此下策也纯属无奈。因为之前杜甫的主要活动范围也就是洛阳，所以在长安的关系并不硬扎，朋友并不多，影响也并不大。所谓干谒，就是通过登门拜访权贵以博得他们的同情，求取他们的帮助，获得他们的举荐和汲引。按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要先把自己的关系网、朋友圈建立起来。登门拜访，当然不能空搭手去啦，所以，请客送礼、“求爷爷告奶奶”便成了杜甫的生活常态。然而，干谒的日子真的不好过。一是要放下架子装孙子，二还得花费银子撑面子。就这，人家也不一定会正眼看你一眼。不买帐的时候往往居多。
从“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从“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到“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可以想见，当年杜甫心理的落差有多大，所受的白眼有几多、屈辱有几许。
天壤之别的心理反差，又怎能不让杜甫感到扎心呀。以致于他在长安写下了“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这首《贫交行》来发泄自己内心的苦楚与愤懑。
天宝九载（750）的秋冬之交，39岁的杜甫终于看到了一线难得的希望之光。天宝十载（751）正月，朝廷将举行祭祀大典，天赐良机，杜甫又怎能不以“久旱逢甘霖”的心情去抢抓这一难得的机遇呢？一顿欣喜若狂之余，杜甫倾尽自己的全部才情，使出浑身解数，以自己的生花妙笔，精心炮制出了《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三篇赋作，并于第一时间投入到了延恩匦中。
延恩匦的设置是武周时则天皇帝为随时接纳天下士人的表疏以便朝廷及时了解下情民意而开辟的一条信访渠道。为铜制之匦，相当于今天的信箱。数量共有四个，分别为延恩匦（养民劝农）、招谏匦（批评朝政）、伸冤匦（申诉冤屈）、通玄匦（建言献策），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去投，很民主自由的。
之前，杜甫也曾精心撰写过《天狗赋并序》等文以献，但均如泥牛入海般连个水泡也没有冒，并没有让朝廷作出任何反应。而这次献赋，由于时机把握得好，且内容深度迎合朝廷的胃口，所以，一下子便吸引了天子的眼球，受到了玄宗皇帝的高度重视和激烈欣赏，以致于“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壮游》）在经历了四年辛苦打拼之后，杜甫终于在长安迎来了自己生命中的高光时刻。《新唐书·杜甫传》载：“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对于这一高光时刻，杜甫后来曾专门作诗以记之：“忆昔献赋逢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莫相疑行》）
然而好景不长，风光过后，“主上倾见征，欻然欲求伸。”的美好愿望还是泡了汤。这次献赋，也仅是博了个“词感帝王尊”（《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而已，最终杜甫在获得了一个“送隶有司，参列选序”的候补资格后，悻悻退场。
又是一年日复一日的等待，又是一年日复一日的巴望。39岁的杜甫在这一年中内心的焦燥与怅惘，不知谁能够设身处地地替他付诸一番想像。不过既然朝廷已经下诏，当官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更何况不用再低三下四地去干谒了，想想这些，杜甫的心情平复了一些，等就等呗，反正自己还有大把的时光。其间，杜甫也确实曾出现过“经济危机”、“财政短缺”，也曾短期的“卖药都市，寄食友朋”。
天宝十一载（752）春，已在长安打拼五年、盘缠基本花尽仍然无果的杜甫为了回老家筹钱且顺便看望一下家人，便决定从长安暂时返回洛阳。临行前，他专门写了《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投赠曾一度关注过自己的韦左丞丈韦济，将自己几年来所受的委曲及今后的打算全盘托出，十分诚恳地以期韦济能拉自己一把。至于最后韦济对这封信的反应如何，我们不得而知。看来杜甫为作这首诗煞费的苦心又白搭了。
从洛阳筹钱归来，不用再寄食友朋，卖药都市的杜甫心情显然好了一些。他暂时将当官的事放在一边，开始在这繁华的国际第一大都市里通过赋诗唱和、宴集会饮广交朋友，到处寻开心。登慈恩寺塔，游赏曲江池、昆明池、乐游园、渼陂、丈八沟、何将军山林等，生活过得也相当惬意。诗酒风流、倜傥豪放之余，甚至还有点“乐不思蜀”的意味。
“百顷风潭上，千章夏木清。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鲜鲫银丝脍，香芹碧涧羹。翻疑柁楼底，晚饭越中行。”
——《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二
“剩水沧江破，残山碣石开。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银甲弹筝用，金鱼换酒来。兴移无洒扫，随意坐莓苔。”
——《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五
“幽意忽不惬，归期无奈何。出门流水住，回首白云多。自笑灯前舞，谁怜醉后歌。只应与朋好，风雨亦来过。”
——《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十
“青蛾皓齿在楼船，横笛短箫悲远天。春风自信牙樯动，迟日徐看锦缆牵。鱼吹细浪摇歌扇，燕蹴飞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荡桨，百壶那送酒如泉？”
——《城西陂泛舟》
有美景可观，美食可啖，美酒可品，美人为伴，天宝十二载（753）春夏，42岁的杜甫在长安的日子能说过得差吗？
“应为西陂好，金钱罄一餐。饭抄云子白，瓜嚼水精寒。无计回船下，空愁避酒难。主人情烂熳，持答翠琅玕。”
——《与鄠县源大少府宴渼陂得寒字》
“问讯东桥竹，将军有报书。倒衣还命驾，高枕乃吾庐。花妥莺捎蝶，溪喧獭趁鱼。重来休沐地，真作野人居。”
——《重过何氏五首》其一
能经常吃到价值不菲的宴席，把酒喝到光想跑路的地步。天宝十三载的春夏，杜甫同样过得潇洒。
天宝十三载（754）秋，由于霖雨六旬不止，杜甫难以走出家门，所以才暂时减少了外出宴饮的机会。
“今秋乃淫雨，仲月来寒风。群木水光下，万象云气中。所思碍行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浐路，迢迢天汉东。愿腾六尺马，背若孤征鸿。划见公子面，超然欢笑同。”
——《苦雨奉寄陇西公兼呈王征士》
就这，仍然给陇西公即汉中王李瑀等人写信，表达自己渴望与好友聚会的心情。期间，还因阻雨未遂驰贺，错过了通家世交沈东美（沈佺期之子）的除职宴会，而写诗深表遗憾。
“通家惟沈氏，谒帝似冯唐。诗律群公问，儒门旧史长。清秋便寓直，列宿顿辉光。未暇申宴慰，含情空激扬。”
——《承沈八丈东美徐膳部员外，阻雨未遂驰贺，奉寄此诗》
而天一晴、雨一霁，在家里憋了两个月的杜甫便立马又投入到了无休止的宴集之中。
“萧史幽棲地，林间踏凤毛。洑流何处入，乱石闭门高。客醉挥金碗，诗成得绣袍。清秋多宴会，终日困香醪。”
——《崔附马山亭宴集》
从这些诗中，我们不仅能发现，杜甫在长安生活的后期，不仅交往的朋友多，而且朋友的层次也很高；不仅参加的宴集多，而且宴集的档次也很高。
于是，有人便问了，那“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指的是什么情况。其实，这只是杜甫为了向韦左丞丈陈述自己干谒时的不易，以便引起韦济对自己的同情，而故意夸大其辞的。
骑驴只是对生活状况不佳的一种形象的比喻。正如现在人们所说的“不到京城不知道自己官小，不到广州不知道自己钱少”一样。京城里的大官多的是，有钱人也多的是。再加上杜甫初到长安时，朋友也少，办起事来确实不如在洛阳那样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所以，经常不得不暂时放下官N代的架子，违心地到处向别人点头哈腰。即便是请别人吃饭，也往往是等别人吃饱喝足离开后自己才凑合着吃点剩菜剩饭，所以内心才会时常泛起今不如昔的酸楚感来。
作为一个养尊处优的官N代，能在长安如此低三下四地巴结奉承着别人，杜甫虽极不情愿，但也不得不勉强为之。这就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但如果说杜甫是骑着驴，并且一骑就是十三年或三十年地奔波在长安，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试想骑着慢腾腾的驴又怎能跟上疾如风的肥马呢？那样，你就连跟在别人后面的资格都没有。人家都跑没影了，你还请什么客呢？由此，我可以推断，为了追求工作效率，杜甫在长安与权贵打交道时，一定是骑着马来去的。当然，杜甫在长安也是骑过驴的，但那是短途，且就在杜陵自家附近，纯粹是为了在路上消磨时间而故意骑的。三十载或十三载均为虚指。
“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权门多噂沓，且复寻诸孙。”
“阿翁懒惰久，觉儿行步奔。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
——《示从孙济》
有天，杜甫天一亮就起了床，百无聊赖之余，便骑上自家的驴，想在村里四处转转，可一时又不知道该去往谁家，最后想到有关家族和睦的事儿，便把拐棍搠到了从孙杜济家门口。以长者身份，对他展开了一场生动的思想教育。
由此可见，当时杜甫家里不仅有马，也有驴。就像今天许多家庭一样，既有宝马，又有电驴。出长途、妆门面便用宝马，溜个弯、买个菜就骑电驴。
就这样，在长安又呆了将近五年，等于在长安呆了十年后，杜甫才终于接到了朝廷的任命书。
为官时期。天宝十四载（755）秋，44岁的杜甫在取得侯补资格五年后才被朝廷正式任命为河西尉。河西尉是干什么的？就是负责河西县办案、审理、征税等事务的一个正九品下的小官。这样的任职安排，杜甫又怎会满意呢？显然与他的期望值太过悬殊。大失所望之余，杜甫拿出自己最后一点自尊，反将了朝廷一军，坚决不接受这一任命。朝廷一看杜甫情绪挺大，怕杜甫想不开寻短见，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便旋即又改任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从八品），官级多少往上提了那么一点。虽然杜甫对此仍不满意，但毕竟好赖是个拿工资的朝廷命官呀，更何况酷爱喝酒的他当时也确实需要一份固定的收入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于是，当场便也认下了。这是杜甫第一次作官，还是一个从八品的。比起自己的老爷、爷爷、父亲的品级差老鼻子啦。与自己“致君尧舜”理想所应匹配的“稷弃之职”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为此，杜甫曾作诗自嘲道：“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官定后戏赠》）
可倒霉的是，他上任仅一个多月，安史之乱便爆发了。唐朝在经历过太宗（李世民）朝、高宗（李治）朝、中宗（李显）朝、睿宗（李旦）朝、武周（武则天）朝、睿宗（李旦）朝（睿宗李旦先后二次登基）近百年的时间后，于公元712年进入到玄宗朝。在先祖的基础之上，玄宗通过励精图治，很快便开创了唐朝的极盛之世——开元盛世。开元盛世长达29年。本来好好的，可玄宗为何要中途改年号呢？原因有二。一是想避一下晦气。开元二十九年末的时候，他接连失去了两个同辈兄弟（11月初三，堂兄司空李守礼去世，11月24日，大哥太尉宁王李宪去世）。如此，李唐王朝的王子王孙就只剩下玄宗一个人了。当年玄宗已年过六十，弟兄之死，令他心里很不自在，又正好到了年底，不如改个年号避避晦气吧。二是他觉得自己一生想办的大事此时已全部办完了，太子选定了，对他忠心耿耿、用起来很顺手的李林甫也被任命为宰相，内廷的首府（高力士）也选好了，宠妃也有了，自己也该享受享受了。于是，便将开元改成了天宝。谁知这一改不要紧，大唐的国运竟发了微妙的变化，各种矛盾渐渐多了起来，日积月累、积重难返、尾大不掉，并最终导致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其开创开元盛世的功劳一下子被清零，自己也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棍上。
唐玄宗后期，由于荒淫无度、朝政怠忽，导致国家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对外，穷兵黩武，开疆拓土，在内，横征暴敛，抽丁抓夫，致使国运式微，天怨人怒。不久便暴发了安史之乱，盛唐由此开始走下坡路。兵荒马乱之际，素怀稷契之志的杜甫，以敏锐独到的眼光捕捉到了这些社会乱象，并以随时敏捷的笔触客观记录下了由此给社稷百姓带来的灾难与痛苦。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三首》、《洗兵马》、《三吏》、《三别》、《悲陈陶》、《悲青坂》、《哀王孙》、《哀江头》、《春望》为代表作品，杜甫独辟蹊径，走上了以诗纪时、以诗记事、以诗纪史的诗歌创作道路。
“国家不幸诗家幸。”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大唐这段不幸的历史，成就了诗圣生命的恢宏。假若没有社会动荡、安史之乱，杜甫没有主动辞官、飘泊西南，仍旧汲汲沉浸在个人的高官梦里，以疲惫的身心混迹于官场，杜甫也许会成为一个良吏，但绝对成为不了千古“诗圣”。
“时势造英雄。”官场上杜甫虽然是个落寞者、失败者，但诗坛上杜甫却得以“彩笔干气象”的绝大本领，一帜独树地造就了一道壮美风景。
唐朝立国以来，已经太平百年。猝不及防之下，朝野乱成一团。无事可干的杜甫只好选择趁机去奉先县探望家小。一个月后，洛阳失陷；次年亦即天宝十五载（756）六月，潼关失守。十二月玄宗便仓惶奔蜀，长安随之沦陷。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杜甫也只干了一个多月，不知道工资拿到手了没有？
就是这一次探亲路上的所见所闻，引发了杜甫内心世界、思想观念的自我革命，也开启了杜甫由小我到大我、由诗人到诗圣的渐变之旅。
一边是中原地区安史之乱已经爆发，一边是骊山之上君臣之欢仍未中断；一边是“朱门酒肉臭”，一边是“路有冻死骨”。严酷的社会现实，强烈的社会反差，深深刺激着杜甫稷契一般的神经，驱使着他不得不凭公民的良心重新对国家、人民和自己的前途命运一并进行深入思考。特别是“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那惨痛的一幕，竟发生在自己的家里！杜甫在伤心欲绝之余，又怎能不发出“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的慨叹呢。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中，诗人也第一次推己及人，崭露出自己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
之前，杜甫内心考虑最多的是自己如何才能当上官、当上大官，还处于以我为中心来思考问题的“小我”境界。能当上稷弃一般的高官，才是他致君尧舜的前提。为了达成这个前提，杜甫曾热衷过干谒权贵、醉心过献赋朝廷，但却很少从圣人的高度关注过民瘼、虑及过民生。
当然，这种历史的局限发生在杜甫身上也很正常，毕竟他不是天生的圣贤，也没有圣贤的历炼。
天宝十五载（756）7月13日，太子李亨于灵武即位，是为肃宗，改元至德。此时，杜甫已携全家逃至鄜州（今陕西富县）。8月，杜甫得到这一消息后，随即只身投奔灵武，不料中途为安史叛军所俘，被带回了长安。由于官职太小，他的身份并未引起叛军的重视而受到特别的看护。所以杜甫在长安算是被监外执行，还是有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的。甚至还能在曲江边散步，与朋友喝顿小酒。
至德二载（757）4月，杜甫趁叛军看管人员不注意，在一个月黑之夜侥幸从长安逃归凤翔肃宗行在。其一路艰辛的程度，《喜达行在所三首》有清楚地记载。
当脚蹬麻鞋、衣露两肘、破衣烂衫、灰头土脸、狼狈不堪的杜甫出现在肃宗面前，肃宗真的是被杜甫的忠心所感动了，不久（五月份）便授予杜甫左拾遗一职。尽管左拾遗品位仍不高（仍为八品），但却是皇帝身边的近臣。在杜甫心目中，这正是他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职位。可惜的是，由于杜甫为人太忠厚，性情太直正，加之没有从政经验，不会圆滑处事，不久便因上疏谏止房琯之罢相，而触怒了正在气头上的肃宗，诏三司推问。眼看就要被处死，赖有宰相张镐及时出手相救，这才幸免一死。
不过这件事也让肃宗在思想上对杜甫产生了反感，开始有意识地疏远杜甫。是年闰八月，诏许他回鄜州探亲。仕途上的失意，却给杜甫带来了创作上的得意。被誉为诗史的长篇巨制《北征》以及《羌村三首》即为此时所作。
这次北征，进一步拓宽了杜甫推己及人、民胞物与的思想格局，也对杜甫由小我向大我的转变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开始把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民间、投向大众。然而，“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至德二载（757）9月，长安收复；10月，假期结束后，杜甫便又只身回到凤翔扈从还京，仍充任左拾遗一职。为了更好地表现自己，杜甫在宫中可谓恪尽职守、竭力尽忠、夙夜在公、在公明明。“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春宿左省》这首诗生动传神地刻画了一个国家公务员为工作操心劳神、夜不能寐、辗转反侧的敬业形象。岂不知，霉运又在不远处等着他。
乾元元年（758）六月，肃宗在长安局势稍稍安定之后，便开始了秋后算帐，房琯被贬邠州刺史，杜甫因涉房琯事也被贬出朝廷，下放到华州任司功参军（从七品下），掌管地方祭祀、礼乐、选举、考课等事务。这对刚刚开启政治生涯的杜甫无疑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实践证明，稷弃如果遇合不到尧舜这样的明君，也是白搭。
乾元二年（759）七月，对官场彻底失望（心凉）的杜甫主动辞了官。满打满算，杜甫三次为官，总时长不超过三年。“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立秋后题》）时年杜甫48岁。
随即，杜甫便携家人开始了关中大撤退。先由华州赴秦州（今甘肃天水），同年十月，又继往同谷（今甘肃成县），十二月又发同谷奔成都。这一年，是杜甫一生中过得最为艰辛的一年。“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发同谷县》）就是在这最艰辛的一年里，杜甫和家人的出行也还是有马车可坐的，有仆从跟随的。生活过得也不像大家想像的那么穷困愁苦，那么地缺衣少食。否则，一家十口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完成这次长征的。至于一家人在同谷挨饿受冻，杜甫不得不上山拾橡粟、挖黄独的事儿，主要原因还在于杜甫因为轻信了同谷县宰来信里的说辞，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他便携家人匆匆踏上了去往同谷的行程。可好不容易到了同谷地界，那位县宰却躲起来找不着了。得不到县宰的资助，杜甫一家人的生活便暂时失去了依靠。所以，在同谷的那段时间，便成了杜甫一生最黑暗的时候。好在后来碰到了熟人，很快便摆脱了窘境，并最终顺利达到成都。
杜甫离开长安，与其说是被动而为，不如说是明智之举。假如杜甫仍自我作茧般把一门心思花在如何当大官上，他便不可能有机会走出宫门、走出长安，深入社会底层、深入百姓中间，去感知黎民疾苦、发现社会阴暗，就没有时间去“独立苍茫自吟诗”、“新诗改罢自长吟”，就没有可能做到“晚年渐于诗律细”、“老年诗篇浑漫与”。大唐关闭了杜甫实现稷弃之志的政治大门，杜甫却为自己营造了一座自胜图强的诗歌殿堂。没有了官场俗务的扯绊，没有了伴君如虎的牵累，精神桎梏的打破，思想压力的释放，使诗人的天性得以重新舒展，诗歌天才得以再度焕发。从此，杜甫把作诗当成自己的主要事业，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由诗人到诗圣的自我砥砺、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生命之旅。
杜甫原本是想在秦州（即天水）定居的，可后来为何要“发秦州”（即离开秦州）？
杜甫初到秦州时，秦州的风物确实令杜甫耳目一新、心生喜爱，从《秦州杂诗》中便可看出他对秦州风物的赞美，以及想卜居此地的心思。
“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船人近相报，但恐失桃花。”（《秦州杂诗》其十三）东柯谷不仅景美，农业生产条件也好，很适宜人居住，且颇有桃花源的味道。
“东柯好崖谷，不与众峰群。采药吾将老，儿童未遣闻。”（《秦州杂诗》其十六）。很快，杜甫便被这里的景色吸引住了，并产生了在此靠采药度过余生的念头。
“重冈北面起，竟日阳光留。茅屋买兼土，斯焉心所求。近闻西枝西，有谷杉黍稠。亭午颇和暖，石田又足收。当期塞雨干，宿昔齿疾瘳。裴回虎穴上，面势龙泓头。柴荆具茶茗，径路通林丘。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寄赞上人》）。在《寄赞上人》一诗中，杜甫强烈地表达了自己急于在此卜地以居的想法。但为何在秦州待了不到三个月，便又匆匆离开了秦州呢？原因有五:
一是秦州这个地方，冬季十分寒冷。而年老的杜甫又偏偏怕冷。“天长关塞寒，岁暮饥冻逼。”（《别赞上人》）
二是秦州地处要冲，人员来往频繁，诗人应酬较多，内心很不情愿。“此邦俯要冲，实恐人事稠。应接非本性，登临未销忧。溪谷无异石，塞田始微收。岂复慰老夫，惘然难久留。”（《发秦州》其一）。同时，也无奇石可赏，地里的收成又少，故而又不愿在此逗留了。
三是秦州人尚武，不重视文化、文人。
四是有人来信请他前往同谷。“邑有佳主人，情如已会面。来书语绝妙，远客惊深眷。”（《积草岭》）这封信写得情真意切，确实也打动了杜甫。
五是南方的气候确实温和，物产也丰富，环境条件可适合杜甫养老。“汉源十月交，天气凉如秋。草木未黄落，况闻山水幽。栗亭名更嘉，下有良田畴。充肠多薯蓣，崖蜜亦易求。密竹复冬笋，清池可方舟。虽伤旅寓远，庶遂平生游。”（《发秦州》其一）
于是，杜甫连准备工作都未认真做，就兴冲冲地带着家眷匆匆离开了秦州。谁知，到了同谷，却发现自己上了“佳主人”的当了。由于佳主人避而不见，导致杜甫在人地两生的同谷，不得不靠捡拾橡栗、采挖黄精以度饥寒。“岁拾橡栗随狙公，手脚冻皴皮肉死。”“黄精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让诗人沦落到如此地步，困难到如此程度，“佳主人”无疑是罪魁祸首。
同谷这个地方环境的确很好，杜甫虽然不忍离去，但由于发生了这等不愉快的事情，最后，杜甫还是主动放弃了在此卜居的念头。“好马不吃回头草”，于是只好继续向南征行，去往成都。“远岫争辅佐，千岩自崩奔。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西岩特秀发，焕若灵芝繁。润聚金碧气，清无沙土痕。忆观昆仑图，目击悬圃存。对此欲何适？默伤垂老魂。”在《发同谷》这组诗歌里，杜甫对同谷的景色予以了特别描写及高度赞美，令人读后不禁心驰神往。
（未完待续）
来源：巩义杜甫文化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