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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是一座“魔幻”的城。

2021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里,

它榜上有名。

近年大力发展“大数据”的贵阳,

GDP增速曾经连续数年位居全国省会第一。

同时,在“中国最没有存在感的省会”榜单上,

它也屡屡有名。

有人说,它是“文化荒漠”,很“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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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之一曹雨腾和PIX无人驾驶小巴

受访者之一方静

年初,我们和几位贵阳青年聊了聊,

真实的贵阳,究竟是什么样?

他们中有人在此创业,

疫情期间将全球首个

滑板式超级底盘推向世界;

有人专注于在地文化,

即便文旅业放慢了脚步,

也在尽力蓄力、突围;

还有人曾接受4元“时薪”,用积蓄为理想买单。

正如受访者之一的80后创业者曹雨腾说:

“贵阳的年轻人多元、能跨界,

既保持独特的’野’,又也有本土关怀。”

编辑 | 徐莹 责编 | 邓凯蕾 摄影 | 代超

外界对贵阳的认识,似乎难免如同这里的地理和气候:云山雾罩。据说,过去还有不少“贵阳省贵州市”的口误。

在这座“存在感不高的小城市”里,一群年轻人在持续地为它写下注解,广东人袁銮便是其中一位。他是“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在国内的第一批写作者,主导编写的黔东南指南、贵阳指南,曾是多少外来人入黔的必备之物。

如果指南只有风花雪月、吃喝玩乐的旅行者视角,就没意思了。他翻阅过大量的当地府志、文献,和学者交流,到实地体验、观察,乃至在贵阳创业定居、结婚生子。因此袁銮的口头或文字叙述,多少能勾勒起贵阳的某些过去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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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河边,始建于明代的甲秀楼,

距文昌阁1.1公里,已融于城市轮廓

从他的介绍里,我们看到一个可以“怀旧”的贵阳。明朝初年,可考据的贵阳城开始建造。两道城墙、九座城门、四所楼阁,围起城内的生活。

如今,“九门四阁”只剩下文昌阁,但旧时格局存在于贵阳人的心里:旧城门连缀起来的地方,即云岩区、南明区的部分地带,才是“老贵阳”,文昌阁和不远处的喷水池,是无可争议的市中心。

有“面筋楼”之称的龙禧苑住宅区

贵阳电台街以及肠旺面等美食

贵阳不排外,毕竟城市最初就由各地移民共同建造。抗日战争时,它是稳定的大后方,沿海城市的各界精英与三教九流,一下子涌入当时只有十万人的贵阳,哪怕这段往事已经不被多少人知道,可文艺、医学、城市建设的一夕繁荣,仍然改变了小小的山城。

整个城市一边混杂,一边向西扩展。当贵州进入“基建狂魔”状态时,贵阳也在着力发展“大数据”。这里气候凉爽、地质稳定,连电价也给出了政策性优惠,于是在城市西边,出现了一些山里的数据机房。中国电信、腾讯、华为、苹果等公司的云存储服务中心,纷纷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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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黔春立交,不输重庆的立体感

2015、2016年左右,袁銮感觉到,身边回到贵阳的年轻人多起来,他们办起了展览、酝酿全新的城市文化、用非同以往的眼光打量或包装家乡的“遗产”。“我忽然发现,贵阳的气场好像聚集起来了,跟以前那种很标准的三线城市的半熟人社会的生活,很不一样了。”

去年年底,贵阳的“独特女性展”

为什么到北京工作过,又回到贵阳?我们问他。“在这座城市认真地去做一件事,似乎总是能获得超出我能力之外的承认,甚至是带着偏爱的,给了我很多认可,这样的一种’舒适区’,我觉得特别好。去北京工作那几年,挺思‘乡’的,思这个地方,离不开。”

“机器人出没,请小心避让。”在贵阳白云区的一处智能制造产业园内,贵阳小伙曹雨腾将这句标语贴在工厂外墙,这家企业是他和伙伴喻川6年前一起创业的成果。尽管疫情阻滞了流动,他们也不得不暂时关闭一间海外办公点,但还是通过元宇宙,与世界各地的同行们保持联结。

“机器人”之一,一辆无人驾驶小巴正在测试道路上运行。看到我们新奇地打量一切,曹雨腾说:“很多时候,外界会觉得,贵阳在科技方面,不会做出特别厉害的事情。”

PIX无人驾驶小巴

2014年,在北京工作的曹雨腾到家乡办活动,认识了当时正投入在无人机创业中的喻川,两个同乡人聊得很投契。那时候,贵阳的“大数据”发展政策刚拉开序幕。

再晚些,曹雨腾因为家庭原因回贵阳定居。“贵阳娱乐少,但还是有土生土长的力量想要做不一样的事情,有给乡村做互联网公益教育的,有传播苗族音乐的,有搞共创社区、屋顶种菜的。这个城市还是蛮有意思。”

喻川建筑专业出身,从小学习编程,懂算法,喜欢动手做些发明、硬件。2016年,无人机项目终止,喻川邀请曹雨腾加入团队,二人共同发起自动驾驶项目,想做一个通用的、最低成本的底盘,它能承载不同功能的移动空间,从而让城市生活更智能且便捷。这是一个有技术含量、又能普惠更多人的创想。

滑板式超级底盘

无人驾驶小巴的不同应用场景

简单说来,无人驾驶底盘就像一个“中台”,以它为基础,造车就像拼乐高一样,搭出不同的“模块化建筑”——景区里的自动驾驶巴士、商圈里的移动商店、养老社区的巡检车……

无人机项目打下了一定基础,贵阳又有投资人、设备、工厂,无人驾驶项目顺理成章地在这里生根。最终,曹雨腾和喻川成功开发了全球首个滑板式超级底盘,现在正努力打造无人驾驶移动空间。

搭载于底盘上的一款机器人,可种树

2018年3月,曹雨腾牵头做了第一次线下社区活动“黑客马拉松”,邀请到了30多位工程师,都是来自美国、新加坡、日本等不同细分领域的大牛,不乏知名公司的负责人与高校的科学家。这次活动后,贵阳政府也开始给予支持,最近的一次线下黑客马拉松活动,就是在贵阳“数博会”上举办的。

他们的无人驾驶底盘,也早已走出了贵州乃至国门,服务于不同国家的人们。到今年2月又要做活动时,考虑到新一波疫情风险,团队发起了全球线上招募,给每位参与者提供一台VR设备,预备在元宇宙里造真车。

曹雨腾说:“贵阳这几年发展大数据。这帮城市打出了一张科技型的标签,过去,贵阳可能连一个标签都没有。而自动驾驶本身,也是把数据进行应用的体现,又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结合。其实贵阳一些服务普通人生活的数据平台,也走得比较前。”

点缀在厂房里的“小盒子”也是办公区域

团队成员们

团队在北京、上海、意大利都灵等城市,都设有办公室,而贵阳办公室中,外地人大概占据了2/5。有曾经在大型汽车零部件公司工作过的贵州人,愿意为了无人驾驶项目回来。

三年前,曹雨腾受到贵阳本地自媒体平台的邀请,以“贵阳新青年”为主题做分享。贵阳新青年是什么样的?在曹雨腾看来,他们“首先是多元,能跨界,除了商业之外,也有价值追求;其次,保持独特的’野’,不轻易被束缚;最后,要有本土关怀,做一些事情,让本地的精神生活更丰富。”

付一浩和杜亚眉,算得上“贵阳新青年”。2021年,杜亚眉和袁銮搭档,主编制作了一本关于贵州的在地读物《出山》,第一辑里,一口气讨论了贵阳城的六百年,过去与现在,天上到地下,人文和生活。

杜亚眉在2016年回到家乡贵阳,为这座城市的文艺生活带来了改变。她原本在上海,从事广告和展会行业,回来后,向前老板借了一个展览项目,并断续在贵阳做一些和商业艺术相关的展览。

她也和朋友穆志薇发起了关注本地年轻人生活方式的自媒体平台“Guiyang Wow”。“有时候大家觉得贵阳是文化沙漠,但有很棒的年轻人回来了,围绕着城市文化做些事,只是没有得到系统的关注和梳理。”

贵阳在地展览——由TAG X Duide主办的Pump Love环保主题展

“贵阳新青年”分享会,就是杜亚眉与她的团队最先组织的。做到第三届时,她们认识了一浩。那时,他已经参与拍摄了不少有关贵州的视频,部分内容就发布在公众号“黔视今声”里。此后,两个团队不时合作,继续记录当地的青年故事和生活方式。翻看他们近三年的“笔记”,能认识在楼顶开篮球公园的人,住在山脚、做自然营地的人,开便利店的说唱歌手,讲相声的人……

一浩和杜亚眉,也从工作伙伴成为夫妻。一浩是辽宁人,30岁辞去了体制内的工作、进入传媒公司成了“贵漂”,就这样“贵定”了。

一浩和杜亚眉

2020年疫情刚爆发时,二人所在的平台要么时时整合新消息,要么尽力协调贵阳部分商家,为医护人员送上消费折扣,或是在疫情的起伏波折里,收集贵阳人的生活记录,将静止中的色彩片段们做成“线上展”——疫情期间做的第一餐饭、第一次聚会、第一次旅行、第一场婚礼……

就像杜亚眉说的:“用生活治愈生活,工作和生活都受到冲击,忧虑也伴随着种种变化和不稳定而生。焦虑之下,学着随机应变,多阅读、运动,接受慢下来的节奏,在疫情的缝隙间享受生活,而生活最终也给工作带来灵感。”

一浩及其团队记录过的贵阳年轻人们

夫妻俩很认同一个观点:大城市的生活、工作方式无法直接克隆到贵阳这个西南小城。生在此地、活在此地,往往多一些生猛。

比如机车,中国最高级别的摩托车赛事(CSBK)就是从贵阳走出去的,一浩曾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数过摩托车的数量,“一个红灯的时长,单从一个路口过去的摩托车就有42辆。贵阳多山地、隧道,总要过桥、上山、下坡,骑摩托车的人自然多。”

受访者之一贺爽也热爱越野摩托

贵阳人好饮,白酒不必多说,但精酿文化也在发展。一浩告诉我们:“贵阳本地有一个精酿品牌叫TripSmiths,他家的酒厂几乎每年要开一个party,到水库边露营,到河里划桨板、游泳、钓鱼。”

一浩工作现场

“贵阳周边水多山多洞穴多,自己去玩,成本能很低。”2021年初,一浩和团队伙伴们组织了一次探洞,由当地做过蓝天救援队队长的探洞大哥做向导,备好头灯、雨鞋,所有的成本无非油钱和一顿饭钱。

杜亚眉和一浩所记叙的,正是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朝九晚五之外的可能性。至于商业收入,一浩说,这几年贵州发展快,用在宣发、文化创意领域的钱,会多一些,但对以传媒为生的人而言,贵阳没有很大的甲方,金融类、酒类,已经是本地少有的大客户了,也能养活自己。

我们和付一浩、杜亚眉见面的咖啡馆,在太平路。不长的一条街,多的是咖啡馆、新式餐厅。

这条新晋“网红街”,在2019年还是贵阳市中心的冷清角落,却在疫情期间,热闹了起来。说唱音乐团体SIDE的三位成员租下一座小独栋,开了名为FRIDAY的便利店,一楼和一般的便利店并无二致,只是卖的酒多了些,二层像小酒吧,分享有质地的音乐,周末不定时办派对,花两块钱买瓶水,就能参加。

SIDE的三位成员

SIDE里,有三位成员是贵阳人,贺爽和PT曾在深圳做hiphop音乐厂牌,解先永拿了不少和说唱相关的奖,又去美国读书沉淀了一年。

陆续回到贵阳后,他们一边开店来谋生,一边做音乐追求理想。他们这么解释SIDE:不将音乐作为谋生手段后,更自由。

其实贺爽对便利店是有寄托的:“能不能成为社区化的去处?回家的路上,你和小伙伴约着来买点喝的,聊一聊,听听好音乐,不是那种躁起来的音乐。店里再陈列一点小画、小杂货,营造一种不嘈杂、但年轻的状态。”

曾经的FRIDAY

没想到,便利店火了。贵阳的夜生活其实很丰富,人们有时会玩到很晚。据说,夏天的晚上,最热闹的时候,车几乎开不进太平路,摩托车就有几百辆,巷道内的车把后备箱打开,就地摆摊做生意。

人们冲着派对而来,这并不是贺爽他们所期待的。“在吵闹的环境里消费一些比较快餐的东西,和真正地听音乐、去音乐节看演出,绝然不同。”

便利店关闭后,他们将原址整修一番,新开了融合贵阳口味的日式小酒馆,开始把年轻艺术家朋友的作品挂到餐厅里。

去年冬天后,疫情有所反复,生意也冷清不少。为了聚人气,他们没有停止分享音乐、做活动,有时还尝试来一场简短的戏剧快闪。

日式小酒馆内

“做餐厅毕竟不是我们擅长的事情。好些活动,热闹一下就过了,昙花一现。可不做又不行。最好的摄影师、音乐人、艺术家,似乎都在北京、上海,如果自己都不做点什么,生活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也是寻求一个出口吧,否则开个餐厅、能生活就挺好的嘛,何必想那么多?”

但贺爽与同伴们绝对看到了贵阳的好:慢得下来、静得下来、停得下来,不会被一味推着走。

“在贵阳做事情,能沉淀。而在很多大城市,首先得解决生存问题,总是在取舍,而不是完善。你看贵阳的精酿啤酒,积累很好,走出去底气很足。调整自己,做好准备了,才好再出发。”这说的是工作,也是生活。

三克岛图书馆藏在贵阳市中心的居民区,不好找。但只要进了院门,就进了爱丽丝的“兔子洞”。书、周边、展陈、家具,满满当当,在贵阳的阴雨天里,小小的图书馆显得尤其温暖,像梦境。

2019年12月,三克岛正式营业,不到一个月后,疫情开始,刚开张就关停了半年。馆长方静说,重启的日子,主要是靠贵阳的学生们渡过的。直到现在,三克岛里最常出没的,还是那些富有朝气的脸庞。

方静是贵阳人,在北京不同类型的媒体里洗淘过。2016年前后,她决定做图书馆,一个供人读书的空间。辞去工作,断续在北京尝试了3年,场地、房租、商业模式……困难可想而知。虽然受到多方帮助,她还是在2019年回到了贵阳,将图书馆开在家乡。“我算了算,在贵阳,靠我的存款来买单,实验这件事的话,能够维持5年。那就做。”

房子租来后,打通一两面墙,为木头刷上漆,搬来自己的藏书、别人的赠书和专门淘来的书,一个囊括文史、艺术甚至能供儿童阅读的小图书馆,就齐备了。

方静与先生

存放借阅证的角落

“我在北京经历了互联网的大繁盛,到现在,好像觉得,大家是不是有点累了?看过起伏了以后才明白,我追不了风口,我只能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和想做的事情,其余的,不会成功。”

来三克岛读书的,多是学生和刚上班的白领。方静估摸着,如果在北京,可能白领所占的比重会更多些。“北京的许多职场成年人们,他们的压力不是喝顿酒、蹦个迪就能解决的,也不是吐吐槽就能释放的,毕竟身处一个复杂的系统里,大家真的需要让内心平静下来,才能应对自如。还是需要读书。”

方静回来开图书馆,还有两个很深的感触。她说:“首先,在大城市,如果还有买房的压力,你得先糊口。如果想要做点什么感兴趣的,都得挣扎一番,毕竟时间和精力有限。我回来了以后常常想,贵阳这个地方,能够出很好的艺术和文学作品吧,因为有大把的时间去思考和世界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

其次嘛,有一回,一个从北京来出差的女孩儿,进来晃了一圈,问:你是不是想做一个‘体验空间’?我笑了,人的思维会被环境规训,这种对城市空间的理解和话术实在太带有北上广的气息了,都成了思维定势。其实,这就是个图书馆嘛。”

有读者来得多了,自然熟络起来,在方静顾不上看店的时候,能承担“一日馆长”的职责。照看图书馆之余,方静也在贵阳接一些品牌宣传的活,而合力完成工作的各位小伙伴,大多可以从这些忠实读者里寻觅,“我就像个HR”。

方静夫妻与一日图书馆馆长们

方静收到的读者来信

方静算过一笔账,刚开店时,她的时薪是4块钱,现在差不多涨到10块了。如果有一天,积蓄烧完了,这个店真的支撑不下去了,怎么办?

“那就关掉。我尝试过,如果市场的确不需要它,不遗憾的。开图书馆后,我新申请了一个微信号,现在有970多个好友,都是这两年的收获。如果我还在北京,也许如今面对的还是过去十几年所熟悉的那一群人,我对人的认知不会拓宽。回来后,贵阳让我逐渐脱离了被规训的感觉,这个城市的人给了很多热情的反馈,我也尽力给它带去一点点东西,这是多好的事情呀。”

舒畅和天焕应该算80后的初代深漂、沪漂了,两人学工艺美术出身,贵州人,在外看过世界后,到贵阳打拼。回看这十几年,抢占过先机,错失过时机。

十几年前,贵阳的咖啡馆很少,即便有,也是会所形式的、谈生意的场合。舒畅和天焕在贵阳会合后,一合计,开一家咖啡馆,正儿八经地卖咖啡,于是“土壤咖啡馆”就这么产生了,很成功。最热闹时,它有八家分店,人们拿着板凳坐在店门口,排队等着喝咖啡。

土壤咖啡馆内,天焕以及舒畅全家一家

为了开咖啡馆,去云南寻豆,舒畅用插画做记录

开咖啡店的同时,舒畅不忘做平面设计,也做过布艺、木工、首饰……2013年,他的妻子妮妮被陶艺吸引。一家三口就去景德镇住了两个月,妮妮学手艺,舒畅带孩子、陪读。学成后,夫妻俩又以女儿的名字,成立了陶艺工作室“舒与树”,设计图案纹样,做杯盘器皿。

舒畅的妻子妮妮

舒畅

天焕则投入了更多精力到咖啡馆中,选豆子、学习烘焙。与此同时,他一直做空间设计,还与朋友成立乐队,他当鼓手。

如今,咖啡馆最老的在职员工,已经做了爸爸,而更老的员工们,都有了自己的咖啡馆。贵阳咖啡市场的竞争激烈起来,独立咖啡馆、连锁咖啡馆、社区咖啡馆遍地开花。土壤从巅峰时期的9家店,收缩为一家。

天焕

天焕告诉我们:“如今贵阳的咖啡馆林立,要喝一杯咖啡,实在不难。我们重新设计、装修了这间门店,让它变得更简洁明亮,就像最开始时的模样。疫情过后,有些支撑不下去的店,改成朝咖晚酒,我们也想尝试,但最终没有这样做。现在来土壤的老客人们,或许想要的不只是咖啡,还有不能被取代的记忆。”

一边拼事业,另一边,孩子们也到了上学的年纪。天焕的妻子工作忙,女儿进了贵阳非常好的学校,他必须在孩子读书的问题上多费心,“盯着孩子读书,真是一件令人崩溃的事。”

疫情开始后,舒畅就在想,倘若自己生病了,家人该怎么办?因此近几年,他的许多精力都投入于,让陶艺工作室进入良性的自循环,设计、金工等个人趣味被暂时地放低了。他在妻子眼里很有危机意识,也很有行动力,“我刚说个点子,他就开始在本子上勾勒细节。总是在写写画画、思虑。”

这类思虑多了,舒畅对女儿的教育,倒越来越平和:“好成绩、好大学、好工作,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常规思维。但很多人从好的大学出来,却要在陌生的城市一边上班一边寻找理想,然后下一代,也许还得经历同样的循环。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做起事来,比我们刚出社会时更累,他们接收的信息量太大,而每个信息的有效时长又特别短,所以总在不断地寻找。作为父母,我们干脆做一点能让孩子接手的、她也感兴趣的事情。”陶艺工作室,就是朝着女儿能“传承”的方向去努力。

舒畅一家

在贵阳,辞职返乡或在不那么平顺的境遇中闯一番气象,不是什么新故事。《出山》里就写道,1901年,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回到故里,执掌教鞭,开展新式教育,之后又有一批人投身其中,长远地改变了“这座城市的思想边界”。

今天,当贵阳的各种边界都在迅速拓展时,自然而然地,一群年轻人陆续回来,顺应它的科技大势、艺文生活、气质底蕴与新陈代谢,添上属于自己的一小笔,自负盈亏,自在自得。用袁銮的话说,这是二三线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们,在离开故乡与回家寻个稳定工作之外,“过自己生活的可贵勇气”。

不是所有人都要这样,这或许也不是完美的生活,但一群人的努力,可能就会成为另一群人的勇气。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